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为镜，照鉴一方水土的自然脉动与生活图景

乔洪涛，民盟盟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5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山东省作协第五第六批签约作家，临沂市政协委员、蒙阴县政协委员，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和散文集6部，曾获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万松浦文学新人奖、中国校园文学奖小说奖等，现为临沂市作协签约作家。

临沂市政协委员乔洪涛的新作《湖边书》最近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以作者在沂蒙大地云蒙湖畔的栖居生活为背景，以14万字构建起一座“精神湖泊”。书中既有对湖水涨落、水藻蔓延的细腻观察，也有对生命哲思的深刻叩问，探讨个体与自然的精神对话。该书对云蒙湖的形成史、渔猎文化及移民迁徙的追溯，亦赋予文本厚重的历史纵深感。记者就此书的创作过程、理念、方式以及书写内容等问题采访了乔洪涛。

记者：祝贺您的散文集《湖边书》出版。您在后记中提到，最终“所写的可能只是我自己”。这场长达数年的、与湖的独处和书写，最初是如何开始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乔洪涛：感谢您关注到后记里的这句话，这句话仿佛就是这本书的“命脉”所在——说到底，我所写的可能只是我自己。这本书看上去是在写一个湖，写一片水域的四季变迁，写植物、写动物、写雨雪与风雷，它当然包含这些元素，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但它又绝不仅仅止于写一个湖，而我的这个认识，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清晰的——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写一个湖的前世今生、一年四季的变化，我热爱自然，喜欢山河，在大水或大山面前，总会有不可抑制的欣喜和满足感。但是随着写作深入，我发现，我是在照一面镜子，一面储满生命又观照生命的镜子。这面镜子我20岁初遇时不以为意，那个时候血脉偾张、心事拿云，写作也是追求跌宕起伏、大开大合，语言狂飙呼啸、泥沙俱下，精力旺盛，常常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仿佛没有留下喘息的空闲；10余年后到了30多岁，我路过这座湖，顺着百十里路的湖堤蜿蜒，骑着摩托吹着风，湖堤一侧桃李满园，一侧碧波荡漾，才感受到自然之美，原来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波澜，就这样安安静静，风摇草落、雨打花开也是美的。

那一段时间写作遇到瓶颈，无法突破，工作与生活似乎也陷入了困顿。在这之前，我和几个朋友附庸风雅，在湖边租了一块地，命名曰“作家菜园”，每逢周末、傍晚等闲暇时候，大家到地里翻翻地、浇浇水，种点南瓜、西红柿、土豆，其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最后，菜蔬没收多少，聚会不少，然后，写了一部长篇作品《大地笔记》。后来，我们几个受不了累和苦，自然退出了“土地”，留下我一个忘年朋友，在湖边田地里盖了一片小院，种菜、栽花，住了下来。那个时候，他才50岁年纪，本来工作顺风顺水、蒸蒸日上，可是因为身体突然生了点毛病，加上家庭变故，变得心灰意冷，于是乎“田园将芜，胡不归”了。周末或假期，我常去他的小院里“寻清净”，而要去那里，就要沿着湖畔走，这样一座大湖，横陈在你的眼前，湖水、木舟、鱼虾和湖滩地上的羊群就会经常进入眼帘，次数多了，对它就越来越熟悉，终于有一日，我半夜起念，爬起来动笔开始写它。我想描摹一座湖，为它做一个小传。这样写了几章，断断续续，又停下了，因为仅仅用自然主义手法来素描来状物，美则美矣，却失之于肤浅。

此后，岁月流逝，年纪渐增，心绪也有一段时间很低落，常常一个人开车奔湖而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坐下来，对着湖发发呆，站在湖边吹吹风，有一次突然在水里看到一张虚浮的水淋淋的脸。我突然醒悟，我要写的这座湖，难道不是我自己吗？我与湖互相观照，湖与我对镜而视，它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它，是一样的模样吗？几十年来，它虽然也有过暴戾涌涛，淹没良田，掀翻船只，但大多时候的它静水流深，无言大美。它教我生活，教我如何面对自己，它包容我又改造我。我又开始了写作这座湖，但是此时的文字里，已经明显多了一个“我”，我用它来疗愈、来抚慰、来成长，直到最后这本书写完，我明白也确认，“我终究可能写的是我自己”。

记者：《湖边书》以诗性的语言，以扎实、绵密的叙述技艺，勾画出云蒙湖自然景观、自然生命的灵性之美，打通自然万物通往“自我”心灵的无碍之径。您为何选择散文来承载这样一个主题？在“持火夜行”“春湖洗月”这样的诗化表达与对草木虫鱼极具耐心的细密描绘之间，您如何平衡语言的灵性与叙事的实感？

乔洪涛：我2001年在《小说月刊》刊发的处女作是短篇小说《狼种》，那年我21岁；2002年，我在《散文》《山东文学》等杂志开始发表散文作品，并陆续被《散文选刊》和《散文海外版》选载。这两种文体我从开始写作起，直到今天，一直在并行写作。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专门的散文作者。作家张炜先生有一次讲座时，告诫我们，要当“作家”，不要当单纯的小说家或散文家。生活给我们许多写作的源泉和素材，适合哪种文体就用哪种文体，儿童文学也要写一写，要做一个“大劳动者”。我也正是这么认为的。

写这座湖，我使用了散文这种文体，这是很自然的选择，我觉得这样会有亲切感。一座安安静静的美湖，很难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发生，变化当然是有的——它们非常细微：一块薄冰悄悄融化所冒出的水汽，一根芦苇钻出来冒出的芽尖，一只水鸭子啪啪啪啪从水面跑过去……它们那么细微，那么美，像一首诗，让我有涌动的情感需要表达，而散文这个文体多元，可以叙事写人，也可以状物抒情——我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抒情作品，只不过有的是直抒胸臆，有的是克制隐忍下的暗抒情——我当然不能把这么长的散文写成不加克制的抒情文，这种情感需要依附在水草花木、鱼虾泥土之中，依附在简单的叙事之中，但它的确是诗化散文，不重在叙事。

我不想让那些凡俗的人事日常浸染了这座湖，它是属于哲理的属于思想的属于精神的，但这也增加了写作的困难，正如您所说的那种“平衡”。一方面要警惕过多叙事，陷入到叙事文学虚构文学的拖沓里去；一方面又要警惕过于纤细秾丽，抒情泛滥，成了所谓的“散文诗”。这就对语言有特别苛刻的要求，对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的整散、浓淡、节奏、气息、腔调都有要求，文学靠语言立住，语言的修辞靠真与实，正所谓“修辞立其诚”。我写的是我自己，我要勇敢面对自己的诚意，这需要勇气，才能真实记录下时间和空间的细微变化，记录下人心与人性的点滴波动，我要增加“细密”描绘，更要注意描绘背后的部分；还要耐得住寂寞，锤炼耐心，我告诫自己，不能一次写超过一千字，也不能一年半载就写完了，这本书应该是动态的、长时间的，只有那样忠实记录，才会有真诚的新鲜感和永远取之不尽的素材。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为了有可读性，遵循自身结构和规律前提下，我加了两个缀章，共同构成一次对湖的书写。一座湖不能仅仅是一座湖，它还要有外延，需要一块田地和一个村庄来完成。整本书是大叙事在里面，时间的流动、心情的变化、认识的提升，以及由湖到堤，由水到山、到人、到天的暗线变化，支撑着它的“筋骨”，让它不至于瘫软，仅靠语言的诗性，大概读者读不到第二章就厌倦了。

长篇作品的书写，是对作家的考验，也是对读者的考验，它需要有一口“气”去贯通，作家的文学中“气”要饱满。这口“气”多沉多重，这个作品最后才能有多高多深。当自身的元气不足，我就要到山中、湖边呼吸，“放牧”眼睛和心灵，把湖和我打通“无碍之径”，补养元气，补足中气，再积蓄些拔地而起的悍气和浩气，让正气与灵气有机融合，具有一定的爆发力才行。只有“气”足了，才有可能词句淋漓，细节开花。这是我追求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记者：从《大地笔记》到《湖边书》，您的写作始终介入现实也观照当下，观天、看地、悟己，有一种在场的使命感与书写自觉。这两部作品之间，您的观察视角、情感介入或思考深度，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与深化？

乔洪涛：《大地笔记》是记录那两年种地的过程与感受，但我自己认为是“野心不小，耐心不足”。春部是一个体例，夏秋冬又是别的体例。写完了春天，失去了耐心，想着要做一个大文本，大结构，于是，几乎所有我写过的文体，都包容进去了。那个构思很博大，也很庞杂，甚至有小说的文本穿插。到了《湖边书》，正如上文所说，年纪渐大，感受渐深，许多看法不一样了，沉静了，也有了文体自觉了。从观察角度看，《大地笔记》是不断转换视角的，《湖边书》比较固定，更容易深入，角度小，切口小，可能走向更深一些；如果说从思考来看，《大地笔记》宽博，《湖边书》则沉静。这是生命进程的不同阶段的呈现，也是一个作家不断求索、不断深入的明证。

上一部作品《大地笔记》我写了5年，这一本书断断续续用了10年时间，才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对《湖边书》的结构还是比较在意的。一个湖，不可能有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可能我们看到它的常常是零散的、点滴的、侧面的，但要写成一本书，向读者介绍一个湖，又是以散文的文体，那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我萌生写湖的念头是在冬季，所以这个湖我就从冬天开始写起——那是一次探访，到归居到乡村的朋友家里去，那是俭朴而迷人的生活——一切美食，像白菜、萝卜，几乎都直接来自于泥土，生活的闹钟缓慢而又纯粹，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生命在经历繁华之后回归了，到了一种最简单的地步，就像一个好的句子，我把语言的形容词，句子的状语，都尽可能删去了，只留下名词、动词和干干净净的小短句。这样的句子在声色后回到朴素的地方，露出真知。

我之前的《大地笔记》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写的，规范而整齐，到写这一本书，我不想那样整齐，那样呆板，所以，也就没有按照庸俗的春夏秋冬或一年廿四节气去。我从冬天入手——北方的冬天，总给人阴冷、素净的感觉，重点写了冬部、春部。秋部没有太多的着墨。这样完成8章之后，我觉得这本书并不完整，没有闭环，所以我又加了两个缀章，一个是湖边的田地，一个是湖边的村长，合起来，这才是关于一个湖的“完整的生命”了。

记者：整本书以简洁、诗性文字承载丰富内涵，每一个意象、每一句表达都兼具表层景致与深层意蕴，透露出醇厚的文化质地与深邃的情感温度。能不能结合书中的一些具体的描写，谈一谈您写这本书的思考，以及素材选取、写作角度的一些心得和想法？

乔洪涛：回顾起来，我写到《持火夜行》和《荒野风暴》时，印象尤其深刻。持火夜行，记录了一次我们在湖边的经历——一场诗会，一堆篝火，朋友在我怀中点烟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那样的夜晚，周边全是大水，安静，空阔，几个人在湖边谈诗，是不是很梦幻？火光周围，全是黑夜，人在黑夜的包围中，能发现白天不易发现的自我——白天的人，似乎属于社会，属于熙熙攘攘的生活，到了夜晚，到了湖边的时候，却仿佛打通了身体里的某个通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明明灭灭的烟火，一根点亮黑夜的火柴，显得特别温情，又充满了象征意味。而那点磷火擦着时，火焰是突然爆发的，虽然微小，但是有爆发力，像极了我们某一时刻的人生，一瞬一瞬，组成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火苗甚至都照亮了我今后的路，很多时候焦虑、疲惫，我都会想起那个“微火”。

《荒野风暴》是一次湖边遇雨。那天的湖畔突然乌云低垂，湖水涌波，天空压抑得很低，与湖面连为一体。我和朋友在观鸟驿站避雨，看到湖心岛万鸟聚集，都蜷缩着脖子，挤在湖心岛的树枝上。大雨骤至，瀑布般的雨水，倾盆而下，瞬间让一切都变得喧嚣而又沉静，这真是难得的遇见，观鸟驿站被大雨吞噬，大雨砸进水里，那种撞击，让人震惊。我们索性坐下来，呆呆地看雨水与湖水的碰撞，似乎天地间只剩下了水。那是在荒野，荒野空旷，就是这个词——空旷，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生命，包括文字，都太密集了，缺少留白，缺少空旷。湖可以给你这一切，10万亩水面，什么也没有，望不到边的寂寥感，这是很难遇到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并不能预见这本书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也很难知道它到底拥有多少内涵、承载多少意蕴，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只是想着去记录，记录湖，也照鉴我自己。可能在写作的过程中，当一个作者把精力持续多年放到一个作品上，潜意识里也会在思考，会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更加多义的想法。我也尽可能让自己开拓出去，不能仅仅局限于湖面去描写，那么就延伸着写到了湖的水底、湖堤、湖边的树林、湖边的田野、湖周边的山峦和寺庙——其实那个寺庙距离这个湖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它作为湖的映照，我在水边想到它的时候，仿佛就听到了它的晨钟暮鼓。我也告诫自己，不能局限于我自己。我的朋友、湖畔的农人、包括我种地那两年结交的“农民朋友”和村庄发生过的一些事，我也在缀章中写到了，我想这样才能让文本开阔、饱满，才能把许多零散的意象、物事按照情感、认知的逻辑，紧密结合起来。

从10年前，到写完这些之时，我与湖就像朋友、一对故人，我们有了更多的相知，也了解了彼此的脾气、性格、心灵。我还念念不忘的是那个湖心岛，真像句子中的一个标点啊，下了雪的时候，特别美，特别亘久，有地老天荒的感觉。这座湖是人工湖，后来我在纪念馆了解了它挖掘时的历史，那是一段战天斗地的岁月，人的精气神特别足，当然也很艰苦，也有很多故事——那些沉重的历史和故事，我写得不多，因为本书侧重哲思和性灵，如果把那些写进来，可能这本书的面貌会发生大的改变。我想，那些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做些采访，比如那些移民的后续生活，那些坚守湖边的库区百姓等等，也许有一天，那本书也会被完成。

记者：书中写道，“人成为湖的一部分，像一条鱼、一只鸟……生命的呼吸与湖水的呼吸成为一个频率，吞吐着风雨，也吞吐着天地。”这似乎超越了“观察”与“描写”，抵达了“融入”与“共生”。您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向读者传递一种怎样的自然观与生命观？

乔洪涛：这正是这本书的归旨所在，万物平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内心，达到一种和谐与平等，这是现代理念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自然之子，无论科技如何发达，时代发展到了哪一步，人都是有生命的肉身动物。有时候，或许是我们走得太快走得太远，忘了来处。科技是双刃剑，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会带来灾害。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科技竞争白热化，我们当然要重视科技，发展科技，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忽视人文学科的发展，不能忘记人文情怀的培育。人毕竟不是机器，不是AI，许多年前有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还有一句“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都是良语忠言。人来源于自然，属于自然，逃脱不了自然，所以，融入它与之共生，或者是湖，或者是山，或者是海，这都是我们终将追求的生命观与自然观。

记者：在您看来，自然文学或生态写作中，“人”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如何在自然书写中照亮人的精神困境与追求？

乔洪涛：一个自然写作者，要忘记自己的写作身份，不能太刻意，而是要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去客观记录，克制抒情，深入思考。不能主题先行，更不能为文而文。人类一直以来，都在不同困境中挣扎，有个体带来的，也有时代带来的，时代的侧重点不一样，个体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概莫能外。

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我们许多人，似乎脱离自然太久了，随之出现许多问题——焦虑，抑郁，孤独……山河大地，是初心，是来处，也可能是归处。或许，我们终究要回归生命“丛林”——就像许多人喜欢在阳台上养花草一样。心灵要寻得安放。那些山河间的诗意，会越来越成为治愈的解药。我觉得，自然文学会越来越发挥它的效力功能，这是精神的回归、初心的探源，也是身心解放的归宿。重新拾起山河诗意，写出更多更好的自然心灵之作，是文学大需求，是生命大文学。山河大地的诗意书写，对当代的我们观照自己、安顿心灵，或许不失为一剂良药。

记者：您提到在创作过程中“找来自然文学的经典，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哪些作家或作品对您产生了关键影响？您的阅读趣味和方式，如何具体地塑造了您观察自然与提笔书写的方式？

乔洪涛：有一段时间，我接触到自然文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契合，因为我生在农村，从小就在大地沟渠、树林荒滩中玩耍长大，在自然中成长。但是年轻时候，我正处于疯狂创作小说的阶段，那些自然文学经典读是读了，也喜欢，但并没有自觉地进行这方面创作。接触的比较早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但说句实话，这本书翻看了无数次，却没有真正读完过，正如我读《百年孤独》，无数次开始，无数次阅读，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整地读完。大概经典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吸引你去读，却考验你的耐心，或者读到一半你就会按捺不住地丢掉它，去急迫地写你自己的东西。

除此之外，程虹女士翻译的美国“自然四书”（《美国自然文学经典文丛》）——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和奥尔森《低吟的荒野》，这几本书我视若珍宝。还有张炜老师在一次授课时推荐的苏联作家阿尔谢尼耶夫写的《在乌苏里莽林中》，也给我如饥似渴的阅读感；20年前中国有个早逝的作家苇岸，他所著的《大地上的事情》，一直令我沉迷。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等等，它们都给我养分，也对我的写作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到自然中去，到现场去，真正地体验、深入生活，扑到大地的怀抱，倾听土地的心跳，感受自然的律动。

其实，回头看一看，许多年来，我的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都有较浓的生态元素和因子在里面，都是在人与自然中寻求一种和谐与平衡。我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河喜鹊》，就是这样的一部自然文学作品，黄河滩区的少年与喜鹊、少年与狗、老人与马、老人与土地、远山与大河……这部小说情节并不跌宕，但是有丰沛的细节，与《大地笔记》互文见义，可以算是自然生态小说的一种本真化写作。我准备写作的长篇半自传体《少年两匹马》，将书写少年与马匹的故事，也可以算是自然文学。

记者：在《湖边书》中，您通过“慢下来”与湖对话，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和生命疗愈。您在教育一线工作多年，也是临沂市政协委员、蒙阴县政协委员，基于您的教育实践与社会观察，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借鉴这种“与自然深度相处”的经验，将生态感知力与自然伦理的培养，有效融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对此，您有哪些实践思考或政策建议？

乔洪涛：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本土的乡村振兴、生态发展，我通过提案的形式，多次围绕云蒙湖生态优化发展、增设春秋假期让孩子与自然深度接触、激活蒙山生态发展等方面建议建言，也通过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就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创作提出建议和想法。同时，作为一名教师，我也在教学中通过相关课文解读、阅读材料的补充、个人创作经验的介绍，有意识地在学生中培养平等、生态、和谐的理念，我希望这能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一定熏陶和引导作用。

记者：请谈一谈您的下一步创作计划。

乔洪涛：下一步创作想法很多，就近的来说，2026年要完成一部教育方面的手记——太多的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值得书写、记录、思考，梁鸿的《要有光》已经做了尝试，身为一名县域高中教师，我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困惑和想法，想和大家沟通、交流。

另外，准备开始我的第三部自然文学《松山来信》的写作，这本书仍然不设时间限制，慢慢写，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就写完了。它主要写一座大山和大山里面的植物、动物、人物和思考，这算是我的“自然文学三部曲”收尾之作吧。因为高中教学任务繁重，只能业余写作，这期间还要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生活，所以并不敢保证哪一年完成。我手头开始的还有中篇小说“五行”系列和“衣食住行”系列，它们各自单独成篇，又互相联系。目前已经写了“吃”方面的一个中篇。

总的来说，写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对我来说，《湖边书》是一个驿站，歇一歇，继续起身前行，在写作中享受生命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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