玄志刚：大河文心

□ 玄志刚

国家有国家的文化自信，如大河汤汤，有容乃大。

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如老树盘根，不喧哗，自有声。

聊城的文化自信，写在黄河艾山卡口，那最窄处，有最长的回响，是河水与时光的对峙；写在伊尹耕莘处，那第一缕药香，飘了五千年，熬煮着济世仁心；写在光岳楼的楼顶，那一只葫芦，盛着日月，装着满城的福气；写在海源阁的书页间，那一卷卷宋版，墨痕犹在，藏着文脉的流转；写在景阳冈的风里，那一声虎啸，穿过千年，喊出了一代代人的风骨。

音、药、福、文、气，便是聊城写给大河的回响。

全中国最好听的城市名字，聊城当之无愧。

“聊”字何意？《说文》解为“耳中鸣也”，是声音在耳畔回荡。这名字，天生就带着音律的基因，仿佛千百年来黄河号子、运河小调、鱼山梵呗、高唐尺八、临清古筝，都在这一个字里汇合了。“城”字落地，把那些飘荡的声音收拢起来，聚成一方水土的灵魂。

“聊”字还有暂且、依赖、略微、闲谈等意思，更多的用作聊天。蒲松龄将书房命名为“聊斋”，《聊斋志异》里的《胭脂》故事发生在聊城。蒲松龄当年写《胭脂》故事，是骑着毛驴来到东昌府，在东昌湖边撷取素材后写成的。因此，东昌湖也被称为“胭脂湖”。

 聊城把精心打造的区域农产品品牌，也加了一个“聊”字，叫做“聊·胜一筹！”。胜出别人，凭的是实实在在的品质；胜出自己，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用心。以建设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为目标，聊城在服务全国“绿色大粮仓”“安全大厨房”上走在前、挑大梁，让“放心吃吧，聊城产的”成为为掷地有声的信誉。

聊城有数百处名胜古迹，都能在中外古典文籍中找到相关的对应。朝鲜《漂海录》、日本《入明记》、意大利《马克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荷兰《荷使初访中国记》、英国《乾隆英使觐见记》都记载了运河聊城的繁华盛景。

运河的桨声灯影，不过是聊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文明层层累积，如大河泥沙，沉淀出这座城深厚的河床。

（一）黄河收窄处 音律始宽时

九曲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启程，裹挟青藏高原的寒雪与黄土高原的泥沙，一路劈山夺路，咆哮万里。但黄河来到聊城东阿，在艾山脚下，收起了它的锋芒。

艾山卡口，宽仅二百七十五米，是黄河下游最窄处，水势被两岸挟持，流速湍急，左冲右突，如困兽，如烈马，如一个人被扼住了咽喉。

恰恰是这“逼”出来的激荡，让携带千里的泥沙有了片刻停留，不是沉淀，是顿悟。壶口是出征，卡口是收兵；壶口是少年问天，卡口是中年面壁。正因窄，才有了水与岸的相遇，万里征尘与一夕安顿的相遇，不是劈开，是绕行。

“秋观浪涌冬观冰，正月十六放河灯。黄河鲤鱼跳卡口，艾山脚下锁蛟龙。”这首民谣，道出了艾山卡口一水藏尽的春秋。

可蛟龙真的是被锁住的吗？也许它只是累了，游了一万里，游过了峡谷与平原，游过了征战与盛世，终于在艾山脚下，遇见了那个窄窄的，只容一身的入口。它游进去，不再出来。

黄河在艾山收窄了河床，正如一个人在中年收窄了期待。河道愈窄，回声愈长。

在任东阿王期间，曹植来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艾山卡口。那时山下流淌的尚不是黄河，而是古济水演化而来的大清河。河道骤收，如万马回旋，河水一次次撞向石壁，又一次次折身而返，不正是自己半生的写照？才名如滔天雪，功业却困于尺咫。七步成诗，却走不出兄长的阴影；胸怀天下，却终老于封地一隅。胸中万顷波涛，尽付这八十余丈的窄口。他久久伫立，衣袂尽湿，恍然觉得，这卡口收束的不是河流，而是自己无从安放的命运。

曹植生于乱世，长于军旅，那时的黄河是战鼓，是檄文，是父王的野心与天下。

可艾山不一样。这里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旌旗蔽日。只有水，日复一日地撞击石壁；只有岸，年复一年地收容流水。水在这里不是征服者，是归客。岸在这里不是屏障，是门槛。

曹植在卡口站了很久很久，久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日，他离开卡口，沿河堤，登上鱼山。山中无浪，只有风过松枝的轻响，面前是大河熔金，身后是空山不语。

起初是寂静，天地阖目，万籁噤声。然后，有音自虚空来，不是自天而降，而是自心底升起；不是入耳，而是入骨。那声音泠泠如冰下暗泉，杳杳如云外钟声，分明是梵呗，却无一字可辨；分明是初闻，却恍若前生早已听过千百回。他闭目，泪先于意落。那一刻，他听懂的不是经文，是卡口的水，半生的浪，四十年来所有无从收束的奔流。

他取过简牍，记下那缕音律，笔落处，不是诗，不是赋，是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梵腔汉韵。字字如莲，自唇齿间次第开落；音音如梵，中国佛教音乐自此开端。鱼山梵呗是完成汉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那一日鱼山上，他不过是那个半生颠沛的王子，终于在最窄的河道之处，听见了属于自己的回响。不是收束，是化开；不是征服，是和解。他俯瞰这片土地，河声入松，松影覆石，心中涌起一种奇特的归属感，仿佛此地不是他宦游的驿站，而是迟来的故里。

这位终生不得归乡的游子，在生前便把鱼山选作了长眠之地。他并不知道，一千六百多年后，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一路北上，夺大清河入海。他更不知道，自己长眠的鱼山，终有一天会矗立在黄河北岸。大河改道，竟是为这位才子守护千年。

     曹植落在这世间的，不止七步成诗的叹息，更有一脉文脉的奠基。他将汉乐府的古朴化为五言的华茂，让诗歌从民间歌谣走进文人堂奥。从此，中国诗歌有了抒情品格，有了“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的典范。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那八斗，不只落在魏晋，更洒向盛唐，落在李白、王维的酒盏里。

李白来到了聊城，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停留了多久，但他想必去了艾山和鱼山，和曹植来一场诗赋相约；想必去了茌平和博平，和鲁仲连来一场心灵相惜。李白一生崇拜鲁仲连，近乎执念，存世诗作九百余首，提及鲁仲连多达近二十次，频率远超其他历史人物。这不是偶然的“用典”，是反复的“签名”，他用鲁仲连的名字，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精神契约。

李白在《别鲁颂》中说，泰山再高，也比不上鲁仲连的高风亮节；军人再多，也要败在鲁仲连的三寸舌下。在《古风•齐有倜傥生》中，李白这样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的诗眼，就在这一个“笑”字，不是得意的笑，不是嘲讽的笑，是看淡的笑，是放下之后眉眼舒展的笑。在聊城，李白也找到了精神归宿。

聊城的音律脉络，并未止于曹植与李白。唐初，一位真正的音律大师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他叫吕才，聊城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人。这位奇才，在音律领域的贡献，足以让聊城配得上“音律之乡”的称号。

唐贞观年间，太宗令祖孝孙修订乐律，祖孝孙与乐师们反复争辩，始终不得定论。太宗下诏遍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称其“聪明多能，尤长于声乐”。魏征也盛赞其才，“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

高唐城外有座古墓，埋着春秋时的齐国人绵驹。绵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家级”歌星，《孟子》中有明确记载：“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因他居住在高唐，整个齐国西部的人都变得擅长唱歌，连国风民俗都为之改变。绵驹传唱的民歌被孔子收入《诗经·齐风》之中，他被后世尊为十二“音神”之一，名号“琴音绵驹”。那座墓，吕才去过，风吹过来，荒草窸窸窣窣地响，或许他听见了什么。

吕才更大的功绩，在于他参与编创的两部大型乐舞，《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贞观七年，太宗亲绘《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而习之。这个舞蹈“有往来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气势恢宏，震动朝野。千百年来，《秦王破阵乐》被史学界、音乐界视为“国宝”。《旧唐书》《新唐书》均为吕才列传。

吕才之后，又一千余年，聊城临清金郝庄，再出一位音律大家金灼南。

金灼南生于1882年，出身音乐世家，自幼习筝，青年时奔走江南数省，寻师访友，集众家之长，终成一家，世称“金派”。他将家乡流传的传统筝曲《双板》、《三环套日》、《流水激石》融合编创，命名为《渔舟唱晚》。这支曲子，后来成为古筝界公认的“第一名曲”。1984年，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采用电子琴演奏的《渔舟唱晚》，作为背景音乐。每天傍晚，当那悠扬的旋律响起，亿万观众并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根，流淌着聊城的乡音。

如今，金郝庄的村民们，仍在传习祖辈的技艺，那一声声古筝，一直传到今天。

聊城这片土地上，音律的脉络绵延两千余年，从未断绝。黄河在艾山脚下收窄了河床，却在聊城人的血脉里，化作另一种流淌。那不是水的奔涌，是音的绵延；不是力的冲撞，是韵的回响。

卡口窄处，蛟龙沉潜。那一缕缕梵呗，一声声尺八，一阵阵古筝，正是这条沉在河底的蛟龙，吐出的千古绝响。

（二）伊尹耕莘处 药香始渡时

音律从来不只是音律，五音入五脏，音乐本身就是一剂药，能调和气血，能安神定志。和音律一样，要寻找中医药文化的源头，那得走进莘县那一望无垠的旷野里去，走到“莘亭伊尹耕处”的石碑前。

伊尹是谁？他是厨子，是宰相，是帝王之师，更是中医药汤液的鼻祖。伊尹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看懂了“水火”的秘密。他发现，同样的食材，水多水少、火急火缓，出来的味道天差地别；同样的草药，单嚼独咽，与合煎共煮，效力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他把厨房里的炊具，搬进了药房。

在此之前，先民用药，叫做“㕮咀”，把草根树皮嚼碎了吞下去，或者切碎了硬咽。药是药，人是人，两不相入。伊尹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他把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生火，煎煮，让它们在水的浸润和火的煎熬里，彼此渗透，彼此成就。酸、苦、甘、辛、咸，各司其职，又浑然一体，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汤液”。

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神农尝百草，解决了“用什么药”；伊尹创汤液，开创了“怎么用药”。从此，药材不再是草根树皮的简单堆叠，而被赋予了灵魂，方剂诞生了。

伊尹用鼎煮药，不仅观察药性的寒热，更思考药物之间的君臣佐使关系。酸入肝，能收敛；苦入心，能泄降；甘入脾，能补缓；辛入肺，能发散；咸入肾，能软坚。“五味调和以养五脏”学说，如同一盏明灯，不仅照亮了后世中医药发展的道路，也奠定了“药食同源”的基石。它告诉人们，日常的饮食，其实就是最好的医药，通过对食物性味的精心搭配和调和，就可以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防病治病的目的。

厨房与药房之间，伊尹只轻轻跨过一道门槛，却为华夏文明推开了一扇大门，完成了从“食”到“药”的伟大跨越。

在同一片土地上，从莘县往北，在临清八岔路潘彭店村，矗立着一座彭祖墓。中华养生鼻祖彭祖探索着更为根本的命题，如何不药而养生、尽享天年，如何把厨房里的膳食，变成了通往长寿的秘钥。他所开创的，不是治病的方剂，而是活着的智慧。

关于彭祖活到八百岁的说法，民间流传着众多故事，有人说他精通厨艺，一碗鸡汤博得玉帝欢心，赐八百年寿命；也有人说他托人从阎罗王的生死簿上撕下了自己的名字，得以长生不老。尽管这些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八百岁其实是按“小花甲”的方法来记岁的，一年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天。这样算来，彭祖活到了一百三十多岁。彭祖代表了中华养生文化的源头，倡导的是“导引、调息、膳食、养生”四位一体的生命哲学，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长度。

伊尹在探寻百草与人体共鸣的奥秘时，想必去过彭祖的安息之地，感念这位先哲以食养生的智慧。或许正是这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他更加坚信药食同源、医养同理。

彭祖明其道，伊尹得其法，两位先贤在聊城这片土地上，共同为后世铺就了一条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厨房的康庄大道。

两千多年的时光里，汤液的香气从未消散。这一切，只为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茌平人成无己，金代医学大家。他最伟大的贡献，是首创“以经释论”的方法，运用《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逐条阐释张仲景《伤寒论》的条文与方剂，完成《注解伤寒论》这一经典医书。在此之前，《伤寒论》是一本“怎么治”的方书；在此之后，《伤寒论》成了一门“为什么这么治”的学问。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半表半里”的证治纲领，第一次系统阐述“和法”的理论内涵，第一次运用“君臣佐使”逐方解析仲景方剂之妙。他被后世尊为“国医亚圣”，与医圣张仲景并立杏坛，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成无己的伟大，还在于“无己”。他以儒医立身，无论贫富贵贱，对求诊者一视同仁，号脉必凝神静气，处方必反复斟酌。对无力支付药费的，无偿施药；对远道求医的，舍粥留宿。即便是在靖康之变后，他被当作战利品掠往金国、备受凌辱的漫长岁月里，仍以仁德为天职，既救治宋人，也为金人疗伤。孔子说“仁者寿”，成无己活到了九十三岁，这不是奇迹，这是中医养生智慧的实证。

从彭祖的膳食，到伊尹的汤液，再到成无己的注解，聊城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医药的命脉紧紧相连。如果说彭祖是滋养的沃土，伊尹是源头的活水，那么成无己便是那个引水成渠的人，让上古的智慧，得以顺畅地流淌进每一个后世医者的心中。

到了今天，这条流淌了五千多年的中医药长河，在聊城这片土地上，正奔涌出新的波澜。当古老的智慧遇见时代的呼唤，聊城人正让中医药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某一位先贤，而是这片土地孕育的阿胶、灵芝、桑黄。

阿胶、灵芝、桑黄都是聊城出产的道地药材，有着补血、和血、止血的奇效。中国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对阿胶的记载是“主心腹内崩……久服益气”；对灵芝的功效按青、赤、黄、白、黑、紫六芝进行了详细分类记载；对桑黄的描述是“属上经，性微寒，无毒，久服轻身，不老延年”。作为中医“上品”“君药”，阿胶、灵芝、桑黄都有着养身、养心、养颜的功效，是聊城人引以为傲的“聊城新三宝”。

“新三宝”之所以好，根子在水。东阿阿胶的独一无二，离不开泰山与太行山两股地下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其水清而重，其性趋下”，中科院检测也证实，这水为天然弱碱性，富含数十种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熬胶时能助杂质分离，让药效倍增。冠县灵芝长在黄河故道的沙土地上，那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正是灵芝菌丝最爱的温床。临清桑黄长在黄河故道的古桑树上，泥沙千年的淤积，为桑黄提供了最理想的宿主。阿胶得水之重，灵芝得土之松，桑黄得木之古，这三样宝物，说到底，都是大河留给聊城的馈赠。

寿人济世，道正声崇。从郑和宝船载着阿胶七下西洋，到今天“聊城新三宝”远销世界，聊城这片土地，始终在做好一件事：让中医药的智慧，生生不息。

阿胶之城、灵芝之乡、桑黄之都，为聊城振兴中医药事业，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像大河的发源地一样，不必是高原上那滴最初的水珠，能让无数支流汇聚、交融、奔涌向海的地方，便是文明最辽阔的发源。

那伊尹耕莘处的第一缕药香，从此处启程，穿越五千年的渡口，正在抵达更远的远方。

（三）光岳凌霄处 福脉绵延时

光岳楼的飞檐挑起鲁西平原的天际线，已超过了六百五十年。楼顶上悬着的那只葫芦，不是装饰，是真真切切长成、晒干、烙了花纹的东昌葫芦。

葫芦，是聊城吉祥文化的一把钥匙。它肚子里装着的，不只是一方水土的福禄祈愿，更是一条绵绵延延的福脉，从堂邑的葫芦架下，游过高唐的锦鲤池，穿过张秋的年画店，剪过茌平的窗花，最后落在东阿喜鹊的喳喳声里。光岳楼，这鲁西大地上最高的坐标，恰是这脉福气世代守望的高台。

从光岳楼经聊堂路，西行四十里，是堂邑镇路庄村。还未进村，葫芦的香气已扑了满怀，那不是花果的清甜，是一种经过日头暴晒、水分收干后的木质暖香。收获时节，家家户户的平房顶上，金黄的葫芦铺成一片海，长竹竿来回翻动，让每一只葫芦都均匀地承接秋阳。

张骞出使西域，将葫芦种子带到中原，在堂邑扎下了根。黄河改道留下的冲积土，疏松透气，排水性好，最宜葫芦扎根。老辈人传下话：“葫芦不挑地，但挑水；水若甜，葫芦才灵。”路庄人打井取水，井水清洌，浇出的葫芦皮薄肉厚，筋骨匀称，天生就是雕刻的好胚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因其独特的形态和音韵，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吉祥寓意。

葫芦谐音“福禄”，给人们带来福禄吉祥之意；葫芦多枝蔓，寓意“福禄万年”；葫芦内多子，表示“多子多福”。正因为这些美好寓意，葫芦被视为吉祥物，被称为“吉祥葫芦”。

葫芦天生一副乾坤相，圆腹为坤，藤蔓为乾，暗合阴阳。壶公悬壶济世，铁拐李葫芦装天，“壶中天地”四字，把这小物件里的大学问说尽了。可在路庄人眼里，那些大道理都远，近的是日子，镇宅的葫芦画上符，悬在门楣上；护身的葫芦系在腰间，跟着人出行；招财的葫芦刻着铜钱纹，摆在柜台上。“符器合一”，福气便从天上落进了人间。

东昌葫芦不仅种植规模大，而且最讲究雕刻技法，以“刻”为骨、金石铿锵，以“意”为魂、吉祥万千，以“形”为韵、随形赋意，“工”与“意”结合，“俗”与“雅”共融，“古”与“今”对话，将聊城的水土灵气、齐鲁的文化底蕴，一同刻入了这“福禄”之中。东昌葫芦，有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的鲜活掠影，有中华文化的韧性与活力，有传统与现代的美妙融合，有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东昌府区被命名为“中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之乡”，在全国率先发布东昌葫芦发展指数，引领着葫芦产业的发展方向。

大河拐弯处，必有圣人出。马颊河在聊城北边拐了个弯，仿佛故意要耽搁一会儿，好把天上的云影、岸边的花香都看得真切些。那水汽氤氲间，仿佛有什么东西沉淀下来，沉到土里，沉到人的血脉里，再化开时，便成了纸上的墨、笔端的韵。这里，便是中国书画之乡，高唐。

这墨韵一化开，便收不住了。近现代画坛，李苦禅、孙大石两位大师皆出于高唐。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的入室弟子，以大写意花鸟名世，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被称为“画坛宗匠”。孙大石先生也是山水画巨匠，晚年将毕生创作与收藏尽数捐给家乡。李奇茂，台湾水墨画大师，被誉为“当代张大千”，将高唐视为“第二故乡”和精神归属地。2012年，高唐县被文化部和国台办联合命名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人居四海，心在高唐。高唐县城不大，最好的地方，都给了那些与书画结缘的人。李苦禅、孙大石、李奇茂、巩德春、程辛木、辛守庆……近年又新添了韩静霆、张望，他们的美术馆静立在湖光水色之间，青砖灰瓦，仿佛那河水拐弯时打的一个盹儿，梦里全是墨香，醒来时，香已满城。

在高唐，不只湖畔馆舍里藏着书香，乡野之间，也藏着一群握惯了锄头，更放不下画笔的人。三十里铺镇大石新村，把写意花鸟技法融进秸秆画里，让庄稼地里的麦秸登上了国家艺术殿堂。琉璃寺镇秦庄村，是锦鲤绘画专业村，村民们的画卖到了北京。

高唐的祥瑞，自古便与锦鲤连在一起。千年之前，马颊河上便有渔人吟唱“鸣榔得锦鲤”，那诗句藏在《高唐州志》的泛黄纸页里，如同鱼苗藏在春水里，静待来日。

这锦鲤，从书画里游出来，从诗里游出来，先是游进了四十多家企业、八千亩池塘，游出了十亿元的光景；再一摆尾，便游出了国门，游到了阿联酋的迪拜。如今，高唐是“中国锦鲤第一县”，是“锦鲤之都”。那锦鲤还在游，成了动漫节上的“唐小鲤”，成了向全球发布的产业指数。它游到哪里，高唐的名字就跟到哪里。

运河从南边来，带着江南的温润；往北边去，载着北国的厚重。走到张秋这地方，绕着镇子拐了几个弯，也把一个镇子的命运，深深地嵌进了历史的河道里。

明清时候，这里可了不得。张秋虽是个镇，却有府城的地位，城里头设有工部都水分司、管河厅、布政司署、税课局，有七十二趟街、八十二胡同。民间有句话，叫“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这“临”是临清，“张”便是张秋了。一个镇子，能与苏杭并称，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

这繁华，养出了许多手艺。其中一样，便是木版年画。张秋的年画是从山西传来的，晋商把生意做到了山东，也把家乡的画样带了过来。到了明清，这手艺便在这儿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张秋的木版年画，有它独特的脾性。别的年画，印完了还要用手工给人物脸上添些颜色，叫作“开脸”。杨柳青的娃娃是这样，杨家埠的门神也是这样。张秋的年画却不，只套色，不手绘，一张画，要套印五回，少一回都不行。

张秋的匠人，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吉祥观。他们不信吉祥是要靠描画出来的，倒觉得真正的福气，就该像那白净净的脸，要留白，要稳当当地藏在心里。外头再热闹，也不往脸上贴金；心里再有盼头，也不溢于言表。那门神秦琼敬德，执鞭跨马，威风凛凛，脸上却不着一色，白净净地贴着门板。年画里藏着运河人家对日子的笃定，福气无须张扬，安稳自在心中。

后来，张秋镇“刘振升画店”迁往东昌府清孝街，由此带动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兴盛。

一样的吉祥，张秋人把它藏进套色的木版里，茌平人却把它剪成满窗的红。茌平剪纸，是不打底稿的，心随意走，动剪成形，在技法上多为“开口剪”，剪的时候不用剪刀插孔，直接从纸的一侧入剪刀。剪完之后，看起来零零散散，铺在桌子上，依然是一幅完整的图案。经过世代传承，茌平剪纸形成了简练质朴、造型夸张、装饰性强、含蓄内敛的风格，红彤彤的，照得满屋都是喜气。

黄河改道，引黄沉沙，给东阿留下沙化土地。东阿人不信邪，在沙地上种树，一棵一棵，一片一片，硬是用十几万亩人工林把黄沙锁进了绿网。林子长起来了，来得最多的是喜鹊。那黑白相间的身影，从这一片林跳到那一片林，喳喳的叫声把寂静的沙地叫活了。如今全县有二十多万只喜鹊，是全国唯一的“中国喜鹊之乡”。

喜鹊来了，吉祥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在东阿，县里明文规定，凡筑有喜鹊鸟巢的树，禁伐。两万多棵带巢的树，一棵一棵挂牌保护；沿黄湿地上，数千个人工鸟巢次第悬挂。这背后，是一种朴素的认知，吉祥是需要安居的，安居是需要呵护的。

那些挂牌保护的树，那些悬挂的人工巢，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生产，它们生产生态，生产景观，生产一个地方的辨识度。野鸭、白鹭、灰鹤、天鹅来了，连珍稀的震旦鸦雀也重现身影。鸟多了，来看鸟的人就多了；人来了，周边的农家乐、生态园、民宿便跟着火起来了。喜鹊不再只是枝头的吉祥，它成了乡村旅游的“代言人”，成了农产品的“形象大使”，成了电商平台上东阿阿胶、黄河大鲤鱼包装上的那一抹灵动。

聊城人懂得这个道理，真正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遗产，是活在当下的创造。吉祥文化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有多古老、多悠久，而在于它还能生长、还能结果、还能让土地上的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只有让它生根，让它与生产结合，与产业结合，它才能活起来，才能成为真正的“幸福产业”。

这幸福，是看得见的，在丰收的庄稼地里，在游客的笑脸上，在锦鲤跃出水面的那一刻，在樱桃入口的瞬间，在桑黄茶氤氲的热气里。幸福就藏在这些寻常却动人的瞬间里，藏在吉祥文化与产业结合的每一个细节里。

吉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扩散，从文化符号扩散为生态红利，再扩散为经济收益。如今，鲁西平原正经历着一场重塑，一场以“片区”为笔，以“振兴”为墨的宏大叙事，正在千里沃野上，徐徐绘就一幅名为“从一村富到连片兴”“从一域美到全域美”的乡村振兴画卷。

光岳楼高耸在平原之上，也挑起了这一方水土的万千气象。它看着脚下的土地从黄河故道变成绿洲，从沙化之地变成福乡。那只悬在楼顶的东昌葫芦，日夜转动，像是在为这满城的吉祥，做一个永恒的见证。

（四）先河后海处 文脉流转时

运河岸边，山陕会馆巍然矗立。门顶之上，一只葫芦迎着河风轻轻转动，和城中央光岳楼上的那只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昌葫芦。一个在城心，一个在河畔，遥遥相望，如同这古城的两个坐标，一个守着千帆过尽的繁华，一个望着万家灯火的炊烟。船行至此，便知聊城的城门不远了。

聊城这一段水路，是明清两代最繁忙的河道。漕船、商船、官船，密密地挤在水面上，帆影遮住了半边天。船上的货物，南方的竹木、丝绸、茶叶，北方的乌枣、阿胶、海盐，都在这里上岸、转运、交易。比这些货物更珍贵的，是那些装在樟木箱里、用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书。

书是走不得旱路的。车马颠簸，路途遥远，一本宋版的《史记》，经不起几回辗转。唯有船，稳稳地浮在水上，一日百里，不紧不慢，让那些纸墨易碎的东西，有了从容迁徙的可能。江南的藏书楼，那些藏在深宅大院里的珍本秘籍，正是沿着这条水道，一路向北，来到了聊城。

这便有了海源阁。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划出深深印痕的年份。珠江口外，英国的炮舰正缓缓驶来；东昌府的运河岸边，时任河南开归陈许道道员的杨以增，在万寿观街路北的老宅，建起了一座藏书楼。这仿佛是历史的一个隐喻，当国门被迫打开的时候，却有人执意要把中华的文脉，更深地藏进自己的院子里。

楼成之日，杨以增站在院中，望着这座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心中想起的，是《礼记·学记》里的四个字：“先河后海。”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河是源头，海是归宿。没有河，便无所谓海；但若止于河，便永远到不了海。他以“海源”二字名楼，既是对父亲“欲立家庙未果”的追远之思，更是一种深远的寄寓，藏书不是为了藏，是为了流；不是为了守，是为了传。涓涓细流，终将汇入大海；一阁之藏，亦当归于天下。

这是一种怎样的襟怀！杨以增从政经历丰富，最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督理着八百里运河的漕运与河防。他比任何人更懂水的性情，水不流则腐，河不畅则淤。书又何尝不是如此？藏书楼若是只藏不用，便是一潭死水；唯有让书流动起来，让文字活起来，文脉才能生生不息。

海源阁鼎盛时期，藏书达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四百余种、逾万卷。宋版“四经四史”，更是镇阁之宝，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国家图书馆现藏八百多部宋刻本，其中海源阁旧藏就有八十多部。这些数字背后，是杨氏四代、百余年的心血与坚守。杨以增奠基，儿子杨绍和在京为官期间继续搜求，孙子杨保彝悉心守护，到曾孙杨敬夫时，虽逢乱世，仍竭力保全。四代接力，一门风雅，这在世界藏书史上，也是罕见的佳话。

运河的水，日夜不息地流着。海源阁的书，也随着这水脉，流向了更远的地方。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聊城。他叫刘鹗，后来以一部《老残游记》名满天下。此时的他，正四处游历，慕名来到海源阁，借阅杨氏藏书。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会被拒之门外。

求书不得，刘鹗闷闷不乐地回到客舍，提笔在墙上题下一绝：“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

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老残游记》，书中那个到东昌府寻书未果、愤然题诗的老残，正是自己。一部小说，又让这段往事随着文字流传至今。

船到聊城，靠了岸。湖州的羊毛、兔毛，苏杭的细竹，一捆一捆地运上岸来，送进运河两岸的那些制作毛笔的作坊里。

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是东昌毛笔制作业最兴隆的时期。从业者千余人，作坊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运河两岸，古楼东大街两侧。那时候走在街上，随处可闻见竹木的清香、皮毛的微腥，听见的，是匠人们敲敲打打、修修整整的声音。当地有句老话，叫“东昌作坊，书笔两行”。这一边是做书的，刻版、印刷、装订；一边是做笔的，选毫、梳齐、修锋。书与笔，是文人墨客的左膀右臂，也是这座城市与文脉最深的缘分。

东昌毛笔的根，在浙江湖州。湖笔是天下第一笔，湖笔的技艺，顺着运河北上，在东昌府扎下了根。从元朝起，这里便开始制笔，到了明清，已自成一格。东昌的匠人，从选料开始，就格外讲究，做一支笔，要经过大大小小七十二道工序。单是水盆里梳毛这一道，就要用尖利的牛骨梳子，一遍遍地把羊毛、麻梳匀在一起，三十几遍下来，手被划得满是血口子。那最小的笔头，只有半寸长，握在手里，要用锋利的梳子反复修整，稍一松劲，便前功尽弃。

如此做出来的笔，选料精良，做工精细，锋长杆硬，吸墨性强，不掉毛，不散毛。行家们说，东昌毛笔有“尖齐圆健，刚柔相济”的妙处。好的毛笔，是有性格的。它不只是工具，更是书家手臂的延伸、心意的传达。笔锋落纸，墨迹晕开，那一点一画里，有匠人几个月的心血，也有书家几十年的功夫。

清朝顺治三年，开科大考。那一年，聊城人傅以渐带着一支东昌毛笔，走进了顺天府的贡院。考场上，鸦雀无声，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傅以渐运笔如风，一气呵成。那一手字，清劲挺拔，行云流水，仿佛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考卷呈到御前，顺治皇帝展卷细看。看着看着，不觉拍案：“此卷书法，可称当世第一！”朱笔一挥，钦点为头名状元。傅以渐后来成了康熙的老师，康熙皇帝巡幸聊城时，也用了东昌毛笔撰文赋诗，为光岳楼题写了“神光锺暎”的匾额。那四个字，至今还高悬楼上，任凭风雨，墨香如故。

六十年后，又是一段佳话。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聊城人邓钟岳，同样带着东昌毛笔进京应试。殿试之后，康熙皇帝看着他的卷子，朱批了“字压天下”。这四个字的分量，比状元的名号还重。

杨以增不仅修建了海源阁，还主持重修光岳楼，完工后，撰写了《重修光岳楼记》一文。那碑文，刻在石上，立在楼前，字字端庄，笔笔有力。站在这碑前，仿佛能看见当年的杨以增，握着那支东昌毛笔，蘸饱了墨，一笔一画地写下他对这座城市的深情。

书与笔，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聊城的文脉，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风雅。

从海源阁出来，不过一箭之地，便见一座青砖灰瓦的祠堂，静静地立在梧桐树的荫里，这便是七贤祠了。

聊城的文脉，不止于藏书、制笔、刻书。还有一样，比书更早，比笔更长，那便是“心”。

明代中叶，王阳明的心学如一股清流，从江南漫向北方。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程朱理学统治了数百年，已经有些僵化了。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像一阵春风，吹醒了沉闷的学界。可这股风，吹到北方，已经弱了。北方人讲究实学，看重考据，对心学这种“向内求”的学问，总有些隔阂。

但聊城不一样，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为心学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王道，第一个把心学的火种带回北方。他慕名南下，学成归来，便在聊城讲学。穆孔晖，同样是王阳明的亲传弟子，为官清正，屡遭贬斥，回到家乡后，也一头扎进心学的传播里。王汝训，师从穆孔晖的门生，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廉，晚年归乡，依然讲学不辍。张后觉，跟从王门弟子颜钥、徐樾学习，回聊城后广收门徒。孟秋、赵维新，是张后觉的门生，一个安贫乐道，一个著书立说。逯中立，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把心学的种子播向更远的地方。

这七个聊城大儒，前后相续，师承分明，在北方的学术天空下，撑起了一片心学的天地。万历年间，东昌知府岳和声感佩他们的学问与风骨，建祠奉祀，名曰“七贤祠”。七贤祠，承载了北方心学传承与发展的精神殿堂，成为一盏照亮北方大地的思想明灯。

清乾隆年间，另一位知府胡德琳来到聊城。他是个痴迷文教的人，在山东为官多年，修志书、建书院、刻书籍，不遗余力。他在东昌城内孙家胡同，把一处私人宅院改建成启文书院，成为当时东昌府最大的书院。

书院建成之日，胡德琳亲题一副楹联，挂在门口：“接武巍科三状首，传薪正学七先生。”上联说的是书院的学子，前后相接地考中状元的，有明代茌平的朱之蕃、清代东昌府的傅以渐、邓钟岳三位状元。下联说的是书院的老师，接续燃烧、薪火相传地传授“正学”的，是七位先生。这“正学”，便是心学。

这副楹联，把聊城的文脉说透了。状元，是果；七贤，是因。没有七贤的传薪，便没有状元的传承。书是载体，笔是工具，心才是根本。

王阳明先生没有来过聊城，但他的思想来了，便在这里扎下了根。那根，扎得很深。

从七贤祠出城往西，望见了马颊河，就到了老堂邑县的地界了。虽然运河主干道不直接流经堂邑，但作为东昌府的重要属县，堂邑的经济和文化深受运河影响。明清时期，堂邑县的河道管理归上河厅管辖，辖区就包括了运河的部分河段。‌‌ 柳林镇静卧其间，如今已属冠县。那里出了一个更奇的人，叫武训。

    武训乞讨，要的不是饭，是钱。他要钱做什么？办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识字读书。光绪十四年，武训五十一岁。他用乞讨积攒的经费，在柳林镇办起了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后来他又办了第二所、第三所。

    武训不识字，不藏书，只做了一件事，让不识字的人，有书可读；让读不起书的人，有学可上。他用最卑微的方式，做了最崇高的事；用一人的卑微，换来了无数人的可能。

    海源阁的书，七贤祠的心学，东昌毛笔的技艺，武训的义学，这些都是聊城的文脉。书在阁里，心在祠里，笔在手上，学在城乡，有形的，无形的，都在这片水土上活着、流着、传着，化作一纸文章，落笔生花。

写得好，便写出了状元。明清两代，山东的进士、状元人数在北方遥遥领先，聊城又名列山东前茅。这绝非偶然。七贤的心学，启文书院的教化，东昌毛笔的助力，海源阁书籍的滋养，共同成就了这一方水土的文运。

傅以渐的后人里，出了一个更了不得的人物傅斯年。傅斯年，是傅以渐的第七世孙。这座状元府第，到了他这一代，书香依然未断。1919年，“五四运动”那天，举着北大校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就是他。他是山东大汉，个高体胖，走在前面，像一面旗帜。后来他创办《新潮》杂志，与陈独秀的《新青年》南北呼应。

傅斯年陈列馆，是季羡林先生题写的匾额。季羡林，聊城临清人，梵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十二国语言，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1946年，他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正是经傅斯年先生的赏识，得以进入北大任教。2009年，他去世前，还在病床上写文章。那支笔，仿佛从傅以渐手里，传到傅斯年手里，又传到他手里，一代一代，不曾停歇。

聊城的状元，不止傅以渐、邓钟岳。聊城的文人，不止傅斯年、季羡林。他们共同书写了聊城的文脉，也让“状元之乡”的名号，实至名归。

海源阁的书，在战火中流散了大半。七贤祠的香火，也曾一度中断。可是，文脉没有断。

1990年，傅斯年陈列馆成立。1992年，海源阁在原址修复。2012年，作为古城保护与改造工程，七贤祠在楼西大街西首复建。

从2022年10月开始，不到三年时间，在聊城，七十七家以“海源书房”命名的城市书房辐射全市，有的在社区，有的在民宿，有的在景点，有的在书店。

2023年，聊城市启动海源阁古籍“归阁工程”。那些流散在各地的海源阁旧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回家”，有的是原件回归，有的是影印复制，有的是数字采集。

2024年，海源阁古籍文化中心成立，“海源阁杯”首届全市青少年经典阅读大赛举办。

2025年5月，聊城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一座藏书楼，一座七贤祠，几十座书房，无数个读书人，这就是聊城的文脉。它像运河的水，有时断流，但从未干涸。它在地下渗着，渗了几百年，忽然有一天，又冒出来，汇成溪流，汇成河，汇成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聊城的文脉，就是这样。你也许成不了状元，成不了大师，成不了圣贤。但只要心里有那盏灯，手里有那支笔，眼里有那些书，脚下有这条路，你就走在这条文脉里。

（五）武松打虎处 浩气激荡时

聊城还有一种文化，写在《水浒传》里。

景阳冈在阳谷县城东，沙丘起伏，林木蓊郁。“三碗不过冈”的酒店招旗还在，酒碗比成年男子的拳头还大。武松当年喝了十八碗，不是酒量大，是胆量大。

水浒中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聊城的影子，武松打虎之后斗杀西门庆，柴进身陷高唐州，宋江攻打东昌府，李逵寿张乔坐衙。故事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传说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民间的精神谱系。

聊城地处鲁西，冀鲁豫三省交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既有仁爱忠信的齐鲁儒风，又有慷慨悲歌的燕赵遗风。英雄的土地，是走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的骨头，硬硬地撑起来的。

上古时期，那时候，这片土地还不叫聊城，中原大地上，正进行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涿鹿之野，黄帝与蚩尤杀得天昏地暗。蚩尤战败，身首异处。他的首级，埋在了哪里？《皇览·冢墓记》里写得明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寿张，就是今天的阳谷。

阳谷县城南3公里处，一座圆锥形土丘静静矗立，这便是蚩尤冢。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发现冢分三层，叠压着五千年的光阴，最下层是大汶口文化，正是蚩尤的时代。蚩尤带领九黎部族，在农耕、冶炼、兵器制造等方面已有相当发展，与炎黄部落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源头。

黄帝是英雄，蚩尤也是英雄。苗族尊奉蚩尤为祖先，每年都要组织人员，到阳谷进行祭祀活动。阳谷的百姓，年复一年地祭他，不是因为他是胜利者，是因为他是“战神”，勇猛、刚烈、不屈。这种精神，像种子一样，埋进这片土地里，日后长出无数的英雄来。

阳谷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阳谷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正是种谷的好去处。清康熙年间修的《阳谷县志》载：“阳谷北境有密城，太皓伏羲氏之城也。阳谷在伏羲城以南，为伏羲教民种谷之地。”伏羲在此“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开启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后世将二十四节气的源头追溯于此。“阳谷”二字，取自“观日阳、种五谷”的直白意象，这片土地便有了五谷丰登的年景。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阳谷，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地名了，是中华农耕文明和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伏羲之后，又一位圣人来到这里。他叫仓颉，黄帝的史官。

东阿县王宗汤村，有一座仓颉墓。《水经注》里说，黄河经范县东北流，入东阿仓亭。仓亭，便因仓颉墓而得名。传说仓颉造字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文字诞生了，从此，人的思想可以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英雄的事迹，可以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流芳百世。

如果没有仓颉，蚩尤的战旗，谁能记得住？如果没有仓颉，武松打虎的故事，谁来传？文字，是英雄的第二条命。

2000年，国家文物局在这里勘探，发现仓颉墓一带是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墓地下层，还有汉代修的砖室墓。一代一代的人，守着这座墓，守了四千多年。守的不是一个传说，是一种对文明的敬仰。

洪水，是这片土地上，另一头猛虎。

尧舜之时，天下大水。鲧治水失败，他的儿子禹接着治。禹来到聊城，带着百姓，在南边开挖了徒骇河，在北边开挖了马颊河。河水退了些，却总也排不完。

有一天夜里，禹顺着暗流查看，走了五六里，发现一股打着漩涡往上涌的水花。他拎起泥沙袋，投了下去。这一投，惊动了水下的蛟龙，蛟龙张牙舞爪地扑上来。禹举起耒耜，和蛟龙斗到天明。后来，舜帝赐给他一块刻有镇蛟图的方石。禹在夜里子时，将方石投进漩涡，几声闷雷过后，水花落下，洪水退了。

东昌湖的西南隅，至今有一片水面，当地人叫它“龙潭”或“镇蛟潭”。无论多么干旱，那片水从未干过。老人们说，那是大禹投石的地方。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带着千千万万的百姓，一寸一寸地挖，一担一担地挑，才把这洪水治住。这种精神，叫奉献，叫牺牲，叫为了后人，舍了自家。

大禹之后一千多年，又一位圣人来到聊城。

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带着弟子，从卫国往晋国去。走到博平境内，漯河渡口，弟子来报，晋国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和舜华两位贤大夫。

孔子站在渡口，望着滔滔的河水，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浩浩荡荡的流水是很美丽的，可是我不想过去了。他转身，命弟子们回车。回车的地方，后人立了一块碑，上书“孔子回辕处”。

那个渡口，从此改名叫“鸣犊口”。那段漯河，从此改名叫“鸣犊河”。一个地名，记下了一位圣人的义愤。他不愿与不义之君同流，宁可掉头，回他的鲁国去。

这便是孔子的英雄气，不是打虎，不是杀敌，是坚持心中的道，不肯与无道同流。

《三字经》里有两句话，“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孟母仉氏，是亚圣孟子的母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母亲之一。《阳谷县志》记载：“孟母庙在城北安乐镇西，世传孟母祁蚕处。”祁蚕，是敬香许愿，祈求蚕神保佑蚕茧丰收。孟母为什么要在这里祁蚕？因为阳谷是当时纺织业的中心。

孟子壮年游齐，在齐国住了十几年。他把母亲接来，就养于齐。孟母住在阳谷，在这里劝农桑，树母仪，留下了遗迹。她去世后，就葬在这里。后来孟子扶丧归鲁，把母亲的遗骨带回了邹县，但阳谷的孟母墓，一直保留着。

唐天宝七年，谷邑令奉诏建孟母庙。庙里供奉着孟母塑像，匾额上写着“母仪第一”。每年二月二，四邻八乡的百姓来赶庙会。如今，庙已毁了，只剩一个堌堆，几块残碑。但那口“孟母井”还在，井水早已干涸，仿佛还能看见一位母亲，在这里打水、洗衣、教子。她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了“亚圣”。

英雄的母亲，更是英雄。

春秋后期齐国攻打鲁国时，鲁义姑携儿子与侄子逃亡，被齐军追击时，舍弃亲生儿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齐将感其义举，认为鲁国不可伐，遂退兵。鲁君闻知后赐她束帛百匹，尊称“义姑姊”。‌‌‌ 茌平韩屯镇罗西村的土堆和鲁义姑祠堂，成为纪念这一伟大女性的场所，“舍子救侄”的故事也就被列入“二十四孝”。

抗日战争时期，这片土地上，又出了一位英雄的母亲。

她叫白文冠，回族人，生于1873年，是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是回民支队的司令员，率部在冀中平原与日军作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1941年夏天，日军吃了败仗，恼羞成怒，便想出一条毒计，抓他的母亲，逼他投降。从那天起，她开始绝食。一粒米，一口水，都不进。七天七夜，滴水未沾。临死前，她让人给儿子捎话：“告诉本斋，他娘对得起他，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

1941年9月7日，白文冠壮烈殉国，享年68岁。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挽联：“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如今，莘县张鲁回族镇南，有马本斋烈士陵园，园中碑亭肃穆，松柏常青。独臂守墓人蔡恩坤在这里守护了四十年，每天为前来瞻仰的人们讲述母子两代英雄的故事。

孟母三迁，教子成圣；鲁义姑舍子全侄，退敌保乡；白文冠绝食殉国，母子两代英雄。她们是骨血里的义，是生死间的节，是至死不渝的浩然之气。

很少有人知道，岳飞的根，在聊城。

据《岳氏族谱》记载，岳氏先祖岳休，仕周官拜博州节度使。博州，就是聊城。岳飞高祖爷后来到河南汤阴做官，因百姓挽留，便定居汤阴。所以，岳飞的祖籍，在东昌府区湖西办事处岳庄村。

岳飞的一生，是精忠报国的一生。岳庄村，虽然已经没有一户岳姓人家，但村名还在，记忆还在。金兵追杀，岳氏族人纷纷避难他乡，隐姓埋名。可这片土地，记得他背刺“精忠”，记得他“还我河山”的呐喊。

这片土地，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骨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聊城，成了抗日前线。

这一年，范筑先将军在聊城通电全国，誓死不南渡，守土抗战。他召集爱国青年，组建抗日武装，与日军周旋。1938年11月，日军围攻聊城。范筑先浴血巷战，壮烈殉国。

这一年，还有一个少年，叫金方昌。他是聊城人，17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中共山西代县县委委员。1940年，他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弹尽粮绝，不幸被捕。金方昌宁死不屈，在狱中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诗句。同年12月，他被日军杀害，年仅20岁。代县将烈士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更名为“方昌村”。

还有张自忠，这位从临清走出的将军，在枣宜会战中，率领部队与日军血战九昼夜，最后壮烈殉国。他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

一个又一个英雄，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走向战场，走向死亡。他们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因为身后，是家，是国，是祖宗传下来的这片土地。

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设在聊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人口达2000多万，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解放区的五分之一。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进行了数千次战斗，牵制了大量日伪军，被誉为“血肉之躯筑起的平原长城‌”‌‌。

和平年代，英雄还在继续。

1979年，一位聊城干部，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次进藏。他在岗巴县工作了三年，和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1988年，他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进藏工作期满后担任阿里地委书记。

他叫孔繁森。在阿里，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八万多公里。他收养了三个地震中失去父母的藏族孤儿，为了抚养他们，他三次献血换钱。他给藏族老人治病，用嘴为老人吸痰。他因公殉职时，身上只有八块六毛钱。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留下的这句话成为党员干部的精神财富。 2021年9月，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精神坐标。

在聊城，他成了榜样。一个孔繁森，变成了无数个孔繁森。从“繁森”，到“繁星”，英雄不是孤零零的，英雄是可以复制，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一个人点亮一盏灯，千万盏灯，就能照亮一座城。这便是聊城对英雄的理解：英雄不是孤峰，是群山；不是绝响，是回音。

我们有伏羲的谷种，有蚩尤的战旗，有仓颉的文字，有大禹的治水精神。我们有孙膑的兵法，有岳飞的忠骨，有鲁仲连的义气，有鲁义姑的仁义。我们有武松的胆魄，有范筑先的壮烈，有金方昌的坚贞，有孔繁森的奉献。

这么多的英雄，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厚的文化。聊城人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就从这片土地上来，就从这一代一代的英雄身上来。

199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天下不敢小聊城》，这七个字，一直激荡在聊城人的心间，成为这座城市砥砺前行的精神号角。水的宽容，赋予了她开放包容的气质；水的奔流，滋养了她生生不息的进取之心。如今，立足“十五五”的新起点，聊城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两河明珠”城市的美好愿景。这一鲜明定位，将黄河与大运河交汇的独特禀赋、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与现代化的城市梦想熔于一炉，为聊城的未来之路铸就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灵魂与鲜明标识。

一地一历史，一域一风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聊城大地上总能找到源远流长的生动注脚；聊城，也以诸多伟大而原创的文化贡献，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星空。诗与远方，就在家乡。当我们将目光向内深耕，精准找到那个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触点，便找到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探索出“第二个结合”在聊城的生动实践路径。循着这条大河文心指引的路，一座充满自信与活力的现代化“两河明珠”城市，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来源：“山石榴”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