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无名之疾，终于在罕见病日前有了名字

2026年2月26日，距离第十九个国际罕见病日还有两天。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罕见病多学科会诊中心，38岁的刘亮（化名）坐在轮椅上，接过一张基因检测报告单，他的眼眶红了。从幼年无法奔跑，到青年逐渐无力行走，再到如今只能依靠轮椅出行，他终于知道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脊髓性肌萎缩症（SMA）。

这一纸诊断，为他跨越三十余年的求医路画上了句号。但句号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号：为什么一个病，要查这么久？

“能做的检查都做了”

刘亮的求医史，是一部写满了碰壁故事的日记。

自幼年起，运动发育迟缓及进行性肌无力就像影子一样跟着他。长大后，肢体无力进行性加重，逐渐不能行走、持物，肌肉日渐萎缩。他辗转全国多家医院，病历攒了厚厚一沓。

他被怀疑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DMD），也被考虑过腓骨肌萎缩症（CMT）。他做过全外显子测序，做过MLPA基因检测，甚至做过DMD基因靶向三代测序——这些在普通人听来已经是“最先进”的技术，却一次次给出同一个结果：未见异常。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从蹒跚学步到轮椅代步，从抬举双臂费力，到勉强握物，再到双手敲击键盘也开始费力，一家人从希望等到失望，从失望熬到绝望。“能做的检查都做了。”这是他们听过最多的话。

藏在“双胞胎”基因里的错别字

2025年11月，近乎绝望的刘亮找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玉英。

赵玉英没有急于开单，而是花了很长时间翻阅那厚厚一沓病历。她从神经系统检查入手，结合神经电生理结果，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线索：下运动神经元综合征。她判断，最可能是脊髓性肌萎缩症（SMA）。

但问题来了：如果是SMA，为什么之前那么多次基因检测都没查出来？

“因为刘先生的突变类型太特殊了。”赵玉英介绍，SMA由SMN1基因突变导致。但人体内还有一个SMN2基因，和SMN1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就像一对双胞胎。95%的SMA患者是SMN1基因缺失，常规检测方法专门盯着这个“缺失”看，一找一个准。

但刘亮属于那5%：他的SMN1基因没有缺失，而是发生了“纯合错义突变”。通俗地说，基因还在，但里面有一个“字”写错了，导致功能坏了。常规检测方法很难从这对“双胞胎”中分辨出这个微小的错别字。

2025年11月，在齐鲁医院罕见病综合服务中心的救助项目支持下，刘亮免费接受了SMA致病基因的靶向三代测序。这一次，技术终于绕过了SMN2的干扰，死死盯住SMN1——那个隐藏了三十八年的错义突变，终于被揪了出来。

2026年2月26日，结果出炉：SMN1基因纯合错义突变所致SMA。

看见了，然后呢

“还能治吗？”刘亮问。答案是肯定的。如今针对SMA的靶向药物可以延缓疾病进展。虽然运动神经元一旦凋亡便无法再生，但尽早启动治疗，可以守住现有功能，防止进一步恶化。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遗传阻断。”赵玉英说。SMA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刘亮的突变意味着他的家族携带这一致病基因。通过产前诊断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将有机会彻底告别这一遗传链条。

但刘亮的故事，也照见了另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有研究结果显示，SMA治疗的效果与启动时间呈强相关——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理想状态下可达到接近正常人的运动功能。刘亮确诊时已经38岁，肌肉萎缩严重，运动神经元大量凋亡。药物治疗只能守住现状，无法逆转时光。

诊断难，难在哪里

“罕见病单病种发病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罕见病患者总数超过2000万。他们的求医之路往往充满艰辛，很多患者病史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辗转多家医院是常态。”赵玉英说。

罕见病诊断为什么这么难？

第一难在“看不见”。 很多罕见病早期症状不典型，可能只是乏力、发育迟缓，容易被误诊为普通疾病。刘亮被怀疑过DMD、腓骨肌萎缩症，每一种都像，每一种都不是。

第二难在“看不懂”。 即便做了基因检测，面对海量数据，如何从几万个基因中揪出那个致病位点？刘亮的SMN1错义突变藏在SMN2的干扰下，常规分析流程很容易漏掉。

第三难在“等不起”。 罕见病多为进行性、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每延误一天，运动神经元就凋亡一批，功能就丧失一分。等确诊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窗口。

“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协作，打破科室壁垒，让患者得到精准诊断；更希望通过早期筛查和预防，从根本上阻断罕见病的代际传递。”赵玉英说。让罕见被看见——看见的不仅是病，更是人，是时间，是生命不可逆转的流逝，是医学与时间赛跑的每一步。

（大众新闻记者 黄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