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墨子与《墨子》 —— 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个时期大批杰出思想家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最具代表性的首先便是孔子和墨子，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约前480—前390年），姓墨，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今山东滕州）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一位自然科学家。他曾师从儒家，后不满儒家的烦琐礼仪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思想，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造而创立墨学，这一平民学派因其巨大影响成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墨子不仅提出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大主张为代表的思想学说，而且在物理、几何、数学、逻辑、自然哲学、军事技术等多个领域成就辉煌。当代中国成功发射的首颗量子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正是对这位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的最好纪念。

墨子与墨家学派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血腥战争而思想特别活跃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巨大：“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史记·平准书》）。战争死伤巨大，造成无数惨况。《战国策·赵策》就记载：智伯围晋阳，“三月不能拔，……决晋水而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人马相食”。在《墨子》书中还记载了鲁国遭到齐国进攻的时候，鲁君向墨子询问如何应对的方法。墨子正是基于他的平民立场和对战争的批判提出了“非攻”“兼爱”的主张。墨子在形成自己成熟思想体系的同时，不断宣传和践行墨家的主张，尤其是带领弟子从事“止楚攻宋”的壮举，更使得墨家获得了“墨守”的美誉。

当代学者韦政通高度评价说：“墨子能在中国文化中取得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反侵略，反战争，热情救世、力行不懈的牺牲精神。他的思想是因受到这一精神的支持，才被重视。他的人格，不仅能感召一世，而且足以震动万代，这就是墨子的真正伟大之处。”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使得墨子的主张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同时形成了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惊人战斗力。直到汉代初期“孔墨并称”依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此后虽然由于儒学的独尊而使得墨学“中绝”，但其潜在的影响依然深远。近代以来的墨学复兴更加证明：墨子超越时空的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墨子》的思想内容

墨子曾经明确指出自己思想的针对性：“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作为平民思想的代表，墨家最突出的就是与儒家“仁爱”不同的打破血缘地位差异的“兼爱”主张。

“墨子贵兼”，这种不分出身、地位的普遍包容的“兼爱”思想开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新风。依据“兼爱”的思想，墨子明确提出了“举贤不避农与工肆之人”的主张，而且强调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这样的新主张打破了传统的贵族职官世袭的局限，体现了平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意识和要求，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而“非攻”主张正是“兼爱”思想的体现。墨子依据“天志”人人平等的理念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同时也从杀人有罪的社会公认法理出发，推定大规模杀戮的战争是违背公理的有害行径。同时墨子还对当时的战争发动者认为自己是“行天之志”的借口进行了严厉地批驳。墨子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国家自利意识，显示了具有超前眼光的和平主义的高远境界。同时墨子也清醒地认识到，仅靠说理是很难制止战争的。为了帮助受到大国侵凌的弱小国家自卫，墨子专门研究城防技术，而且带领弟子以墨家的武装力量帮助遭受侵略的国家进行有效防御。墨子的“非攻”思想不仅突破了当时普遍盛行的国家自利立场，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国际学术界有学者认为，这种突破时空、民族、国家的精神，使得墨子思想具有了“现代国际伦理”的重要意义。而墨子的“节用”观念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破坏的当代，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从墨子这样的古代智者那里汲取智慧的营养。

《墨子》的科学技术贡献及其影响

与先秦诸子著作相比，《墨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百科全书性质，即除了伦理政治思想的阐述之外，还有大量的科学逻辑学研究的特殊内容。

墨家在科技史上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墨经》中。《墨经》即《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主要讨论数学、力学、光学等成就以及作为科学认识方法的逻辑学。墨子教导弟子“能谈辩者谈辩”（《墨子·耕柱》），并在论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知类”“明故”等逻辑论辩的方法；墨子出身工匠，是一位能工巧匠，其高超的技术在《韩非子》等书中有明确记载。前者引发了《墨经》对逻辑辩学目的、方法、规律的系统理论总结，后者则引导弟子将科学技术的实践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

为了达到“摹略万物之然”的目的，《墨经》运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逻辑形式，揭示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墨子对“类”概念作为事物本质特征的揭示，和儒家的“类”是“举相似”的说法划出了明显的界限。由概念的展开而进行判断，就是“以辞抒意”。墨家认为人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判断是否真实，不能仅凭社会权威或伦理规范，而必须进行“名实耦”的检查与验证。由此《墨经》提出了“辟、侔、援、推”等一系列逻辑推理方法，并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述。此外，为了保证论辩和思维的正确性，墨家还对论辩与思维中的种种错误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特别指出：“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墨子·小取》）。即各种推论方法运用起来会产生差异，甚至成为诡辩，所以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不能不非常审慎。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就如何避免思维混乱的问题进行的理论总结。《墨经》由此形成了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的中国古代逻辑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与古希腊逻辑学、古印度因明学相提并论，说明墨家的逻辑学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逻辑思维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抽象思维，它首先要求思维的明晰，其语言需要有高度的概括性。而“知识的本质是概括”，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概括是科学的开始”，其意义就是将最初的技术所包含的科学理论提炼出来，形成规律的认识。墨家的科学逻辑探讨有几个重要特征特别值得注意。

孙诒让《墨子间诂》书影

首先，墨家对社会伦理道德之外的自然科学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开启了古代科学的历史新篇。其次，在意会、内省、体悟的思维方式成为主流文化特征的背景下，墨家对科学研究中定义、分类、思辨方法的研究与提炼，同样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再次，墨家在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贡献不少都是“零的突破”，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还说《墨辩》（即《墨经》）“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认为它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价值。然而，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以其对科学特征及其发展历史的深刻把握，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应该正确地、公正地处理问题。文艺复兴以前的数学著作，在成就上是几乎无法和后来取得的丰富而有效的发展相比的。因此，用现代数学的尺度去衡量中国古代数学的贡献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应该假设自己置身于迈出最初几步的那些人的地位，并努力了解这对于他们是何等的困难”（《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第334页）。结合当代中国依然缺乏一些重要的基础理论突破的现实，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墨家科学技术贡献的重要意义。

李约瑟在总结墨家的贡献时说：他们“进行了时间空间的探讨、数学几何的推论；通过大量的实验他们还对光线的直线传播（小孔成像）、力的平衡（秤杆与支点）、机械的运动（滑轮实验）等科学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高度评价《墨经》说：“它们勾画出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的理论。”而这种建立科学理论的努力恰恰是中国古代重技术而轻理论的传统文化非常欠缺的。

除了《墨经》之外，在《墨子》的《备城门》等各篇中，同样可以看到墨家科学技术的大量运用：修建防御体护城河、城门、城墙等设施中运用的大量科学技术知识；制造“籍车”“连弩”等当时大量的高科技武器的原理都与《墨经》不少条目的内容有直接关联（“籍车”即利用《墨经》中的“负而不挠，说在胜”阐述的杠杆原理制造的远距离投石机，此外还涉及《墨经》中的圆、方等定义）；地道战的反坑道挖掘和通烟管道铺设等。

近代以来的墨学研究

近代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甲午海战”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之后，举国震惊而茫然，正是这个惊天的事件刺激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首先认识到自己武器技术弱于列强，于是重新开始审视失传久远的《墨子》。墨学家栾调甫就总结说：“道咸以降，西学东来，声光电化，皆为时务。学人征古，经传蔑如。墨子书多论光、重、几何之理，足以颉颃西学……此其由微而得以大显于世者。”

近代学者最早对墨家科学技术内容进行专门研究的是曾经学习过科学技术的广东学者邹伯奇。他对《墨经》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保存在他的《学计一得》之中，该书对《墨经》的光学、数学、物理学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不仅对墨家圆的定义以及“小孔成像”等成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还亲自做了相关的实验。这些突破性的成果对后人进一步开展对《墨经》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墨学研究的一系列创新贡献与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密不可分。在该书的《自序》中作者直言，自己集十年工夫进行这个工作的目的就是“振世救弊”。此时，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墨子》一书的科学内容具有极其巨大价值，将墨学置于可补儒学空疏的弊端、振救中国的贫弱国势的地位重新加以审视。在这种背景下，孙诒让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花费了十年时间，最终以扎实的学术功力，撰写出“自有《墨子》以来未有”的《墨子间诂》。从此以后，《墨子》因缺乏训释而难以卒读的历史得以结束，这在中国墨学历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近代历史上对墨学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的梁启超正是在孙诒让的影响下开始他的创新研究的。他自述23岁时得到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由此引发治墨的热情。他一方面感佩墨子“轻生死，忍苦痛”的救世精神，同时针对儒家重文轻武的传统，专门撰写《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以墨子的“救世之患，急人之难”来振奋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他的《子墨子学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墨学的著作。他的一系列墨学著作不仅做出了历史性的学术贡献，而且对近代之后中国社会的墨学研究与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位墨学研究大家胡适则因为受过西方哲学方法的专门训练，而对墨家逻辑学的研究以及墨学对于民族文化的意义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墨家辩学特点的研究，胡适充分认识到它的独特价值，进而认为：“墨家的名学在世界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种重要的位置。”基于对墨学特殊价值的认识，他提出了一个对未来中国文化发展极具启发性的观点：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家道德伦理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一独特的结论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如果说胡适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借鉴西方哲学逻辑学方法进行突破的话，那么伍非百的研究则更贴近古代墨家、名家的名辩学实际，换句话说更加具有“本土化”的特点。他的重要贡献首先是将墨学放在整个先秦学术史和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的。其次，相较于孤立的墨家逻辑研究，他将《墨经》为代表的墨辩与公孙龙、庄子、荀子的辩学结合观照，这不仅深化了他的墨学研究本身，而且更好地突出了墨家逻辑的特色与贡献。梁启超评价说：“伍非百著《墨经解故》，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为有系统之组织。”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在为《中国古名家言》所作的《序》中也说：“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是对古代中国逻辑史的巨大贡献。”又说：“作者以锐敏的眼光，紧紧抓住了逻辑学和其他学问所以不同的特点，因此能不囿于俗见，对古书时有创新的见解。”

近代墨学复兴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则是墨子“摩顶放踵”牺牲精神对近代社会强国志士精神人格的影响，这在变法维新志士谭嗣同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仁学·自序》中总结自己一生的精神力量来源时就说：“余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在变法维新失败之后，他本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亡海外，但却以“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的决心，毅然选择了大义赴死。

作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梁启超语），谭嗣同的牺牲唤起了无数仁人志士，其影响超出了变法本身。有人评价说：“戊戌政变是政治的改良运动，不算是革命。但六君子就义，当时的确给予社会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因那一回政变的刺激，从桎梏麻醉中觉醒过来，中国的革命也就急激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倘若那六君子不死，有许多人或许还会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存有幻想。”不仅如此，谭嗣同的牺牲精神还对后来的“兴中会”人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孙中山将他视为早期的“革命同志”，黄兴也将谭嗣同归入革命人物之列。蔡锷不仅将他与唐才常誉为“浏阳二杰”，还写诗赞扬说：“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消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邹容不仅赞扬而且实践了谭嗣同的杀身成仁精神，他还说：“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若谭者，可谓杀身成仁也。”

墨学从先秦时代的显学到秦汉之后的“绝学”，再到近代的复兴，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视角。随着当代学术界墨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墨学愈发显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