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召唤与身份的回归：论记者在烈士寻亲中的媒介角色

作者：周围围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6年1月号

在宏大的国家历史叙事里，无数为国捐躯的烈士姓名被镌刻在纪念碑上，成为国家记忆的永恒印记。然而，对于烈士的家庭来说，许多烈士却是不知所踪的亲人，成为家族记忆中一道难以愈合、悬而未决的创伤性缺口。

如何让这些散落在历史烟云中的英魂“归家”，不仅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情感、记忆与认同的当代社会议题。近年来，以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持续关注并深度介入“烈士寻亲”行动，为观察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鲜活而深刻的样本。

本文聚焦中国青年报对青年志愿者孙嘉怿及其团队长达数年的追踪报道，旨在以这一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回答以下问题：在烈士寻亲这一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情感温度的实践中，记者如何运用专业手段，扮演哪些超越传统认知的媒介角色？这些角色实践又如何作用于个体记忆的修复、家庭创伤的弥合及社会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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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嬗变：记者在寻亲实践中的多维身份

“语言在行动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记者在报道孙嘉怿与“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时，在《记者手记》中写下这句话，恰恰揭示了在此类报道中记者角色的深刻转变。在青年志愿者孙嘉怿发起的“我为烈士来寻亲”案例中，记者的角色早已突破了记录者的单一定位，呈现出一种复合、能动且深度卷入的特征。

“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发起人孙嘉怿和志愿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市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线索。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天羽/摄

（一）记忆的挖掘与考证者

烈士寻亲的第一步是将一个个名字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记者主动参与到记忆的挖掘、考证与系统化构建工作中。他们不仅是孙嘉怿个人行动的记录者，更是其事业价值的发现者与阐释者。

在报道中，记者深入孙嘉怿的日常工作，见证其团队如何像侦探一般开展工作：利用中华英烈网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数据库进行双向比对，手动输入、核验从朝鲜英烈墙上拍摄回来的近万个名字，因为“害怕用代码软件会出现名字错误”。

面对成百上千条烈士信息的数据库，记者需要对这些碎片化信息进行筛选、串联与核实。例如，在为烈士毛阿根寻亲的过程中，记者跟随孙嘉怿走访烈属毛祥明，记录下“他如何瞒着家人报名参军，如何寄回最后一封写着‘等胜利就回家’的信”等关键细节。

这些细节不仅为烈士身份提供了有力佐证，更重要的是，记者通过文字将官方档案中的冰冷记录转化为充满人性温度的家族口述史，完成了从符号到人的还原。

2024年9月15日，“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发起人孙嘉怿与陈润祥之妹陈风素，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等候陈润祥的遗骸。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白杨/摄

（二）情感的催化与共情者

如果说挖掘记忆是“求真”，那么传递情感则是“求善”。记者通过极具画面感和共情力的叙事，构建了一个联结历史与当下的“情感时空”，让读者得以感知那份跨越几十年的思念与悲怆。

记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将消息告知毛祥明老人时的场景：“老人和一旁的老伴嚎啕大哭，70多年的魂牵梦绕在那一刻宣泄出来……看着这一幕，我和孙嘉怿也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没有回避自己的泪水，这种卷入式的观察打破了传统新闻所要求的客观疏离，却极大地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记者深刻意识到，他们的工作“远非核对信息那么简单——他们是在缝合被战争撕裂的情感，是在为干涸了几十年的心灵之井注入告慰的清泉”。

这种认知使得记者的笔触充满了悲悯与温度，他们成为连接生者与逝者的情感导体，让公众得以感知那跨越半个世纪的悲恸与释然。

（三）身份的确认与赋予者

寻亲成功的仪式性瞬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身份回归过程。记者通过报道公开地、庄严地完成了对这一身份的确认与赋予。

对于毛祥明老人而言，哥哥毛阿根的身份在家族中曾是模糊的——“从未见过”，但他自出生便“肩负着延续哥哥那份责任与使命的重担”。找到安葬地意味着家族70多年的寻找有了结果，毛阿根在家族系谱中从一个“失踪的哥哥”被正式确认为“安葬于朝鲜的烈士英雄”。

记者记录下老人“今后去世后见到父母，也能有个交代了”的感慨，正是个体身份在家族伦理层面完成回归的有力明证。记者的报道为这一私人领域的身份确认提供了公共见证，使烈士的“英雄”身份在国家和社会的宏大叙事中得以再次巩固和彰显。

（四）公共仪式的组织与传播者

记者将一次次的寻亲成功，转化为一场场媒介化的公共悼念仪式，从而将个人和家族的情感宣泄引导为社会集体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八百烈士的回家路》（2021年9月9日06版）整版报道，本身就是一场庄严的文本仪式。它将众多零散的寻亲故事汇聚一堂，形成强大的情感和道德感召力。报道在社会上引发的广泛关注与共鸣，使得无数读者在阅读中无形参与了对烈士的集体哀悼与致敬。

此时，记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公共仪式的策划者与司礼人，通过选择、编排和讲述，将私人的悲伤升华为公共的情感，强化了缅怀英烈、崇尚英雄的社会共识。

（五）志愿精神的激发与动员者

最富有启示性的是记者角色的终极演变——从故事讲述者转变为行动参与者。记者在《我的记者故事|去采访“烈士寻亲”，我也成了帮烈士寻亲的志愿者》文末坦言：“现在，我也是一名烈士寻亲的志愿者，曾经协助找到了三位安葬在云南的江西籍烈士家属。”这一身份的转变至关重要。

它表明，记者的报道不仅传播了信息，更传递了一种行动的价值与信念。记者通过亲身参与，将孙嘉怿个体的“微光”扩大为一片“光芒”，并通过对“头发花白的老人”和90后、00后志愿者的群像描绘，向全社会展示了志愿行动的可参与性与崇高性。记者自身角色的成功转换成为最有力的动员令，激励更多读者从感动走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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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阐释：媒介、记忆与认同的交互

上述记者角色的实践，可以在传播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得到深刻阐释。

（一）媒介作为“记忆代理人”

根据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媒介在承载和传递跨越代际的文化记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烈士寻亲中，记者主动承担了“记忆代理人”的职责。

他们深入档案馆（机构记忆）和烈属家庭（交往记忆），将即将湮灭的个体记忆挖掘、整理、验证，并通过大众媒介的强大传播力将这些记忆转化为稳固的且可传承的文化记忆。孙嘉怿团队的数据库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对抗遗忘的“记忆之场”。

（二）叙事认同的建构

记者通过充满细节和情感的叙事，为烈属和社会公众提供了构建叙事认同的宝贵资源。

对于毛祥明老人，哥哥的故事填补了家族叙事的空白，使他个人的生命史与国家的革命史紧密相连，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阅读这些故事，便是在共享一种关于牺牲、奉献与铭记的集体叙事，这种叙事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历史责任感。

“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发起人孙嘉怿和志愿者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大雷村看望汪善春烈士之弟汪信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白杨/摄

（三）媒介的情感动员

记者在报道中毫不避讳地展现情感，并自我反思“语言在行动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这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情感动员策略。它通过真诚的共情打破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在道德和情感层面建立起紧密联结。

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动员了社会资源（如志愿者提供线索），同时也吸引了公众注意力，使得烈士寻亲从少数人的执着坚持变成了多数人共同关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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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我为烈士来寻亲”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记者是记忆的召唤者，以笔为篙，打捞沉没于历史长河中的英名；是身份的见证者，以报道为碑，确认每一位烈士的荣光与归属；是情感的联结者，以共情为桥，弥合跨越世纪的家庭创伤；是仪式的策动者，以版面为广场，组织全社会的集体悼念；更是未来的播种者，以故事为种子，将红色基因植根于青年一代的心田。

记者的笔和镜头化作了穿越时光的坚韧藤蔓，一端紧握历史的厚重，另一端延伸向被抚慰的当下心灵。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在为无名者正名、让忠魂归故里，更是在为一个民族打捞精神坐标，修复历史肌理，强化文化认同。孙嘉怿的故事及其报道启示我们，新闻的最高境界或许正是在于这种记录与行动、观察与融入的辩证统一。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6年1月号，原标题为《记忆的召唤与身份的回归：论记者在烈士寻亲中的媒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