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他的博物馆里，藏着一千四百种“年的面孔”

山东艺术学院长清校区的图书馆大楼呈圆形，从高处看，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山东年画雕版博物馆就位于大楼的一层。

馆长吴军站在大楼前，眉头紧锁。

“得有水。”他突然说。

负责博物馆施工的师傅们面面相觑，这里离水源不近，预算里也没这笔。吴军解释，“南向属朱雀，是火。要用水来洇一下。”

于是，水来了。一方浅池环绕在博物馆的门前，水流顺着大楼蜿蜒，发出细微的潺潺声。透过博物馆里面的玻璃地板向下望，即便在冬日，也能看见一尾尾红色鲤鱼在池中游动。

吴军每天来到馆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这股水。这是他给一千四百多块“老木头”准备的伴奏。

时间，仿佛在这里换了一种流速。

第一块雕版

1979年夏天，山东莱阳。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舞台美术兵吴军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在乡间土路上。部队来莱阳演出，16岁的他趁着白天没事出来“采风”。

一辆马车经过，赶车的老汉招呼：“解放军同志，捎你一段？”

吴军高兴地跳上车。他想喝水，但马车颠得厉害，水壶嘴儿在嘴边晃来晃去，就是对不准。马车拐进村子，老汉邀他进院坐坐。院子里有棵枣树，树下摆着小马扎。老汉进屋倒水，吴军坐在马扎上四处打量，目光落在墙角。

地上躺着一块木头——确切地说，是一块雕版，灰扑扑的，和杂物混在一起。但即使蒙着尘，那些凹凸的线条也藏不住。

他蹲下身，拿袖子擦了又擦，喜欢得不得了。老汉端着水出来，爽快地说：“喜欢就拿走！”

吴军有些不知所措。军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军当兵第二年一个月的津贴是7块钱，大半要给家里，因为有部队配给基本用不着钱，他平时身上也不带钱。

情急之下，他抓起墙角的笤帚，开始打扫院子。从院门口扫到枣树下，从枣树下扫到墙根。尘土飞扬，老汉哈哈大笑：“解放军同志，这活都是家里媳妇干的！”

吴军不说话，继续扫。最后，他带着那块版离开了。

那块雕版具体是什么题材，吴军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回部队的路上，他把版抱在怀里，马车依然颠，水壶依然对不准嘴，但他不渴了。

一块木头，就这么在心里扎了根。

1988年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吴军被分配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直到退休。近四十年里，收集年画雕版成了他专业之外“自然而然”的爱好。一块两块，十块八块，不知不觉就多了。

他很快发现，自己痴迷的这些“老木头”，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起伏，远比个人喜好宏大得多。

木头的记忆，时代的刻痕

山东年画雕版博物馆光线幽暗，那些来自各地的木版沉默摆放着。吴军知道，每一块雕版都曾发出过声音——是刷子蘸取朱砂时的摩擦声，是宣纸覆盖又揭起时的沙沙声，是年关将至时，作坊里昼夜不息的赶工声。

这些黝黑的木头，曾代表着一个可以创造财富的行业。

据杨氏祖谱记载，明洪武二年，杨氏先人由四川梓潼迁来潍坊，带来佛经文图雕版手艺。受明初政治及鲁地儒家思想的影响，杨氏雕版从内容到技术发生重大演变，诞生了杨家埠木刻雕版年画。至清代乾隆年间，杨家埠村内已是“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吸引画商竞相选购，年销量达七千万张。

比如，这套《秦琼敬德门神》版，两位门神勾着脸谱，手扬鞭锏相对而舞，造型夸张，威风凛凛。像这样一套雕刻精良的版，“有时意味着一个家庭作坊整年的生计。”吴军说。

年画始于“门神画”，多为木版画，是随着印刷术发展而兴起的一个新的印刷门类。文化学者冯骥才曾论述，雕版印刷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品是出土于敦煌的唐代咸通年间《金刚经》，这表明至少一千二百年前中国人就用雕版来印制图书了，后来的年画就是从中诞生的。

到了明清，这门手艺进入鼎盛期，山东潍县杨家埠、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一个个年画之乡在各地兴起，版画销往全国，甚至漂洋过海，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地，远至欧美也能觅其踪影。它题材广博、手法多样、色彩斑斓，承载着最密集的民间信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较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后来，年画渐渐被淡忘了。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它甚至沦为“俗不可耐”的代名词。

吴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的雕版年画对整个世界艺术史都产生过影响。”日本浮世绘就深受中国明代版画的滋养，两者呈现出相似的技术方法和艺术气质。而浮世绘又影响了欧洲的印象派。一条隐秘的艺术血脉，从中国民间的刻刀下，流向世界。

“年画用一种诗情画意的方式，承载了中华民众的文化记忆。”吴军说。

博物馆的藏品里有一件《双鱼图》。鱼在中国文化里有双重身份。一方面，“鱼”谐音“余”，代表着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年年有余，日子宽裕。另一方面，“鱼传尺素”的典故让它成为情感的载体，后来演变为贵族和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以彰显地位。这幅雕版在前人基础上作了创新。两幅画里的鱼，一公一母，彼此呼应。一鱼眼为日，背景莲花，龙尾翻腾；一鱼眼为月，背景牡丹，凤尾摇曳。阳刚与阴柔，富贵与国色，全藏在这两条鱼的眉眼里。

双鱼图

“你看，民间匠人从来不是简单地画一条鱼，他们把所有美好的祈愿都编进去了。”

作为中国雕版年画三大重镇之一，山东自有独特气质。儒家文化发源地，让年画成了另一种赓续文脉的载体。《渔樵耕读图》里，渔夫、樵夫、农夫、书生，代表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主要职业，也暗含着四段人生故事：“渔”是东汉严子陵，隐居富春江，终身不仕；“樵”是西汉朱买臣，打柴为生却苦读不辍；“耕”是大舜教民耕种；“读”是苏秦锥刺股。在传统士人心里，“渔樵耕读”是繁华落尽后的自在，也是喧嚣过后的闲适。

再如杨家埠的《镇宅神鹰》，在山东也叫“小条鹰”。“神鹰”谐音“神英”，曾是狩猎民族的助手，是古人崇拜的偶像，所以被请来镇宅辟邪。

年画也是时代最敏感的记录者。馆藏一套《新五子门神图》，原本是天官居中，五个童子手持牡丹、花灯、宝瓶环绕周围，寓意富贵平安。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同样的构图被改造：天官变成了手持麦穗的农夫，童子举起了“积极生产”“抗美援朝”的标语。

新五子门神

“它从来不是死的古董，”吴军说，“它一直在回应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

变化，发生在某个轰鸣向前的历史节点上。清末，战乱连年，各地年画开始衰败，几陷绝境。这些曾经创造财富的木头，突然失去了市场，“变成了负资产。”

它们堆在家里，占地方，变不成钱。吴军在收集这些雕版时，听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下雨天，怕湿了布鞋，从屋里拎几块版丢在院子里垫脚；后来挡鸡窝，当剁猪食的砧板；最后，在柴火匮乏的寒冬，“木头很好，很经烧的。”

从养活一大家子的“生产资料”，到碍手碍脚的“负资产”，再到灶膛里的柴火。物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境遇，也折射着时代的剧变。

“它真的‘活’过。”吴军说，“一遍遍刷色，一遍遍按压，养活过一家人，热闹过无数个年。然后，又被那家人的后代，安静地丢进柴堆。”

神荼、郁垒

“当个庙，咱们自己修行”

吴军的收集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机缘巧合”。杨家埠、高密、平度、东昌府……这些年，他开车跑遍了山东的年画产地，像侦探一样寻找历史上著名的“堂号”，也就是年画作坊的字号。通过“有眼缘”的中间人牵线，走进一户户农家。那些人家，多半已经不再印年画了。雕版堆在角落里，落着灰，占着地方。“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吴军笑着说。

这话听起来有些财大气粗，但真实情况是，那会儿的老百姓已经知道这东西能卖钱了。改革开放后，包括一些画家在内的人，开始购买雕版作为礼品，市场慢慢起来了。

但对于拥有雕版的人家来说，版终究是“没有用了”。孩子大了要娶媳妇，房间得腾出来。于是吴军走进院子，看看版，点点头：“多少钱，我全给你收了。”

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雕版只是安静地躺在他家的地下室里。“没事自己下去修缮，摆弄摆弄，建建档案，梳理梳理。”他没想过它们会有什么大用处，只觉得“应该这么做”。

互联网初兴的年代，有一天他在办公室上网，看到一则报道，说的是河北武强一户农民翻盖房屋时，从天花板里发现了一百多块清至民国的老版，被称为“重大发现”。吴军当时“一下子坐直了”，他开始琢磨，“七八套就算重大发现了，我地下室……上千套肯定有。”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这些年零零散散收来的，不是什么“破烂”，而是一个被忽视的文化宇宙。

2015年，《博物馆条例》出台，为非国有博物馆建章立制。吴军觉得，“是时候了”。申请、准备材料、接受评审……于是，山东年画雕版博物馆挂牌成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以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中国传统年画雕版为主题的博物馆。2020年，获评第四批国家三级博物馆。

“从民间作坊到博物馆殿堂，这个差异太大了。”吴军觉得，这是时代给传统技艺的第二次机会。他还给博物馆取了堂号——自生堂。“自生自灭。”他解释，“做得好，符合社会需求，它自然生长；做不好，就被历史淘汰。”有些东西，不是用力就能留住的，“得让它们自己找到活下去的方式。”

博物馆成立初期，运营并不容易。吴军告诉工作人员：“咱们就把它当个庙，自己修行。甭管其他的，修行好了，人家来的人自然能感受到。”

一次课间，年轻人围着他：“老师，以后跟着你混了！”吴军半开玩笑：“好好干。做好了，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学员们哄堂大笑。

“我是认真的。”吴军正色道，“只有让从业者过上体面生活，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他见过太多传统文化的收藏者，晚年陷入困境，耗尽毕生心血收来的东西，成了无法变现、无人继承的“负担”。许多传统手艺都面临着相似的命题，“我不能让这些木头也陷入那种窘境。”吴军的理想，是让年画回归“世代相传的产业”，成为能养活人的手艺。

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

吴军有一块非常喜欢的版。那是馆藏的清代嘉庆九年雕刻的《孔子像》。画中的孔子体现了民间对智者和圣人“七陋”之说的智慧——大额头、眼漏睛、朝天鼻、嘴漏齿、耳垂肩，不是在形容丑与俊，而是在描述智者与圣人的与众不同。原作出自宋代大画家马远之手，不是画“像”，而是画“气”。追求气息、韵味、不可言说的东西，这是吴军喜欢的“宋人风雅”，赵佶的瘦金体、汝窑的天青色、苏轼的“大江东去”，都是这种“气”。

在吴军眼里，这些年画雕版是时间的多重见证者。从雕刻风格能看出明清服饰的流变，很多灶王、财神还穿着明式官服，那是清朝对汉文化的包容；从磨损程度能想象当年印刷繁忙，有些版的边角已经被磨圆，那是无数双手反复刷印留下的痕迹。

“最具魅力的，是这些雕版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吴军说，四川德格印经院一些明代经版至今还在使用，这些年画版也一样，“仍然是活着的，你仍然可以用它来印年画”。

如今，走进博物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吴军观察过他们。年轻人站在展柜前，有时会看很久。他们不只是在看老手艺，更是追求“对美好期盼的同频”。平安、富足、团圆、丰收……年画里那些朴素的愿望，和今天的年轻人想要的，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表达的方式变了。

去年夏天，吴军去山西大同旅游，看到一家文创店门口排着长队。走近一看，卖的是“佛小伴”：把云冈石窟的佛教元素做成了车饰、包饰，设计年轻，限量发售，供不应求。

“我排了三天没买上。”吴军笑着说，“最后那天我早上6点就去排队，才给闺女买到一个。”

“你看，人家找到了新载体。”吴军说，“这是传统文化活下去的关键。”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喜爱的表达形式。年画在清代是贴在门上的，今天可以是印在衣服上、挂在手机壳上、做成盲盒。形式可变，但“对美好期盼”的内核不能丢。“它承载的是一种普世价值，你要心善，你要向往好的东西。千百年来，老百姓用这种方式把价值观一代代传下来，传成了骨子里的基因。”

现在要做的，是用新的方式把这个基因重新呈现出来。他计划与高校合作开设文创课程，让年轻人用当代语言重新诠释年画。那些古老的纹样、线条、寓意，能变成什么？他不知道，但他愿意让学生们去试。2019年，博物馆获批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山东年画艺术传承创新基地，这让他有了更多施展的空间。

吴军相信，最好的传承不是强行挽留，而是创造让它们自然生长的土壤。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这代人做不完，还有下一代。”

急不得。慢慢来。

水池里的水还在流。那些红鲤在玻璃地板下游弋，偶尔摆尾，搅动一池光影。吴军有时会在池边站一会儿，听听水声，看看鱼，也看看那些他收集了将近四十年的“老木头”。

如今，这一千四百多块侥幸逃过灶火的木头，静静地陈列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柜里。它们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有用”，作为“生产资料”的生命早已终结，作为“负资产”的屈辱也已过去，它们被重新命名：文化遗产。2025年，年画与中国春节一同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生堂”的寓意还在延续。而吴军还在等待，等待这些古老的基因，在新时代找到“自生”的方式。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