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 张帆 张骁天：平台化生存：日常、姿态与危机

作者：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骁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3期

导 读：

数字平台的普及，带来了人类“平台化生存”的存续方式。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关联型”基础设施，重塑了人们的工作日常和社会关系。本文以此为锚点，探究人们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与平台“合谋共生”的交往姿态，也尝试探析生活全面平台化后带来的危机与挑战。

一、引言

晨间用钉钉打卡，午时在美团点餐，饭后浏览小红书种草、消费、搜集信息，通勤路上收听小宇宙播客，到了夜晚打开抖音娱乐放松，或者在“王者峡谷”进行情绪宣泄……这可能是“上班族”一天的生活。数字平台的普及，为人们带来了“平台化生存”的存续方式，个人生活的时间脉络与生活轨迹被深度编织进平台化的生存图谱之中。

如果说媒介化研究有着“媒介是透明的、隐形的”执念[1]，那么平台研究则恰恰与之相反，它的存在感显著且强大，不断地引发媒体与社会的讨论和关注。比起媒介，平台更像是一个媒体的综合体，它是一个后勤型的动力系统，具有超强的关联性，通过智能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互动并衍生出诸多复杂关系。生活在一个由平台建构的立体生态中，当代人如何感知和利用平台？如何看待平台与人、社会的关系？如何在万物皆可平台化的时代，平衡好现实生活和数字化的平台生活？

本文要讨论的“平台化生存”，代表着当代人的一种数字存续方式，它以日常的、劳作的、消遣的诸多场景为依托，嵌入到当下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重构之中。平台化生存既是一种生活的姿态，也是一种技术性的后果。它指向一个过程，即平台以“关联基础设施”的样态逐步锻造了社会发展与文化创造的底层逻辑，使人们生活的日常性转入一种趋近平台运营的逻辑。本文以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平台为“球心”，以人的社会生活为“半径”，向外探索也向内反思，对人的平台化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所形成的影响进行总结和思考。

二、平台：一种“关联型”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说平台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强调它的“超级关联能力”。它在物理空间与虚拟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连接的“桥梁”，它以数据、算法和算力为基础，构建起了一套贯通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数字生态，这种数字生态的建构，主要以“关联”作为基底。[2]换句话说，平台横跨了线上与线下、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虚拟，是一种关联型的社会基础设施。它以技术和资本为两大锚点，深刻重构了人们的劳动形态，也重塑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主体认知的经验与感知。

数字平台是一种“关联”性的基础设施，这与之前侧重物质实体的诸多基础设施并不相同。它通过连接创造了各种可能，并重塑了社会发展逻辑，甚至创造了人们生活的新方式、新节奏。从当下人们的数字实践来看，平台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表现有哪些？又该如何理解这些表现？

（一）劳动形态的转变

平台以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催生了规模化的零工劳动形态。数字平台以终端连接个体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工业化生产的时空限制。当移动终端成为指令接收器，个体劳动的展现不再受制于特定的时空格局，“工厂”被搬到了乡村田园、街头巷尾，数字游民、斜杠青年、零工人群开始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形态。[3]如外卖平台通过算法构建起“用户下单—系统派单—骑手配送”的闭环流程，将分散的餐饮供给与即时性消费需求精准匹配。骑手作为核心劳动者，摆脱了固定雇佣关系的束缚，以“按需接单，计件付费”的方式灵活工作，平台在其中将传统稳定的职业活动解构为离散的任务单元，实现了劳动供给与需求匹配方式的重组。

而在线上，一个低门槛、全天候、可交互的数字表演“舞台”勃然兴起，由此构建起一套紧密关联算法逻辑和平台流量的网络主播职业运作体系。游戏主播通过实况竞技与娱乐解说创造观赏价值，秀场主播依托才艺表演与情感互动构建情绪支持关系，带货主播则直接通过商品导购以促成交易。各类主播通过直播间与观众“随时随地开播见面”，形成了“主播随时开播—观众即时互动—数据实时转化”的互动模式。数字平台给予他们职业身份再建构的可能，当然，其劳动收益也高度依赖平台化的数据和流量分配体系。当平台有效整合起线上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时空被跨越，彻底的数字化劳动成为可能。如数字游民可以依托平台完成远程办公、成果交付和报酬支付等环节，彻底解绑了工作与固定地理区域之间的传统纽带，“在海边一边晒太阳一边办公”已然成为当下不少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关联媒介，平台将工作任务抽象为一种可稳定接入、持续运转的数字状态，这也在无形中塑造了数字游民的潮流生活方式。

这些形态各异的劳动，均依托于平台这一新型基础设施的系统性支撑。平台已超越传统中介工具的角色[4]，演进为一种嵌入社会运行、重新组织生产要素与劳动关系的基础架构。[5]正是在这一架构下，劳动的形态、价值的分配形式以及个体与社会的连接方式被无声地重塑，将人们带入一个高度便利又与平台深度依存、在自由与风险中重新寻找生活的时代。

（二）“日常感”的重塑

伴随劳动平台化而来的是生活的平台化。平台逻辑在重塑劳动世界之后，其核心的数据化、架构化和关联性逻辑开始向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凭借强大的技术可供性，平台重塑了个体对“日常感”的认知、表达和制作。通过关联线上线下的场景，平台将实体空间的日常体验卷入虚拟空间中的内容生产之中。[6]日常生活的平台化呈现成为当下青年人社交、生活、娱乐的重要渠道。借由多种平台的拼接，物理生活与数字展演之间呈现亲密互动，线下的生活与线上的数据化共同编织为一张紧密互嵌的“日常感”呈现网络。

抖音、小红书等以日常生活分享为核心的内容平台，已构建起一套精巧的“日常生产流水线”。其核心在于，平台通过关联个体的生活、公共注意力与商业逻辑，借助标准化的内容模板和流量激励，持续向用户传递一种认知：分享日常不仅是自我表达的方式，更是进入公共生活的必要通道。在这套新的日常“语法”下，生活本身成为最重要的内容创作素材，原本个人的、私密的日常瞬间转化为可供观看、互动、消费的数字商品。五彩斑斓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平台上得以快速实现转码，随时随地及时而迅速的互动成为当代人平台化生存鲜活的注脚。平台也正是通过持续关联、激活、鼓励人们日常内容的生产来增强自身的日活与用户黏性，以此推动社会生活整体向平台化生态迁移。

被深度平台化的日常表达具有高度即时性、场景化和表演性特征。诚然，这些经过精心包装后的日常依然是具体、可参考的生活样本[7]，但它也让私密的个人体验沦为了可供交易的流量筹码。[8]如Plog、Vlog、OOTD等内容形式在平台上风行，大量用户开始将生活切片系统性地美化并持续连载。人们的生活开始进入一种“展演模式”[9][10]，越是热衷于在平台上展示日常，平台就越能高效地将其转译为可传播、可比较、可变现的数据。至此，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码已达到实时转码，线下真实的生活和线上虚拟空间展演的边界，在无数次的拍摄、美化和平台催化之中，变得日益模糊。

（三）“代理权”的全面交付

当日常全面接入平台，也意味着个体生活的“代理权”被全面收编至平台的运行框架，一种深度依赖平台的生存状态由此展现。[11]个体生活代理权的全面交付，指的是个体在平台社会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生活的决策权让渡给平台、算法的过程。从出行、社交到消费，平台通过算法匹配和推荐等持续接管着我们的决策权。

这些看似自动化的决策服务，其根本正是平台关联逻辑运作的直接体现。在前台，平台有效地对接了关乎人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买卖需求，在后台，平台则借由精准、细致的匹配连接让用户于潜移默化之中交出决策权。实现这一收编的关键策略在于，平台将“替你决策”包装为“为你服务”。通过提供极致便利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自愿搁置了自主决策的意愿。长此以往，人类愈加依赖算法做出各类选择，如通过评分高低来判断餐厅优劣，用“猜你喜欢”探求自身需求，用热度数值评估电影质量。生活的生动性和自主探索性在平台的浸润下悄然窄化，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立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当算法替代人类成为社会连接的“发起人”，人与人的相遇从丰富的社会互动中剥离，成为由技术系统决定的随机偶遇。这种由平台分配的自由连接，引发了社会关系的高度随机性和短暂性，使得社会纽带进一步走向流动而脆弱的“弱连接”状态。[12]

（四）“弱连接”与“速食社交”

平台以普遍关联编织社会网络，凭借算法中介进行随机分配，技术的高效带来了一个普遍存在但浅层、易逝的弱连接时代，社会关系日益呈现出易逝性与随机化的特征。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个体虽然处于空前的连接密度之中，却可能陷入情感疏离与集体性孤独之中。

平台在不停地创造随机链接，共享表格、线上演唱会、群聊、腾讯会议等，其多对单的技术特征全然指向短暂、高效，甚至务实的连接样态。通过数字连接，身处不同地域的人得以实时同步信息、分工完成任务，数万甚至数十万观众齐聚云端，营造出一场场热烈的集体狂欢。但是，此种弱连接固有的易逝性十分显著，热闹在网络断开后成为虚拟空间短暂的回忆，“速食社交”的温度尚未留存，信任与羁绊已然是孤独个体寻觅的归宿。[13]

可以发现，弱连接关系正在悄然取代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强连接，成为现代人社交生活的主流形态。[14]传统社会的强连接，建立在长期的生活交集、情感共鸣与利益捆绑之上，这种关系有着极强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能够为个体提供坚实的情感支撑与社会支持。但在平台时代，加速与效率的到来使强连接的构建成本被抬高，人们不再有耐心去经营长期投入的关系，转而追求一次性的弱连接。好友列表不断延长，倾诉者却寥寥；线上互动实时刷新，内心的孤独感却愈发强烈。社会关系的随机化与脆弱化，成为平台化生存的一大社会图景。

三、合谋共生的平台姿态

从数字化生存到媒介化生存[15][16]，再到平台化生存的当下，个体与平台技术的关系已超越简单的二元对抗形态，正在形成一种共生性结构，用户的生存姿态在顺从、协商与抵抗的光谱上持续滑动，与平台逻辑同步演进。人如何使用平台，不仅是平台功能的侧面展示，更呈现出人与平台经由不断互动而形成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正是我们所考量的平台“姿态”。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所言的姿态理论强调行动者如何自主进行内在意义的表达，又是如何通过表达姿态来获取他人对姿态的解读，从而理解我们的存在方式。只有不断通过姿态的展示与感知，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内心状态”。[17]平台作为隐入日常的常态化基础设施，已成为现代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交互对象，考察人们的平台使用姿态，实际上也是在反思人与社会的连接关系。

（一）平台规则的深度内化与适应性生存

算法统一审美，平台统治创作。在信息过载的注意力经济中，与平台规则共生是当代人选择的“平台姿态”。在平台的规则下，可见性与算法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否被算法看见并获得推流，成为内容进入公共场域并实现资本转化的先决条件。[18]因此，用户在算法与平台规则的统摄下，开始主动揣摩并迎合算法的喜好以争夺注意力资源。

这种适应并非机械遵从，而是经常伴随着策略性的规则转译与创造性挪用。[19]例如，小红书平台上的“标题党致歉”帖文，就是源于用户深谙夸张标题可获得更多点击量的规则，而自发形成的一种语言风格。先以耸动标题吸引流量，再以“致歉”作为形式上的缓冲调节，从而在吸引关注的同时维系内容生态的表面合规性，形成了一种既迎合规则、又对其加以戏谑和解构的协商姿态。类似的，为规避敏感词审查，用户自发发展出一套“加密”交流体系，缩写文化与互联网黑话盛行，“酒”转化为“8+1”、“钱”转化为“米”、“加微信”转化为“加VX”等。用户在充分理解平台审核逻辑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主动转译与二次编码，以确保意义在平台管控的缝隙中得以流通。

激烈的平台竞争下，适者生存。用户的策略性适应也进一步发展为精密的数据工具理性。众多创作者会借助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实时追踪热点关键词、流量波动与算法推荐趋势，并据此反向规划选题、发布时间甚至视觉风格。这种用数据“导航”创作的行为，标志着规则适应从被动的、反应式的规则揣摩，升级为主动的、预判式的算法协同生产。在直播带货领域，这种适应具体体现为对“人设”与“剧本”的系统性运营，主播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话术与情绪爆发点[20]，精准迎合算法对“停留时长”“互动率”等指标的考核。鲜活的“互联网生存实录”表明，平台规则已逐渐成为用户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用户也早已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在理解规则的基础上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和策略化表达的操演者，体现出一种在表层顺从之下将平台机制“为我所用”的合谋共生姿态。

（二）亲密话语的泛化与亲密关系的公开化

在社交互动维度，平台规则则进一步催生了用户的拟剧化生存状态。如前文所述，平台已成为持续性的、观众可及的“前台”，它构筑了一个数字化的舞台，鼓励个体在其中积极进行自我呈现，并施以多样的印象管理策略。[21]平台化的关系展演导致亲密关系及拟亲密关系的建构逻辑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半公开化与表演性增强的特征。

一方面，关系建立与维系的过程被压缩。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一键互关、点赞、评论、@等互动仪式快速实现关系的建立，从前需要走心、维护的亲密关系被简化为可展示、可比较的标识；交友平台也将复杂的浪漫吸引简化为基于标签的滑动匹配与标准化的个人资料。[22]另一方面，为了在缺乏具身共在性、语境丰富性的平台环境中高效传递情感信号，平台也迅速催生了一套高度程式化，且强度被刻意拔高的亲密话语体系。“宝宝”“集美”“亲爱的”等称谓与感叹词被泛化使用于各种弱连接场景，表情包与固定句型取代了细腻的个性化表达。

这种亲密话语的过度生产让日常化的表达充满情感慰藉，但泛化的使用也使情感流露不再严肃，甚至变得廉价而流于形式，导致人对于情感的真诚感知和内在意识也趋于空心化。当高强度的情感词汇被降格为日常寒暄，其符号所指与真实情感体验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共情判断的标尺也因此失效。平台将情感表达表情包化、计量化、符号化，这些规则也鼓励人们将私人情感体验转化为可展示、可比较的社交资本[23]，从根本上重构了社会情感表达的接收与感知方式。[24]

在盛大的平台舞台之上，我们既沉浸于表演理想的自我，又因察觉到他人相似的表演痕迹而陷入信任衰减与情感倦怠的困境。平台与用户共同演绎着一场具有细密注脚的数字化仪式，平台提供表演脚本与舞台，用户则通过采纳和展演这些脚本，在获取情感确认的同时，不断复刻并强化着表演性的社交。

（三）规训平台资本：“薅羊毛”与“货比三家”

与平台的“合谋共生”当然也体现在消费博弈的过程中，“省钱”是绝大多数平台消费者的目标。在长期的线上消费中，用户已形成一种主动对平台逻辑展开工具性利用和反向博弈的姿态。2025年即时零售领域的“外卖大战”，将用户以“薅羊毛”为形式的主动反抗行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时零售领域形成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大平台互相角逐的竞争格局。为争夺市场份额，各大平台投入巨额补贴，通过低价让利、超时免单、0元购奶茶等促销手段吸引用户。仅2025年第三季度，三大平台就因此合计多支出614亿元。[25]

巨额促销的平台竞争为用户“薅资本羊毛”提供了机会。数据显示，外卖大战期间，用户平均使用近4个外卖平台，超9成用户会根据优惠力度跨平台比价、择机下单，用户对单一平台的忠诚度显著降低。[26]从抖音到快手，从淘宝到拼多多，平台消费的用户越发娴熟地穿梭于平台补贴大战、电商跨店满减、直播间“最低价”承诺之间，通过各类薅羊毛攻略、省钱博主分享、外挂比价插件、优惠券社群、凑单技巧等方式“货比三家”，将平台资本间的竞争转化为个人的消费收益。这种博弈不局限于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消费场景，在信息与社交层面，用户也开始通过搜索特定关键词、主动点击与刻意停留等行为来驯化算法，使其更贴合个人偏好，从而在原本被动的推荐流中实现个人信息环境的反向构建。[27]

数智时代，智能技术的“民间理论”在一次一次的消费中不断得到丰富、充实，以数据精算、算法调教为核心的平台消费姿态正在成为人们的日常。用户通过微观的、日常的反向算法规训实现了主体身份的转变，将自己从被动的数据客体与消费终端位置，转换为主动的规则博弈者与价值攫取者，这构成了平台与用户共生关系中最具张力和创造性的部分。

（四）用平台游牧“拼接”繁忙生活

当人们的衣食住行难以逃脱平台的范围，跨平台游牧成为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用户会根据不同的生活情境，将工作、社交、消费、娱乐等需求分流至不同的数字空间，以此形成自身全天候、平台化的“数字在场”。[28]跨平台的游牧也进一步催生了个体拼贴式的生活叙事与分布式的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台的无声浸润之下，用户已被培养起更高阶的“平台素养”，他们能够迅速评估各平台的工具效能、文化特质和规则边界，从而做出利己的选择。这种强适应性和判断能力，正在成为每个人在平台世界顺利达成自主行动的关键。

与此同时，并行游走也赋予了用户“用脚投票”的权利。它在无形中施压数字平台，迫使他们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来维持用户忠诚度，这也间接推动了整个数字服务生态的迭代与进步。平台游牧倡导高效、快速的信息收集，拼接的平台与并行的游走使多线条的劳动、消遣成为可能，一种加速的繁忙生活模式也正在形成。

虽然游牧是自主的，但是它无法逃脱平台的生态结构，而是在与平台生态的结构性力量进行动态协商。在既定结构之内实现的创造性适应，是当代人与平台共生的重要特征。它既充分彰显了用户构建更舒适的平台化生活的能力，也映射出平台基础设施已如水、电般嵌入社会运行的现实。这种游牧，或许正是我们与这个平台化世界共处时，迸发出的最具适应性的媒介素养。

四、一场反噬与断裂的危机

无论是数字化生存、媒介化生存，还是平台化生存的当下，人在网络世界中的生存姿态不断变迁，技术乐观主义的拥趸始终在数字技术赋予的丰富场景中或欢呼雀跃，或沉浸悠然，已然忘却了这种生存方式背后编织的陷阱与潜在的危险。[29]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其代表作《技术至死》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时代：我们不仅用互联网做事，更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和隐喻来理解并改造社会。但现实世界远比网络复杂。……一个被算法完全‘优化’和‘润滑’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丧失灵魂的社会”[30]。此言不假，当平台以新型基础设施的姿态嵌入日常生活时，一座“自由的牢笼”也同时出现。[31]平台化生存的浮华背后，人的主体性正面临着由黏性、趋同和意义过剩所组成的系统性危机。

（一）平台黏性与平台幻象

长时间“黏在平台上”生产出一种消解自由与劳动边界的“平台幻象”。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平台通过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方式，如人效考核、激励内嵌等压制劳动者自主安排时间的权限，并辅之以“游戏化”手段来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意愿。[32][33]平台以“自由、灵活”之言，行数据化、商业化之实。平台链条中愈加分割并细化的劳动过程使劳动与休闲相互穿插，融为一体。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被设计成游戏化的体验方式，越来越多的“赶工”变得像“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一样“好玩”，劳动在“闯关游戏”的程序设计中被重新注入意义。[34]一种充满个体创造、自我赋能的话语幻象充斥着零工劳动的社交媒体平台呈现。

对于平台的用户和消费者也是如此。为了吸引和“黏住”更多的消费者，平台在设计与运作的过程中，有意留下与个体协商的对话空间，用户看似“遵循自我”，通过自身的判断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实则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平台游走与策略更迭中被平台“牵着鼻子走”。例如，一些平台主动将自身打造成“服务型人格”，通过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需要来影响用户的选择方向。其中，算法基于僚机、协助等人格化属性，深度介入并形塑用户与平台间的关系，在“类情感”的联结中建立和维护消费者的情感认同。[35]

从总体性视角来看，数字平台无处不在，而用户的并行游走也不过是为平台间“共享”用户画像提供了便利。当用户以主动的姿态从一个平台游牧到另一个平台，殊不知，个体的隐私数据也以隐蔽的方式流动着，算法作为“超级编辑”的角色始终存在。正如韩炳哲所言，当前的社会形态已从福柯所言的规训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个体由规训社会中的顺从转向自愿，由“他人剥削”转向“自我剥削”。[36]平台黏性以尊重个体选择为前提，实则是将自我选择转化为自我奴役。平台化生存造就了高度自由化的个体，长时间的“平台黏性”让他们不但失去了与线下共同体的连接，也独自承担着数据投喂的责任与风险。[37]

（二）从“创造”到“仿造”

基于流量变现的平台运行逻辑将个体牢牢绑定在表达自我、自我建构的沉迷生态中，如何表达则成为平台社会每个人面对的表演课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可见性趋之若鹜，由此推动了人们的日常表达从“创造”走向“仿造”。这种异化并非偶然，而是黏性绑定平台后的必然结果：个体为了在平台中获得生存资源（流量、收益、认可），不得不迎合平台的流量规则，而流量规则的本质是 “复制即高效”，最终催生了热点化、趋同化的日常形态。

信息过载时代，个体的精力与注意力资源成为稀缺品，“复制”自然成为最省力的信息生产策略。对于个体而言，复制爆款模板可以快速降低试错成本，因为模板都是经过流量验证的“安全选项”；而从社会属性来看，转发、模仿热点内容可以快速积累社会资本，比如跟风使用热门滤镜、模仿网红话术、打卡同款地点等。[38]这种全民复制的趋势，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信息的巨量繁殖与过度生产，平台上充斥着大量同质化内容，进一步加剧注意力分配的困境；二是创造价值的消解，原创内容在海量复制件中被淹没，而复制行为本身又无需思考与投入，逐渐侵蚀着个体的创造力。

平台化生存使个体的注意力进一步被算法中介，甚至控制。主流商业化平台以流量变现为核心目标——点击量、完播率、转发率等数据直接决定内容的曝光量。算法的内容匹配看似是在解决用户注意力分配的困境，但实质上，它的目标更倾向于流量变现。以各大平台推出的“热搜榜”为例：平台根据流量规则与商业定位进行再加工、排序、推送，满足流量标准的内容成为热点议题，而成为热点后又再次获得了更多流量和注意力倾斜，热点化的曝光就此完成闭环。平台资本利用使用者持续的关注为自身的运行“续命”，而个体的注意力则被牢牢锁定在平台制造的流量狂欢中，最终造就“热点之外别无他物”的趋同局面。

内容的趋同不仅体现在抄袭上，更体现在平台化下的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非日常性的首要表现是真实感的消退。在本雅明看来，技术复制文化产生的复制品使得事物的“真实性”地位被撼动，原件与赝品的界限被消解，艺术创造的“此时此地性”被慢慢消解。[39]因此，所谓“爆款”的复制并不是创造力的复制，而是对模板、公式化套路的复制。模板的提炼与总结源于具体的生活情境，具体生活中包含的“实感”才是日常生活真实性的体现，但实感难以通过数码符号的复制来实现，因此，真实性最终就在病毒式的扩散中被千篇一律的格式所压倒。非日常性的另一重表现在于“伪日常”的制造。消费空间的无节制扩张使得平台完成了对日常的商品化过程，在“网红感”甚嚣尘上时，日常感同样成为被消费的对象。[40]当日常感被纳入平台的流转体系中，个体在平台上看到、经历的“日常”，不过是经过流量筛选、商业包装后的“伪日常”，真实的生活体验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消费的符号。

（三）意义的过度生产

数字平台鼓励个体追求意义，并给予这样的行为充分肯定。这造就了当下个体急于追求某种“意义”以洗脱自身的俗套。这种追求“不落窠臼”的行为最终导向了意义的过剩，即个体的意义生产活动始终处于进行时。意义的过量生产，是数字平台对个体过度“赋能”的结果。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赋予个体突破既定活动边界的能力，它既提升了个体的行动能力，也持续拓展着个体的活动范围。[41]换言之，大数据与算法的存在，让意义的获取变得易如反掌，意义赋能的门槛被降低。加之平台资本主义不断刺激、放大个体的各类需求，意义的内容生产陷入了过剩的境地。

当意义泛滥过剩之后，更严重的后果表现为主体性过剩。所谓主体性，是指个体在平台上表现为一个能决策的主体，而非受压迫的客体，平台重建权力的方式不是加强管制，而是减少管制，让人尽量地去“成为主体”。[42]但个体在平台黏性的依附与流量的裹挟下，将自身的主体性窄化为单纯的“功利性算计”，为了迎合算法、追逐流量，过度消耗着自身的时间、精力与创造力。因此，主体性过剩是平台规训的必然结果，是韩炳哲所言“功绩社会”的极致体现。平台看似赋予个体“自主决策”的权力，实则将竞争压力直接转嫁到每一个个体身上。这种“主动内卷”的状态，比传统规训社会的“被动顺从”更具迷惑性与危害性——个体将剥削内化，把平台的利益诉求转化为自我要求，替平台承担了社会控制的成本，最终在无节制的自我消耗中，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自主与能动性。[43]

（四）日渐丧失的“线下”领地

在平台化生存中，时间逻辑与数字技术相互叠加，重塑了个体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方式。尽管线下真实空间能通过数码技术被转译为平台空间，但这一转译过程打破了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平衡；加之虚拟空间兼具便捷性与遍在性，平台化生存导致了时间对真实空间的压制。这让个体在平台化洪流中，逐渐失去了“附近”。现代生活中时间逻辑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空间成为时间的附庸，形成了“时间的暴政”。[44]

当平台的关联充分展开，平台化的劳动与娱乐充分占据个体的注意力，“身体”的平台化便开始出现。它不再依托具身的、附近的体验感知，而更倾向于通过技术体系建立信任，通过算法机制匹配需求，通过让渡个体决策组织生活。“附近”消失了，个体间的交往模式由线下全面转为线上，彼此的互动关系沦为单纯的数据输入与输出。数据非但无法还原个体交往的丰富维度，反而会让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建构他者的形象。与其说个体是在与他者互动、交往，不如说是在与自身进行互动循环，他者在这一过程中彻底消失。此种交流模式的改变不仅可能造成个体自我认知的单薄，还会让其陷入封闭的循环困境。[45]

五、结语

本文以平台作为新型“关联性基础设施”为切入口，探索了当下人们“平台化生存”的表现形式和可能面临的问题。平台化的浪潮已然席卷全球，人们的生活与劳作实践也被平台深深地影响。平台与人的关系在主体性和依存感之间来回摇摆，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

合谋共生的平台姿态鲜活立体，但人类是否能够适应全面平台化的生活，依旧值得我们深思。平台的连接之下，“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这一技术哲学命题的追问值得我们深思。当过分沉溺于平台带来的高效与便捷之时，我们也极易被平台逻辑的技术理性所同化，从而习惯于以单一、简化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一个温情的、彼此信任的社会系统离我们渐去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二维的、工具主义的弱连接与数字展演。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在平台化生存中找到平衡虚拟与真实的坐标将是我们追寻的长期命题。从目前来说，过度连接的“线上人”需要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具身和附近之上，关注多维度的线下实践，把连接的能力转化为触碰真实的契机，在平台土壤中重新组织社会关系、定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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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孙萍，张帆，张骁天.平台化生存：日常、姿态与危机[J].青年记者，2026(03):5-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