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专家： “中国模式正趋于成熟”

就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大部分关税政策无效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访问中国。无论如何，关税都未能遏制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狂飙突进。“中国模式正趋于成熟。”法国斯托纳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快报》专栏作家罗班·里瓦东在其新书《为何中国将主宰21世纪》中如此断言。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遗憾地表示，欧洲人仍在错误地解读中国。

西方仍在误读“中国模式”

安妮·卡根问：西方人很晚才意识到中国远不只是一个低成本工厂。他们对中国还有其他误解吗？

罗班·里瓦东答：目前仍存在几种误读。第一种关于劳动力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已不再建立在低人力成本之上——如今中国的工资已远高于东南亚邻国。中国的竞争力更多源于其创新能力、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360万家反应敏捷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第二个误解：认为在中国经常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事实是，随着中国自身创新增多，该领域的司法工具已大大加强。第三个偏见：认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不准确。中国产品主要面向一个庞大且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最后，那种认为中国经济由国家主导、中央政府预先挑选冠军企业的形象也不符合现实。实际上，这是一个内部竞争极其激烈的经济体。

问：尽管如此，中国确实有国家规划和大量公共补贴。这些因素在欧洲常常无法产生预期效果。为什么在中国却能奏效？

答：中国确实比欧洲或美国更多地补贴其经济，但不是以支票形式。主要是租金减免、税收优惠等。此外，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各自制定支持企业的政策。这促成了激烈竞争，之后才进入整合阶段。在电动汽车领域，曾有100多家中国企业相互竞争，然后才有约十家脱颖而出，占据90%的市场份额。

问：投机泡沫在中国发展模式中起什么作用？

答：中国人接受在初期存在非理性阶段和资本浪费。由于资本成本较低，其损失也就不那么痛苦。而一旦某个行业成熟，就会启动集中政策。水泥、钢铁和建筑行业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目前的行业集中度指标高于发达经济体，正是因为这些行业经历了非理性阶段，直到进行整顿。脱颖而出的冠军企业随后整合市场并发挥规模效应。

问：欧洲是否无法容忍这种催生冠军企业所必需的非理性阶段？

答：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过早地挑选冠军企业，把所有赌注押在一个尚未证明自身实力的单一参与者身上。此外，我们的资本成本更高，这使得损失必然更加痛苦。中国还存在一种闭环效应：泡沫期间的投资——建厂、购买机床——会滋养当地工业体系。而我们由于失去了这种生产工具，建工厂时需要购买中国机器。因此损失更加直接，因为资金流出了本地区。

问：你提出中国优势之一是高制度信任社会。哪些指标支撑这一观点，这种信任如何建立？

答：这是我这本书的结论，我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未被充分认识的资产。“广场舞大妈”——聚集在公共空间跳舞或打太极的老年女性——体现了某种社会凝聚力。社会安全程度越来越高，犯罪率大幅下降，被视为一项重要成就。

中国耐心培育供应链优势

问：欧洲应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答：欧洲将被中国超过。这样说并非贬低欧洲企业质量，而是中国模式已成熟，在物质商品生产上具备无与伦比的价格竞争力。不过欧洲仍有工具箱：在公共采购中扶持欧洲企业、设置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彻底改革碳边境调节机制——最重要的是建立真正统一的内部市场。这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庞大的国内市场让生产商先降低成本再出口。欧洲市场至今仍壁垒重重，阻碍规模经济。最后，必须通过储蓄引导机制或公共投资来降低资本成本。这四个杠杆需同时启动。

问：欧洲是否低估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答：严重低估。安世半导体公司的例子很说明问题：高附加值环节——设计、晶圆制造——在欧洲，但封装测试环节因成本原因外包给中国。仅此一环就足以影响整个供应链。我们把许多自认为低附加值的环节外包给了中国。将这些环节重新内部化是一项巨大的努力，需要几十年时间。而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识别其潜在的瓶颈，之后在一种原材料接一种原材料（超纯石英、氦气等）上取得进展，这些材料在账面上几乎不值钱，但仅仅拥有它们就能带来战略优势。这是一种系统而耐心的做法，我们未能学会。

问：哪些指标能显示你书中预测的正确性？

答：对我来说，贸易顺差是最好的、也是最可靠的指标之一。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同，出口数据在买方国家有实际对应物，这使得它们几乎不受统计操纵的影响。这个指标既反映了产品的竞争力，也反映了战略自主程度——在不增加进口的情况下增长的能力。如今，中国进口额绝对值保持稳定，而出口额持续增长：这两个趋势都证实了这一轨迹。

2025年7月19日，参观者在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宁德时代展台参观展出的神行超充电池。（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