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长红，为何“惊蛰”无声

2026年春节档，备受瞩目的首部当代国安题材电影《惊蛰无声》高开低走，在顶级阵容的加持下，口碑却意外“翻车”。反观几年前的同类剧集《对手》，却凭借扎实的剧本后劲十足，至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这一冷一热的鲜明对比，不禁引人深思：两部作品为何会出现如此悬殊的口碑差异？《惊蛰无声》失手在哪里，《对手》又赢在何处？

“顶配阵容”失灵

作为首部当代国安题材电影，《惊蛰无声》自官宣之日起便备受瞩目。稀缺的题材类型，搭配张艺谋执导、全明星集结的“顶配阵容”，影片“未映先火”，预售飘红，被业界和观众一致视为春节档的“王炸”。

然而，影片正式上映后口碑急速滑坡，网络评分仅停留在6.1分，在春节档新上映的七部新片中，评分位居末席。影片票房上也未能如预期般引爆市场，档期内8.68亿元的票房虽不算低迷，但与《满江红》《第二十条》等张艺谋前作相比，显然未能延续其春节档的票房神话。观众评价也呈现鲜明分化，一部分观众认可影片层层反转的叙事结构，更多观众则直言观感未达预期。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何顶配的阵容，却讲不好故事？

对于这部作品的定位，张艺谋有着清醒的自觉。他曾坦言，《惊蛰无声》讲的是“今天”的故事，因此对“写实”的要求极高，真实可依是创作的前提，唯有立住“真”，才能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他也提到，影片整体叙事节奏紧凑，“如何在有限空间里讲好故事，既设置悬念激发观众好奇，又做到有铺垫、有惊喜”，是创作中重点琢磨的方向。

从创作意图来看，《惊蛰无声》的确试图以高度写实的笔触，刻画当代隐蔽战线的斗争图景。影片主线围绕“找钉子、查泄密”展开，开篇以我国新型战机隐形涂料泄密为切入点，国安小组虽及时拦截情报，但仍需尽快揪出潜伏内鬼，同时防范间谍组织销毁证据。为此，国安秘密启动“惊蛰”行动，在追查泄密案的同时，还要应对内部人员被境外势力策反的风险。影片以黄凯被策反、严迪“谍中谍”、王副局长布局三条支线交织推进，意在搭建层层递进的悬疑网络。

叙事成短板

《惊蛰无声》的核心问题，在于将复杂的悬疑博弈简化成了缺乏新意的套路。关键情节的转折缺乏必要铺垫，削弱了本该有的戏剧张力。黄凯被策反的情节，本应是展现间谍渗透手段与国安人员反制策略的精彩对决，却因人物塑造单薄、动机交代模糊，让观众难以产生共鸣；严迪“谍中谍”的设计因逻辑链条断裂、情节铺垫不足，显得突兀而难以信服；王副局长布局的支线，更是因线索过于隐晦、推进节奏混乱，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屡屡“出戏”，被动接受流水线般预设的“剧情点”。

更直观的痛点在于细节的粗粝。在隐蔽斗争中，接头方式本应是正邪双方智力博弈的精彩呈现，是斗智斗勇的微观战场。黄凯与白帆的多次见面几乎都是以乔装打扮后前往酒店，通过“垃圾箱取手机”这一单一方式联络，这种模式化的处理不仅让观众轻易预判到后续发展，更无法体现出隐蔽斗争中那种紧张刺激、变幻莫测的氛围。本应充满悬念与变数的接头场景，沦为了机械重复的流程展示，既削弱了剧情的逻辑严谨性，也让情节推进陷入单调乏味的窠臼。

将目光投向同题材的电视剧作品，或许能更清晰地照见《惊蛰无声》的叙事短板。《惊蛰无声》是首部当代国安题材电影，而在电视剧领域，近年来已有多部当代国安反间谍剧在央视等大平台首播并获得好评。比如，2025年播出的当代国安反间谍剧《绝密较量》以丰富的技术细节展现了“以智取胜”的无声较量，比如境外间谍通过假身份证租车、银行洗钱实施渗透，利用远程数据窃取、区块链商业渗透、窃听等手段窃密，甚至采取色诱、谋杀、投毒等极端方式，妄图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国安干警的破局之法与大数据追踪、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硬核科技紧密结合，正邪较量更多围绕信息战与心理战展开，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充满悬念与反转。

2021年播出至今一直被业内和普通观众津津乐道的《对手》，则选择将镜头切入复杂的现代都市生活，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写实，展现国安侦察员在琐碎日常中如何抽丝剥茧。潜伏在身边的间谍、生活与工作的边界模糊、平凡日子里的暗流涌动。真实感不仅来自技术细节的精准，更来自对人性处境与现实逻辑的深刻把握。

当代反谍战题材的魅力，恰恰在于它身处我们熟悉的时代，技术手段、社会生态、人性博弈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叙事方式仍停留在过去的套路中，即便题材再“今天”，作品气质也会显得陈旧。

角色沦为“提线木偶”

从“抓特务”到“除内奸”，《惊蛰无声》将冲突转向组织内部，本应有更幽深的人性勘探空间。然而，片中人物却大多停留在功能性角色层面，缺乏对行为动机的深层挖掘。

以黄凯为例，其堕落轨迹被简化为“一段亲密视频引发的叛变”。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理应信念坚定的执法者，道德防线为何如此脆弱？其内心的挣扎、信仰的动摇、从忠诚到背叛的心理嬗变过程被彻底压缩，人物因此失去了厚度，仿佛只是为完成剧情任务而存在的提线木偶。后续的“补救”也仅是出于“不想坐牢”的本能，更让其本应具有的道德挣扎，降格为原始的求生反应。

而刘诗诗饰演的妻子则彻底沦为“工具人”，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给黄凯被乘虚而入提供契机，夫妻矛盾的前因后果被一笔带过。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难以对人物产生共情，反而觉得角色的每一步选择都突兀而缺乏说服力。人物的存在价值仅止于“完成剧情任务”，至于他为何成为他、因何堕落，似乎都不值得深究。

严迪的双层卧底设定，同样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叙事潜能。游走于国安组织与间谍势力之间，本应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艰难的抉择过程，然而影片对他的心理刻画却流于表面。他为何能在双重身份中保持平衡？他的信仰与价值观究竟为何？这些深层次问题在《惊蛰无声》中被完全悬置。人物前史的缺席让观众无法理解他行为背后的逻辑支撑。一方面接受境外间谍指令，承受战友误解与内心煎熬；另一方面受王副局长直接指挥，在复杂谍战中把握分寸。内心欲望与精神世界的扁平化，导致关键转折的戏剧说服力严重不足。当结局揭晓身份时，观众感受到的不是震撼，而是“为反转而反转”的生硬。

缺乏完整人物弧光

《惊蛰无声》中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空心化，在与《对手》的对比中显得尤为刺目。当代国安反间谍剧《对手》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始终明白“无论是国安工作者还是间谍，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人”这一朴素道理。颜丙燕饰演的段迎九作为国安侦察员，心思缜密一丝不苟，但对待家庭却“糙”得惊人，比如为突然接到的任务将丈夫锁在卫生间，把教育儿子的工作全推给伴侣。这些充满反差的生活细节，让她的人物形象立刻丰满起来。

郭京飞饰演的李唐和谭卓饰演的丁美兮，既是潜伏多年的间谍，又是挣扎于柴米油盐的普通夫妻。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夹杂着对家庭的眷恋、对未来的迷茫。李唐出任务被打掉牙齿，嫌补牙费用太贵而忍痛放弃；丁美兮下班后抱怨随份子太贵，私下补课赚外快却被扣奖金，本想投资却遭遇P2P暴雷。灰头土脸的间谍夫妇，真实就真实在过日子过得太不容易。李唐在守护家人与完成任务间反复平衡，丁美兮在自首与愚忠间摇摆不定，这些无奈与彷徨，恰是人性最深刻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剧集《对手》中所有角色都完成了各自的人物弧光。李唐和丁美兮在上线的欺骗打压、国安干警的追捕与真诚相待之下，一个选择自首，另一个坦白一切；段迎九从不惜一切查案，在经历丈夫离婚、儿子出国、母亲患病后，逐渐开始关注家人。这种动态的人物塑造，让“好人”与“坏人”都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标签，呈现出真实人性的灰度。

《惊蛰无声》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是当下国产类型片的缩影。当叙事创新停留在概念层面，当人物沦为推动剧情的工具，再宏大的题材也可能变成空洞的展演。隐蔽战线的无声博弈，最终要在人心深处回响。只有真正潜入人性的幽微之处，才能让“当代谍战”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刘宗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