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赏马！中国画中马意象的多维审美

马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周穆王八骏巡天的神话，到汉武帝远征大宛求取汗血宝马的史实，再到唐太宗昭陵六骏的石刻传奇，马不仅是战争、交通、生产的实用工具，更是权力、财富与精神的象征。这一文化基因深深渗透进中国画的骨髓之中，使“马”成为历代画家反复锤炼的主题。纵观中国绘画史，马的形象随艺术流变而不断演化，工笔重彩的马，精微细腻；白描线条的马，张力纯粹；写意水墨的马，神韵飞扬，以马为题材的国画在多民族艺术交融中展现出惊人的文化包容性。

工笔画马

工笔画马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其严谨法度与绚丽色彩恰与盛世气象相呼应。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可谓里程碑之作。

《照夜白图》局部〔唐〕韩幹

画中唐玄宗爱马“照夜白”被系于木桩，昂首嘶鸣，四蹄腾跃，仿佛下一刻就要挣脱缰绳，重返沙场。韩干运用精细的铁线描勾勒轮廓，线条如屈铁盘丝，充满张力；马身虽不施重彩，仅以淡墨渲染，却通过微妙的明暗变化，精准表现出肌肉的起伏与骨骼的结构。

尤为精彩的是对马的眼神刻画——圆睁的双眼、扩张的鼻孔，将骏马的桀骜不驯与被困的焦躁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至高境界。这幅画不仅记录了名马的风姿，更折射出唐代雄健奔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至元代，宫廷画家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则展现了工笔画马的另一番意境。

《秋郊饮马图》局部〔元〕赵孟頫

此作描绘江南秋日，奚官驱马于溪边饮水的闲适场景。画面布局疏朗，意境清幽，色彩明丽而不失雅致。赵孟頫将书法笔意融入绘画，线条圆润流畅，富有弹性。马匹形态各异，或低头饮水，或回首顾盼，或缓步前行，动态自然生动。

画家对细节的刻画一丝不苟，从马鞍的纹饰到树木的枝叶，皆精雕细琢，展现出元代宫廷绘画在继承唐宋传统基础上的精致化倾向。较之唐代的雄浑，《秋郊饮马图》更多了一份文人化的书卷气息与田园诗意，体现了元代宫廷艺术对“古意”的追慕与融合。

白描写马

白描以墨线勾勒物象，不施粉彩，是最考验画家造型功力与线条修养的画法。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堪称白描画马的巅峰之作。

《五马图》局部〔宋〕李公麟

画卷分五段，各绘一名奚官牵引一匹西域进贡的骏马。李公麟的线条如行云流水，又骨力内含，仅凭粗细、浓淡、疾徐的变化，便完美呈现出马匹的骨骼肌肉、皮毛质感乃至光影效果。

他笔下之马，不仅比例精确，解剖合理，更通过线条的韵律传达出每匹马独特的性情：好头赤的俊朗、满川花的温顺、凤头骢的稳健、照夜白的飘逸、锦膊骢的雄健，无不跃然纸上。这种“扫去粉黛，淡毫轻墨”的表现手法，超越了色彩的感官刺激，直抵物象的本质与神韵，开创了文人画马的新境界，对后世影响深远。

《番马图》局部〔清〕金农

清代画家金农的《番马图》中神骏眼神温顺，侧立一旁，身体躯干只以墨笔钩勒，笔简形赅，显示出金氏画马“迥立阊阖生长风”的俊逸风骨。

《大宛良驹图》局部〔清〕金农

金农以其特有的“漆书”笔法入画，线条苍劲老辣，充满金石韵味。这种夸张变形的处理，打破了传统白描对精确造型的追求，转而强调主观情感的表达与笔墨本身的趣味，体现了清代文人画“重意轻形”的审美转向。

从李公麟的严谨典雅到金农的拙朴奇崛，白描画马走过了一条从客观再现到主观表现的升华之路。

写意画马

写意画马至近现代大放异彩，尤以徐悲鸿为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传统画马的静谧姿态，以狂放淋漓的笔墨，塑造出昂首奋蹄、疾驰如风的骏马形象。

《群奔》局部 徐悲鸿

作品融合西方素描的解剖学知识与中国写意笔墨，大笔挥洒中兼顾结构准确。浓淡干湿的墨色在宣纸上自然晕化，巧妙表现出马匹的体积感与运动感；飞扬的鬃毛与马尾以枯笔疾扫，仿佛能听到风声呼啸。

这些奔马不再是宫廷苑囿的宠物，而是民族危亡之际渴望奋起、拯救国难的战士化身，承载着“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激昂时代精神。

徐悲鸿的马，是力的颂歌，是情的喷薄，将中国画马的象征意义推向了新的高度。当代画家刘勃舒的写意马，则在继承徐悲鸿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具现代感与形式美的风格。

刘勃舒绘

他笔下的马常以极简的块面构成，线条更加恣肆抽象，墨色对比强烈，构图充满动势与张力。马的形象往往被提炼为几笔极具表现力的弧线与墨块，在似与不似之间，传达出速度、力量与节奏的现代美感。这种对传统写意的解构与重构，反映了当代艺术家在全球视野下对中国画语言的前沿探索。

多民族艺术交融

中国画中的马，不仅是单一民族审美趣味的投射，更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与再创造的生动载体。从草原游牧文化的质朴雄健，到中原农耕文明的典丽精致，再到西方写实技法的引入，马的形象在跨越族群与地域的艺术交流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

《献马图》 唐太宗昭陵韦贵妃墓壁画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包容的王朝之一，唐代艺术中的马形象清晰地烙印着多民族融合的印记。在唐太宗昭陵韦贵妃墓中出土的壁画《献马图》，便是这一历史的直接见证。画中描绘了两位深目高鼻、身着典型胡服的少数民族男子，正向唐王朝进献一匹头小身高、体型俊俏的白色“胡马”。画面最动人处在于对“人马情未了”的细腻刻画：骏马眼神低沉，依偎着主人，抬蹄欲随；而主人则面露忧伤，轻握缰绳，充满不舍。这幅画超越了简单的贡品记录，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政治上的“四海臣服”与人性中共通的情感纽带融为一体，成为唐代民族政策开明、文化海纳百川的缩影。

这种交融不仅见于壁画，也深入到文化生活中。从曹魏时期曹植训练大宛舞马进献文帝，到唐代“千秋节”盛大的舞马表演，经过训练可随乐舞蹈的“舞马”自西域传入，成为宫廷庆典的华彩篇章。

釉陶舞马俑 鎏金舞马

辽宁朝阳唐墓出土 衔杯纹银壶    

辽宁朝阳唐墓出土的釉陶舞马俑，马身装饰华贵铃铛与宝石，动态栩栩如生，正是唐代营州（今辽西地区）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枢纽的实物例证。而著名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其造型仿自游牧民族的皮囊壶，纹饰却为中原宫廷的舞马衔杯场景，堪称文化融合的绝佳范例。

《调马图》局部〔五代〕赵喦

五代画家赵喦的《调马图》，承袭唐风，描绘了一位虬髯胡人驯马师牵引白色骏马的瞬间。画中人物深目高鼻，马匹神骏，鞍鞯纹饰充满西域风情，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互动的视觉残留，也为宋代李公麟等人在《五马图》中描绘各色贡马与胡人圉官提供了先声。

《百骏图》局部〔清〕郎世宁

至清代，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高度。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创作《百骏图》，以西方素描为基础，精准刻画了百匹骏马的解剖结构、肌肉纹理和立体光影；同时，他巧妙地将马匹置于中国传统山水长卷的构图中，运用中国画的笔墨颜料进行渲染，营造出空旷深远的意境。这也是18世纪东西方在艺术语言上进行深度对话与互译的典型成果。

《马语》妥木斯

进入近现代，多民族视野下的马意象更显深沉与磅礴。在我馆举行的“‘吾心归处’内蒙古美术馆馆藏妥木斯师生油画作品展”中，我们看到了内蒙古画家妥木斯的《马语》《驯马》 等作品，画家以油画深情地凝视着草原上的生命。

《驯马》妥木斯

妥木斯擅长“去环境化”处理，省去具体背景，专注于色彩关系与精神提炼。马不再是被观赏的客体，而是与蒙古族妇女并肩劳作的伙伴，是草原生活中沉默而坚韧的基石，是对勤劳、独立民族品格的颂歌，凝聚成独特的“草原魂”。 他所开创的“草原画派”，不仅是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更是从文化学意义上对草原文明价值的再确认与彰显。

纵览中国画中马的演进历程，它早已超越动物描绘的范畴，成为一个融汇了政治象征、审美理想、人格寄托与民族精神的复杂文化符号。马背上的墨韵千秋，最终映照的，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精神史与创造史。每一幅关于马的名作，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民族的性格与艺术家不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