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如何解答“何以中国”

□秦岭

“何以中国”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如果细细追问，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两个：一是“什么是中国”，定义其内涵；二是“为何形成中国”，追溯其过程。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对于“我们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叙事和理解，这样的共识更多来源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有了自觉的民族国家，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于古代的理解，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时空框架。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教科书，普遍采用从“黄帝纪年”开始的历史叙事，“上下五千年”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这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地缘政治压力，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方式振臂，对国家历史的重新建构。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同往昔，站在当代考古学与历史学所搭建的阶梯上重新审视，这段模糊的、由传说和信史共同构成的漫长历史不仅变得日渐清晰，亦变得更久远更鲜活。“上下五千年”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不再能承载“何以中国”的追问和答案。

为什么是考古学？理由很简单，要研究文字发明和使用之前的久远的人类历史，要看见文字记录之外的鲜活的古代社会，考古学是我们唯一的途径。有了考古学以后，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过科学获取信息的方法、科学分析资料的手段，去分析、复原和理解几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几万年前的现代人，一万年前开始安土定居的我们的祖先。有了考古学之后，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人名、事件和年份，更是具体的物、具体的场景和具体的历史样貌。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些很早的、远远超出了历史文献框架的人类群体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研究和探索的方法。

西方在有了考古学这样的一个学科、在它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之后，对于中华文明史的追溯，仍然是以甲骨文为起点的。随便找一本英文的考古教科书或科普读物，同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并列的，仍然是殷墟、商王朝和黄河流域这个“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样的认知远远滞后于本书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基于自身研究经验的局限，西方学者形成自己对“何以文明”的定义，面对一个缺乏文化实践体认的东亚异邦，即便是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也往往只能从有文字自证的地方开始，构建对东方文明进程的认识框架。但是，这显然不是我们要追溯的“何以中国”这个过程的全部。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几年大家都会被四川三星堆遗址吸引眼球。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宣传，很多人知道了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与中原商文明同时期的成都平原，已经有了这样平行发展的本地文明，它的独特面貌完全有别于我们熟知的以甲骨文和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殷商文化。还有2019年申遗成功的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是一个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的5000年前的古代城市。没有金属工具就能达到的玉器手工业成就，没有文字系统就能组织大规模社会营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不仅使它载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刷新了世界对文明的定义。而这些辉煌的过去都是用今天的地名来命名的，《史记》当中从来没有良渚或者三星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它们的踪迹，是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些历史并给它们命名。这说明，人类的历史并非仅靠文献传承，早期中国的历史图景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

当然，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呈现，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是希望能回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去”的终极问题。不同于世界其他远古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字、礼俗、思想和民族精神能始终相承而未中断？这个文明古国如此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造就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延伸探索历史的时间维度，也要有观察古代社会的多重视角，更要能把握住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而这些，都需要由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来实现。

因为有这样一个更长尺度的对于人类历史的观照视角，我们在解答“何以中国”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再简单地从二十四史里面去截取片段，讲一段填充了考古新发现和精美文物的王朝史，而是直接从实物资料出发，去寻找历史叙事的起点，去把握真正能体现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变化。《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的8个章节，代表了我们理解的这个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里面最重要的那些变化节点。

用一句话来说，这些变化节点就是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然后是中国青铜时代来自不同部族的三代兴替，一直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兴起，即“中国起源”。

（本文节选自《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