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落点·话政绩丨以正确政绩观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以正确政绩观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 曹东勃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其严肃性与战略性不言而喻。宏伟的顶层设计，最终需要依靠精密而庞大的规划体系，在部门、地方各级层层分解、落实。在这个由上至下的传导过程中，如何确保规划精神不走样、落实不变形，防止出现“规划悬空”“动作变形”“信号衰减”“逐级跑偏”的现象，无疑是关乎发展成效的关键命题。全国两会即将开幕，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即将公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规划落地的实践根基，是确保“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保障。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优势的发挥有赖于有效的执行。我国的规划体系从国家总体规划，到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再到省、市、县各级地方规划，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庞大网络。这个网络若衔接顺畅、因地制宜，便能爆发出巨大的协同效能；但若在传导中机械复制、盲目对标，则可能因缺乏统筹导致“各吹各的号”、脱离实际酿成“空中楼阁”、形式主义致使“以文件落实文件”、凌空蹈虚使得规划停留在纸面、纸上谈兵最终让发展机遇在空转中流失。

问题的根源，还是政绩观出了偏差。如果把规划当成“表态书”，认为跟得越紧、调门越高，就是政治站位高；把规划视为“护身符”，觉得只要写进规划，即便后期执行走样，也能以“历史局限”为由免责；如果缺乏深入调研的耐心，坐在机关“拍脑袋”“攒材料”，这样的规划就会脱离实际。

因此，在规划层层落地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警惕以下几种倾向：

一是“传导式”形式主义，以“对标”代替“对路”。上级规划出台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第一反应不是深入研究本地本领域的实际情况，而是急于在形式上“对齐”，追求文字表述的相似、指标数字的衔接。这种“上下一般粗”的制定模式，看似保持了“一致性”，实则忽视了差异性。将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指标简单套用于生态脆弱地区，或将国家宏观目标不经消化分解就直接摊派给基层，必然导致水土不服。这本质上是懒政思维，用表面的“政治正确”替代了艰苦的调查研究。

二是“碎片化”落实，缺乏统筹导致“合成谬误”。国家规划是一个有机整体，强调系统性、协同性。各部门、各条线从自身角度出发制定的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在分解落实时，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横向沟通与统筹机制，就容易出现“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局面。产业规划划定了园区，但国土空间规划未预留用地；人才规划提出了引进目标，但住房、教育等配套规划未能同步。这种规划间的“打架”或“脱节”，在单个领域看或许合理，但叠加起来却可能相互抵消甚至产生负作用，最终损害整体效益。

三是“项目化”思维，将手段倒置为目的。规划落地最终要体现在具体的项目、工程、政策上，但这绝不意味着规划就等于“项目清单”。有些地方在落实中，将主要精力放在包装和争取项目上，认为“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却忽视了规划所蕴含的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动力转换等更深层要求。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运营、重投入轻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项目化”思维，容易导致发展眼光短视，甚至为了项目而扭曲规划本意，背离高质量发展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防止规划在落实中变形走样，确保其生命力从图纸延伸到广阔的现实土壤，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和执行力。

首先，必须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置于首位。政绩观是总开关。规划编制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折射的是政绩观问题。如果总想着在规划文本上“出新出彩”，而不愿在实际工作中“稳扎稳打”；如果热衷于提一些“高大上”的概念，却回避具体的矛盾和困难；如果把规划当成向上表功的工具，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承诺，那么再精致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对规划工作而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特别是要坚决反对为了个人或局部“显绩”而损害全局和长远“潜绩”的行为。有些工作，眼前看是“慢”的，比如生态修复、基础研究，但长远看是“快”的；有些目标，定得低一点，但跳一跳够得着，比定得高不可攀最后落空要强得多。规划的价值不在于文本多么精美、表态多么响亮，而在于是否真正解决了发展难题、增进了人民福祉、夯实了长远基础，能否真正转化为发展的质量、民生的改善、治理的效能。

其次，必须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根本工作方法。编制一个管用好用的五年规划，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老老实实搞调研。这个调研，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要真正沉下去，看看产业发展的真实瓶颈在哪里，听听市场主体还有什么困惑，摸摸民生保障的短板究竟有多长。落实规划绝非简单的“翻译”和“转发”，而是一个艰苦的“再创造”过程。要吃透国家规划的精神实质和战略意图，更要扑下身子，深入调研，搞清楚本地的优势在哪里、短板是什么、潜力在何处。制订的实施方案，应该是国家宏观战略与地方微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有“普通话”的准确，也有“地方话”的鲜活；既保证全国一盘棋，又给基层留足因地制宜的空间；既不折不扣落实完成好国家明确的战略性、基础性、底线性任务，做好“规定动作”，又对地方特色的发展重点大胆探索，做好“自选动作”。指标设定要科学可达，任务部署要具体可行，绝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

最后，必须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贯穿于抓落实全过程。编制规划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规划实施的硬约束机制。过去一些规划之所以“编归编、做归做”，根子在于缺乏有效的评估和调整机制。防止“规划一编了之”，就必须把规划实施情况纳入政绩考核，但不是考核文本写得如何，而是考核目标完成得怎样，更要考核实施过程中的创造性工作。优化考核评价机制，从偏重“做了没有”向注重“效果好不好”转变，更多采用第三方评估、群众评议等方式，检验规划落实的真实成效。改进工作作风，削减不必要的文来文往、会议表格，为基层干部深入一线抓落实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鼓励大胆探索和差异化创新，对于在落实国家规划精神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进行的有效尝试，应予以容错和保护，激发地方和基层的主动性、创造性。

“十五五”蓝图能否从人民大会堂的决议文件，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生动实践，考验着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更考验着每一位执行者的智慧、勇气与担当。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胜势。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