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丽 贺子阳 侯亚楠：平台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日常生活实践审视

作者：张秀丽（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贺子阳（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侯亚楠（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3期

导 读：

本文以“平台化生存”为核心概念，探讨数字平台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化为当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并深入剖析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双重机制。

一、引言

伴随着平台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平台化已然成为个体生存与生活的常态。人们可在情感受挫时借助小红书寻觅搭子，遇到生活难题时通过抖音等社交媒体寻求解决办法，思念亲人时利用宛在星球“复活”逝者，甚至还能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外卖点单……对当下的个体而言，平台已不再是单纯的内容容器，而是促进个体参与、满足个体需求、实现个体发展的基础设施，平台化生存日益成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核心视角。

目前，平台化研究多从媒体系统性变革[1]、平台化治理[2]、学术期刊平台化发展[3]等宏观视角来分析考察平台化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但是，以人为本观念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只有以人为本，传播才有意义。[4]新闻传播学是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关注人与社会的互动、关注人的周遭社会环境变化的学科，因此，应当从人的微观视角关注平台化生存的日常实践，这是学科要求，亦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使然。虽然当前平台化研究亦观察到数字劳工[5]、算法反抗[6]乃至数字断连[7]的微观视角，但仍整体缺乏以人为本的平台化生存考察。[8]因此，本研究以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为研究视角，回应下列问题：数字平台为何能成为智能时代平台化生存的关键机制？这种关键机制如何借助赋能与规训辩证统一地发挥作用？置身于平台化世界的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呈现出何种新的样态、困境与可能？又该如何理解平台化生存与生存平台化的辩证性？

二、平台：数字时代基础设施化

当平台如水电般融入日常，其基底性便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塑造着社会运转的底层秩序。这种深度嵌入与透明化使用，使平台成为数字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平台基础设施化已然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9]然而，基础设施绝非被动、静止的基座架构。在基底之上，平台更展现出强大的生成性，主动催生并形塑着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过程使其结构性权力从“不可见”的依赖，转化为“可见”的规则制定与生态支配。因此，基底性与生成性共同构成了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一体两面，前者奠定了普遍依赖的隐蔽基础，后者则展开了主导发展的显性进程。下文将首先剖析平台作为“不可见的数字架构”如何奠基，继而探讨其作为“可见的生态形塑”力量如何运作。

（一）平台基底性：不可见的数字架构

“基底性”是指基础设施具有“嵌入性”和“在使用中透明”等核心特征。[10]基础设施通常深嵌于其他社会技术结构中。在正常运转时，它对于使用者而言是“不可见的”或“理所当然的”，只有在发生故障或中断时（如停电、断网），基础设施的存在才会被人们清晰地感知。[11]因此，理解基础设施需要深入它所在的具体实践之中，观察平台如何被使用和维系。

2026年2月5日，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突破80%。[12]互联网普及率的突破证实个体主动进入平台化世界的同时，亦证明平台已然成为基础设施。以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例，它们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支付属性，在购物、交通、社交互动乃至政务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了全场景应用覆盖，由此成为一种不可见的数字架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虽然享受扫码支付的流畅过程，却难以察觉背后的运转代码与复杂系统。然而，一旦手机没电或连接中断，个体则会脱离社会运转逻辑。同样，社交媒体平台也日益承担起识别身份的基础设施功能，许多第三方应用和服务都可以通过微信等账号进行登录，使得社交账号成为个体在数字世界的“通行证”，具备了身份认证与识别的基底性。

（二）平台生成性：可见的生态形塑

与基底性的不可见相对，作为基础设施的“生成性”是平台的另一特征。平台基础设施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作为一个基底，催生出开发者未曾预料到的、由海量第三方创造的应用、服务和价值，这种生成性是平台生态系统繁荣的关键。如，微信小程序允许开发者在微信这一应用内部快速开发和部署轻量级应用，覆盖餐饮、零售、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极大地扩展了微信的功能边界，促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连接。

然而，这种生成性并不是完全开放和中立的，平台所有者通过制定应用程序接口规则、应用商店审核政策、数据访问权限以及收入分成比例等方式促进生态形塑的过程可见。不仅如此，平台亦牢牢掌控整个生态系统的“准入”与“禁止”规则，它既是“赋能者”，也是“守门人”和“收租者”。平台通过设定生态系统内部的竞争规则，决定了哪些创新能够涌现，哪些商业模式可以存活。华为倾力打造的鸿蒙生态，其目标正是构建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跨设备协同的操作系统基础设施，通过其生成性吸引开发者。因此，平台的基底性与生成性共同构成了基础设施化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嵌入日常、隐而不见的依赖路径，另一面是构建生态、清晰可见的结构流程。正是这种双重属性，使平台成为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结构性条件。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呈现出基底性与生成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平台通过深度嵌入社会经济活动，成为不易察觉且不可或缺的数字基底，塑造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和个体的依赖路径，这是一种隐性、弥散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基底性的基础上，平台构建起一个由自身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审核机制与商业政策，将这种底层依赖转化为清晰可见的结构性权力。因此，基底性的“不可见”与生成性的“可见”权力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合法性与用户基础，后者则巩固和扩展了前者的覆盖范围。

三、平台化机制：从工具性使用到结构化机制的辩证过程

平台最初以高效、便捷的“工具”形态介入社会生活，其赋能与连接效应迅速被个体接纳。然而，随着平台渗透程度的加深，它日益显现出内在的规则、算法与架构开始系统性地形塑参与者的行为、界定互动的可能并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与权力。这一过程标志着平台从一种可被自主运用的技术工具，演变为一种弥漫性的结构化要素。因此，理解平台化机制的核心，在于审视其如何辩证地统一了工具性使用的表象与结构化塑造的实质。下文将首先剖析作为“工具性连接”的赋能面向，继而揭示其作为“结构性要素”的规训与塑造力量。

（一）赋能与连接：作为工具性连接的平台

平台通过算法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核心机制在于将传统经济与社会活动中模糊的“需求—供给”关系，转化为清晰、可计算、可实时匹配的数据流。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它改变了传统出租车行业依赖街头巡游、电话调度的随机匹配模式，通过GPS定位、智能派单算法，近乎实时地弥合了司机与乘客之间的时空与信息鸿沟。知识付费平台如“得到”或“知乎”，则打破了传统教育工作者在知识传播上的时空与资格壁垒，使得优质的知识内容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触达更广泛的求知者，催生了“认知盈余”的大规模价值转化。

不仅如此，平台激活并高效配置了社会沉淀的“闲置资源”，从而催生了共享经济。无论是出行领域的顺风车，还是住宿领域的短租平台，核心都在于将个人拥有但使用率不高的资产或技能接入一个庞大的供需网络，进而促进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近些年兴起的二手交易平台如“爱回收”“转转”，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商品的循环流通，更在于通过建立信任机制，实现物品生命周期的延长，进一步重塑消费者的产权观念与消费文化。

更为关键的是，人在平台中的连接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平台以人为中心实现精准的连接。这种直接连接改变了文化生产、商业流通与社会动员的格局。在内容创作领域，个体创作者可以通过抖音、快手、Bilibili等“自媒体”平台，绕过传统的出版社、唱片公司或电视台等机构，直接利用平台连接海量观众建立个人品牌、积累社会资本并实现商业变现，这种“创作者经济”的崛起，降低了文化生产的门槛。在社会连接层面，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豆瓣小组）为基于兴趣、地缘或议题的社群形成提供了基础设施，加速了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与群体共识的凝聚。从该视角审视，平台确实扮演了强有力的解放者角色。然而，这种“解放”并非无代价的馈赠，其背后隐含着新的权力逻辑——平台的赋能高度依赖于个体对接口的遵从、对数据的上缴以及对平台规则的接受。解放的实像，始终嵌套在平台架构的“连接幻象”之中。

（二）规训与塑造：作为结构性要素的平台

倘若将平台赋能视为“正题”，那么平台的规训、控制以及对深层社会结构的重塑，则构成了“反题”。平台化过程的赋能往往伴随着一套更精密且难以抗拒的权力运作机制。这种结构性权力并非以强制的姿态出现，而是通过数据化等软性方式，内化于日常体验之中。

全面数据化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层与隐性歧视机制。平台通过持续、全方位地追踪、记录和分析用户的行为痕迹，构建出精准的用户画像。它以提供个性化服务为幌子，实则为“算法歧视”创造了条件。在消费领域，平台利用用户画像对消费能力或忠诚度不同的用户实施差异化定价进行“大数据杀熟”；在招聘、信贷领域，算法则可能基于训练数据中已存在的历史性社会偏见，对特定群体做出系统性不利的判断，固化甚至加剧现实中的不平等。用户的每一次数字互动，都在无意识中为这种基于数据的动态社会分层添砖加瓦，使得权力不对等以一种“客观”“技术化”的面貌被再生产。

平台算法基于数据重构劳动过程，并催生“数字零工”等新型劳动形式。虽然，这种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型零工经济，看似时间自由、生活成本较低，但是平台在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的同时，会对劳动者实施更为隐秘的精准控制。滴滴出行的派单系统、导航规划、服务评分与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一套全天候的自动化监督与规训体系。算法取代了传统的人力主管，它不仅分配任务，更通过设定时间要求、优化路线、监控实时位置来规训劳动者的身体移动与劳动节奏。研究显示，网约车司机会发展出各种策略（如选择性接单、操纵接单时机）来应对和“博弈”算法，甚至利用微信等外部社交软件建立虚拟社区，进行信息共享与情感支持，这恰恰反衬出算法控制的无孔不入与劳动者的适应性反抗。[13]

由上所述，平台化机制既促进了个体的工具性连接，本身又是结构性要素，这两个维度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平台的赋能效应恰恰为其积累了实施规训所需的关键资源。反过来，平台规训机制的“效率”又常常被包装为更优质的服务与更灵活的机遇，从而增强了平台的吸引力和合法性。

四、平台化生存：走向数字栖息的日常生活实践

平台化生存并非单向的技术规训过程，而是在平台“策略”与用户“战术”的持续互动中展开的辩证实践。当平台的策略通过数据化、算法化日益深入地编织进日常生活的肌理，试图建立起一套高效、可预测的秩序时，身处其中的用户并非完全被动，他们运用德·塞托所言的“战术”智慧，在平台划定的结构内部，进行着或显或隐的挪用、博弈与抵抗，这种抵抗既体现在对算法逻辑的识破与反制，也体现在对数字连接的主动疏离。下文将首先剖析数智技术作为“策略”对日常生活的规训机制，继而探讨个体如何通过多样化的“战术”实践，在平台的缝隙中开辟自主性空间。

（一）策略的渗透：数智技术对日常生活的规训

德·塞托认为策略属于拥有专属“场所”的权力主体，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旨在建立可控秩序和可预测环境的规划性力量，体现为规则、架构与系统设计。[14]在平台化生存时代，平台的“策略”依靠数据化、算法化、互联化的数智技术实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渗透度编织进日常生活的肌理。这种编织以“便利”“高效”与“个性化”为诱饵，完成对用户生活实践的重构。

量化自我是平台对个体自我管理的规训，以健身、睡眠监测为代表的健康科技为例，它将行走的步数、睡眠的时间、摄入的卡路里等原本模糊、整体性的身体感受，翻译为精准的数字、曲线与排名。用户被鼓励进行每日打卡，挑战虚拟徽章，甚至在好友排行榜中竞争。平台成功地将关于“健康”的多元定义，收编为一套可量化、可优化、可比较的指标体系。个体的身体实践，从内在感知导向，转向了对外部数据反馈的服从。这种自我追踪技术与人形成了“共同进化”的关系，持续重塑人们对身体和健康的认知。平台的规训野心不止于对个人的驯化，智能互联的出现，促进了平台对私密空间的进一步侵入。智能音箱、联网门锁等设备，将家庭这一传统私密的场所无缝接入了平台的网络，平台以为用户提供便利为由，诱导用户将隐私让渡于平台。平台希望通过提供极致的便利性，获取用户的隐私，潜移默化地改变用户的居家习惯与信息获取路径，将家庭空间转化为一个持续性的数据生产节点和消费入口。私人生活与平台经济的边界由此模糊，居家实践被纳入了更广泛的商业逻辑循环。

平台规训隐性塑造用户认知。如前所述，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的“策略”，在表面上是平台通过对信息的过滤实现精准推送，但其深层用意是对个体认知的塑造。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每一次点击、停留、滑动，建构出不断更新的用户画像，并据此投喂信息。其危险在于，这种高度个性化的“策略”在增强黏性的同时，存在窄化用户视野、强化既有偏见的可能。更值得警惕的是，用户在平台的规训下，已然忽视自己的固有认知，而将平台塑造的认知视为自己的固有认知，从而使用户深陷其中。平台的“策略”由此从行为引导，深入至认知与价值观的潜在形塑。这一系列“策略”的共性在于，它们均以技术中立性为掩护，实则悄然重构人与身体、空间、认知之间的关系。

（二）战术实践：日常生活对平台技术的抵抗

德·塞托认为，“战术”是弱者的艺术。它没有自己的“场所”，只能在“强者”（平台）所划定的秩序内，进行机智的、机会主义的、“盗猎”式的操作。它不谋求推翻整个系统，而是致力于在系统内部，为自己开辟出自主行动的空间和异质性的意义。个体在面对推荐算法这一“黑箱”时，并非一直被动接受，也有草根算法专家尝试破除算法分发的隐藏路径，进行社会性解释[15]，进而顺应或者“反制”算法。用户为了打破信息茧房，还会有意识地搜索、点击与自己兴趣无关的内容，或频繁使用“不感兴趣”按钮，试图“训练”算法以破除自己的认知局限。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博主尝试“养号”——通过精心策划的互动行为，塑造一个特定的数字人格，以获取求职信息、特定社群准入或商业机会。这种算法抵抗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抵抗实践，个体也会根据在不同平台的经验，进行“战术”的跨平台复制与扩散。[16]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平台劳动者，工作被算法“策略”严密调度与监控。然而，他们发展出了丰富的“逆算法”战术，如利用规则漏洞进行“转单”或“下空单”以调节工作强度；通过微信群等非官方渠道，实时共享交警位置、超时罚款规避技巧[17]，在遭遇不公时，协调进行象征性的集体“停工”。这些行动基于地缘、亲缘或趣缘建立的互助网络，虽无法颠覆平台与劳动者的权力关系，却是在算法设定的极限压力下，争取喘息之机、维护基本尊严的“战术”努力，是一种“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日常抵抗。

上述实践是用户利用平台进行战术抵抗，当用户对平台的过度卷入感到倦怠或警惕时，便会尝试数字断连。无论是设定“无手机时段”、监测屏幕使用时间、定期进行“数字排毒”，还是选择性删除软件应用，这种看似消极的“断开”行为，实则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宣告。它意味着个体试图从平台的即时性逻辑和注意力争夺中暂时抽离，重新夺回对自我时间节奏与心理空间的控制权。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调节，更是对平台化生存逻辑的一种具身化批判。但是，在平台经济与算法管理的控制下，用户虽可实现短暂的“数字断连”，但这并非一种彻底的自主性解放，而更接近于一种“被允许的暂停”。这种表面上的主动性，实则源于对持续性数字连接所导致的身心耗竭的被动应对。断连行为非但未动摇“永不掉线”的平台化根本逻辑，反而通过提供间歇性的喘息空间，使用户得以暂时恢复精力，从而重新嵌入数字劳动与消费的循环之中。因此，所谓的断连自由实质上是一种“自主性悖论”，它揭示了在高度平台化社会中，个体的抵抗策略存在被收编为系统维持自身稳定与再生产的可能。

五、生存平台化：迈向更具反思性的平台化生存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的当下，“平台化”已不仅是一个技术或经济术语，更是重塑社会关系、认知框架与生存境况的力量。本文认为平台以“基底性”深深嵌入社会运作肌理，又以“生成性”不断重塑资源分配、关系模式与文化实践的逻辑。这种特征离不开“平台化生活”与“生活平台化”。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平台化生存，应以关系性、过程性与批判性为理论视野，自觉把握数字时代沟通实践变迁的内在动力。

“平台化生活”更多指涉一种结构性境遇，它描述了以少数巨型数字平台为核心的基础设施，通过数据化、算法推荐与流量分配机制，对日常生活进行系统性渗透、重组与规制的过程。此时，“生活”是平台作用的对象，凸显了平台作为一种规训装置的结构性力量，其核心运作机制在于将复杂的社会实践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数据流。与平台化生活的结构机制不同，“生活平台化”更强调一种主体性实践的维度。它指涉个体与群体在面对平台化结构时，并非全然被动，而是能动地利用、协商、改造甚至颠覆平台提供的脚本，将其转化为服务自身生活目标、维系社会关系、表达身份认同的策略性工具与空间的过程，它突出了用户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因此，“平台”成为生活实践得以展开和创新的赋能空间，是主体实践借以达成目标的媒介与场域。

“平台化生活”与“生活平台化”并非线性先后，而是处于非线性的持续转化之中。一方面，平台化生活为生活平台化设定了初始条件与边界。平台的架构设计、规则算法构成了生活实践无法绕开的结构性环境，任何能动性的发挥都始于对这一环境的认知与应对。另一方面，生活平台化的微观实践不断累积、汇聚，又会反过来检验、挑战乃至重塑平台化生活的逻辑。用户对算法的“反驯服”、对社区规范的共创、对数据权益的争取，这些微观实践可能催生平台规则的局部调整、新功能的出现，甚至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与监管介入。这种“结构—机制—实践”的互动框架，正是理解平台同时发挥解放性与规训性双重作用的关键：平台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连接便利与表达机会（解放性），又通过隐蔽的算法治理与数据提取实施着新型控制（规训性）。

因此，迈向“更具反思性的平台化生存”，意味着我们需要培育一种新的主体姿态。这种反思性首先体现为对平台运作机制的认知自觉。用户应努力理解推荐算法、流量分配、数据收集的基本逻辑，知晓自身数字足迹的价值与风险。这种自觉的认知使得个体能够洞察自身如何被纳入平台的规制体系，从而为后续的策略性行动奠定基础。然而，这种认知的获取本身也面临挑战，平台的“黑箱”运作与复杂技术壁垒往往使得全面的理解难以企及，可能导致认知自觉停留在表层，甚至产生无力抵抗的无奈，这也是通往深度反思的现实障碍。在认知自觉的基础上，应基于自觉认知产生策略自觉。在利用平台便利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战术”来维护自主性，将平台“工具化”而非被其“客体化”。用户并非被动接受预制脚本，而是将平台这一赋能空间转化为服务自身生活目标、维系社会关系、表达身份认同的策略性场域。这种策略自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能有效缓解平台结构性规制带来的同质化与操控风险，赋予日常生活以创造韧性。迈向更具反思的平台化生存，不能局限于个体层面的认知自觉与策略自觉，更需要通过集体力量形成参与自觉。个体的微观实践通过汇聚和连接，能够形成集体行动，推动平台算法伦理的改善、数据治理的完善与数字权利的保障。这要求用户超越个人工具性使用的层面，将平台视为一个可争议、可塑造的政治与伦理场域。参与自觉是反思性平台化生存的公共性升华，它试图将分散的“生存平台化”实践转化为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能动力量，以回应“平台化生活”中基础设施性的权力失衡。

未来，平台化生存的形态仍会快速演变。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可能使“平台化生活”的渗透更为无感且深刻，同时也为“生活平台化”开辟出更具创造性的实践空间。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应持续以关系性、过程性与批判性为视角，捕捉“平台化生活”与“生活平台化”动态中的矛盾与希望，为构建一个既享受技术赋能、又捍卫人的尊严与主体性的平台社会提供理论资源与批判智慧。最终，本文希望在深入理解平台化逻辑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更为自主、均衡、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平台化”，让技术基础设施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共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媒体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脉络谱系与建构理路研究”（编号：23FXWB004）、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陕西民俗外译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3JZ050）、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与宣传研究”（编号：2026YA01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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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秀丽，贺子阳，侯亚楠.平台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日常生活实践审视[J].青年记者，2026(03):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