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土丨我们村的城里人

李晓

1969年，也就是我来到人间那一年，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我降临村子的那一年，我们村户籍上的人口是2376人。

1969年，我们村子里的城市户口是19人。这19个人，都是当年从村子里走出去的，有考学进城工作的，有开货船、客船的，还有3个铁路工人、1个火车司机，有县城教师、乡供销社职工。这些人，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是“吃皇粮的”，或者叫有了一个“铁饭碗”。但这些人的家属亲属，大都还在村子里种地，在土里刨食，与农村还有扯不断的关系。

比如我爸，是当年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专科），毕业后进县城机关工作。我爸的户口所在地，由村子迁移到县城最繁华的一条马路，到了晚上，马路上灯火明亮，一到过节，树丫上还挂满了喜庆的灯笼。平时在县城机关工作身着中山装的爸，上衣兜里别着一只吸饱了墨水的钢笔，一旦领导开会，我爸就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我爸有两种字体，速记时是草书，慢写时是小楷。都说字如其人，我无法把他龙飞凤舞的草书与工工整整的小楷字统一起来。

当年，村子里的人对城市户口充满了无限的羡慕，能够脱离农村，不靠一块土求生活是多么的荣耀。但像我爸这样的人，休假时还要回农村做农活，耕地种植，但显然不合格。我14岁那年，看见爸笨拙地吆喝着一头牛犁田，泥浆四溅中，那头水牛似乎欺负我爸是一个文人，索性歪过头去吃田埂边的青草。我爸蹲在田埂边，痛苦地抱住头，没能力驱赶一头牛的委屈，让他感到很泄气。

但我爸，在村子里很受尊敬。逢年过节，都有村人抱着咯咯、嘎嘎叫的鸡鸭来到我家。我爸一直是个清廉之人，总是要变通着还礼或者直接付钱。

村人来大多是有所求的。比如一个村人，想求我爸把他的儿子安排到乡里供销社，那样可以领一份工资，成为城市户口后，每月还可以享受30斤的供应粮购买。计划经济年代，农用物资大都凭票供应，像这样的供销社职工，权力空间就更大了。

这个忙，我爸没帮。自此以后，我爸的光环渐退。更让我爸威信扫地的，是后来的一件事情。村里人去县城，看见我爸在用力推动一辆绿色吉普车，原来，那天吉普车的发动机无法发动，我爸和几个同事就在后面帮助推动发力启动，这一幕被村人看见后，他们心里的怨气也消了。

1988年，我们村的农村户籍人口是2879人，从此出去成为城市户口的人数增长到57人，大多是通过升学考试、城里招聘、进工厂等方式。那一年，我也成为一个小镇单位的干部，有了一个“铁饭碗”的城市户口。

堂伯对我成为城市户口后的人生金光大道充满了期待与指引，比如当科长、任局长什么的。但我辜负了堂伯的期望。

2000年，我们的村子迎来了历史性时刻，那一年，因为一个机场建设，我们村子面临整村拆迁的机遇。那年春天，在炮声隆隆中，工程开工建设了。后来，机场再次扩建，村子里成为城市户口的村人占到了7成多。村人们进城住进了高楼，早餐喝豆浆喝牛奶、吃油条吃面包，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在城里马路上遇见成为城市户口的村人，我在他们面前已没有了“优越感”，我只是提前来城里探路的。

村里的城市人，有明显的标记。可能是故土老家的喂养在持续着。特别是清明、中秋、端午、春节这些节日，一群人站在老家的高坡，俯瞰着早已变换模样的故土，深深的目光，在刻舟求剑般地打捞着对村子里的往事记忆。

我们这些成为城市户口的乡人，无法告别的，不仅仅是农村户口的身份，更是那永远沸腾在我们血脉里，成为一生都在回望，却再也无法真正抵达的彼岸。

那里，奔突窜动着我们的生命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