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乡间 | 工分

在曾经的农耕时代，家庭成员之间什么人干什么活，是有个或明确或大体分工的。有分工，就有劳作的轻与重，就有付出的多和少。

在一个家庭中，付出的多与少一家人都看在眼里，一家之主心里有数就行。地合到一起，进入生产队时期，虽然大家一起干活，但还是各家吃各家的饭，活轻重与干多少就要有个分配上的区别，于是有了工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我很小的时候，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在大街上边跑边吼着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大人们看着扯着嗓子吼的几个孩子，脸上带笑。

我小时候不知道大人们脸上的笑意是什么意思，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吼出了气势。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想起这个场景时，我明白了大人们笑的含意：等你们长大了，工分也是你们的命根。

等和我一起吼的孩子们长到十四五岁时，地分了。包括进城的我，包括留在村里的同伴，都没体会到工分是命根。

在我的老家山东省莒南县南部那片丘陵山地，在人民公社从开始到结束的20多年时间里，一家人都为了工分忙着，因为工分关乎温饱，关乎穷富。

杏花。

一

一家之中，谁干得多谁干得少，除了年龄和身体的因素外，还有勤与懒之分。干活多的，付出了劳累，得到家人的器重。这种器重，体现在一家人的眼神和语气上，也体现在吃饭穿衣上。

从秋天开始刨地瓜，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地瓜发芽，吃的主要是地瓜。日子过得一般的人家，早饭开始时每个人都是一碗地瓜，热热地吃下肚，浑身感受到了热乎劲。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一碗地瓜吃完，就饱了。可这东西不抗饿，在村里跑上两圈，或到打麦场上疯一会儿，便觉得肚子空空。

煎饼抗饿。冬天地里没活，一家人尽量多吃地瓜，少吃地瓜干和地瓜干做的煎饼。碗里的地瓜没吃完，有个孩子想吃块煎饼，这在很多家庭是不可能的。已经能下地干活的子女吃完地瓜后，管着煎饼的主妇往往会拿出煎饼，递给他们。

吃得饱才能身体壮，才能有更多的力气干更多的活。除了年纪很小的孩子和很老的老人最优先外，家里有点好吃的，先给最能干活的人吃。现在人可能会觉得那时的人不尊老爱幼，没有家庭的温暖，可那曾经是农村人的生存法则。

不管是年轻力壮的男人，还是已经成年的儿女，都是家里的劳动主力，没有他们，地种不了，一家人会挨饿。让他们多吃一口，是为了一家人都有口吃的。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太多在农活忙时，女人把孩子们打发出门，然后关着门给男人吃煮鸡蛋的故事。

没有母亲不心疼刚满街跑的孩子。家里的鸡蛋尽量给男人吃，是因为女人知道男人干活太累，累垮了身子一家人就没了依靠。只要男人身体好好的，孩子就能吃上饭，这是女人最大的心事和最大的原则。

感谢父母的辛劳和哥哥姐姐们的努力，从记事开始，我就可以不吃地瓜，直接要煎饼吃。我在街上跑饿了，回家从大盆里摸个煎饼，卷上萝卜头子，拿到大街上吃时，馋坏了一起玩的几个孩子。

我小的时候，他们或者是小伙子，或者正值壮年。

二

我到七八岁时，已经开始大体知道工分是怎么回事儿了。

干一天活，吃完晚饭，三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的社员，分别走进他们生产队的仓库。仓库比一家农户的三间屋大些，靠西墙是个大大的粮囤子，里面一年大多数时间是空的。冲着门的北墙边，放着一张高腿的长条桌，桌上放着煤油灯。会计坐在桌前，面前是打开的账本，一边是算盘。会计按照账本上的各户顺序，开始喊名字。

会计：李三。

李三：上午下午都是送粪。

小队长：十分。

会计：张秀花。

张秀花：上午倒粪，下午拉车子。

小队长：七分。

我混在一群大人中，一边听着，一边看每个说话人的脸。大多时候，他们脸上表情没啥变化，因为根据干的活，每个人知道能得几分。我喜欢晚上到仓库里看记工，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而这里人多，热闹。

我旁听过很多次记工，也听到有人嫌工分低了，他们干的大多是拔草之类难以量化的活。“你说你拔了几块地，拔得干不干净你不知道？”对于这样的质疑，队长直接回过去。

有一次打起来了。可惜那次晚饭后我在有月光的大街上多转了一圈，还没走到仓库，便听到里面很大的骂声。我跑到仓库门口时，看到小队长和人打起来了。和小队长打起来的，是兄弟俩，大的二十岁出头，小的刚十八岁。兄弟俩联手，没打过小队长，老大鼻子被打破了，一脸的血。

因为去晚了，不知道为什么吵起来，这让我很是遗憾。以后的几天晚上，会计打开仓库门，刚点着煤油灯我便到了，很是希望再看到吵架打架的场景。

我没再看到这种场景。到了十岁以后，我对记工不感兴趣了，晚上从仓库门口经过时，听到声音，也没了进去看看的心思。

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两边的房子，都还算是新房子。

三

在人民公社即生产队时期，能换来工分的，不仅仅是庄稼地里的劳作。

我小的时候，村里大多数人家没有粮票，更不要说肉票、油票了，那是城里人专有的东西。但有一种票，农村人有，城里人没有，那就是灰票。

我知道灰票，是因为我一个大叔是收灰的。他用铁锨背着一个底很大的筐，谁家烙完煎饼，便上门收灰。做饭烧水产生的那点灰太少，不值得上门，上门收烙煎饼的灰时，一同收了便是。

烙完煎饼的灰里，可能有余火，大叔的筐底，被烧黑了几个地方。大叔走进门，与主人打个招呼，放下筐，把鏊子边、灶边的草木灰除进筐里。满一筐，给一张灰票。筐里的灰，倒进猪圈里。

一筐灰能换算成多少工分，我小时本着能不麻烦大人便不麻烦的原则，没问过。为什么要上门收各户的灰，直到进县城读书，我在操场上转圈时，才想明白：生产队时期，一切资源归公。草木灰是肥，各家产生的草木灰自然也要归生产队。

收上来的草木灰，倒进猪圈里，如果圈里的粪不长时间就出圈，没啥问题。可要是时间长了，尤其是雨季，它们是会被水带走的。

被水带走没人会说别的，即便心里有啥想法，也不会有人说出来。可要是把草木灰背到自家菜地里，是公物私用，便会有人举报。那个时代的人听话，觉悟高。

我小的时候，从初春到深秋，每天都会走过村西的菜地，大多是因为要到西河里剜菜、拾草、洗澡、摸鱼时路过；实在闲得无聊了，我也会到菜地里转一圈，看看架子上的芸豆，看看变红的辣椒，掐一个葱叶或一根韭菜放到嘴里。

直到十岁以前，我真没注意到谁家菜地里有草木灰。那东西都是直接撒到菜地里，多远便能看到，即便浇过水，还是能看到明显的痕迹。

十岁后，有些东西管得松了，村民家里的草木灰，大多都背到自家菜地里了。村里便也没有了收灰人。

这东西曾经被种地的人看成是宝。

四

在那个年代，能施用到地里的肥，最主要的还是粪。对大片大片的耕地来说，草木灰只能算是可有可无，因为量太少了。

牛驴都是生产队养的，它们的粪尿自然归公。每个生产小队都有牛栏（即牛屋），每个牛屋里拴着四五头牛、一两头驴。牛屋前十来米的地方，挖出一个大坑，牛驴的粪尿被收集到坑里，沤上半年，就是很好的农家肥。

为了过年分红能给社员多分钱，更是为了过年家家户户能吃上猪肉，每个生产小队都养着十来头猪。这些猪的粪尿自然也归公。

更多的猪还是社员养的。那时，家家户户必须养猪，这既是要求，也是每户的选择。不养猪，家里便少了最大的一笔收入，连猪都不养的户，是真正走到穷途末路了，或者是因为病，或者是老得喂不动猪了。

那时要求家家养猪，除了城里人要吃肉，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种地所需的肥。在当时的农村，没人觉得养猪能带来污染，没人觉得在村里养猪气味大。在生存面前，这些都不重要。早期的城里人因此说农村脏，以后的农村人觉得养猪脏，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不用养猪便可以生存下去了。

猪是各户养的，但猪粪归公。一切为了粮食生产，国家要的粮必须先交足，并且是挑最好的交；每个小队都想多打点粮，交完国家的，剩下的还能基本填饱小队里百十口人的肚子。在这一指导原则下，猪粪的重要性就好理解了。

养猪需要垫圈。把村东半山坡上的砂土用车子推到猪圈旁，过几天向猪圈里用铁锨撒些砂土，这叫垫圈。猪屋前的空地上，挖个坑，收集猪的粪尿，叫粪汪。

绝大多数猪有了粪尿，不是跑到粪汪里解决，而是随地大小便。尤其是冬天，它们不想从趴着的地方出来挨冻，有问题直接在猪屋子里解决。猪屋子地上全是粪尿，它们会更冷。这就更需要及时把猪屋子清理一下，再垫些砂土。

垫圈前先清圈。把猪屋子及粪汪周边的猪粪除到粪汪里，再垫些砂土。这既能让猪更舒服，也能产出更多的猪粪。毕竟地多粪少，量大些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荠菜。这种野菜，曾经被人和猪食用。

五

在我的记忆里，为了各户所养的猪能产出保质保量的猪粪，我所在的那个山村曾施行过一个办法。

垫圈的砂土由生产小队组织劳力统一推到猪圈旁，各户不能自己垫圈，每个小队安排一个人为各户社员轮流垫圈。粪汪满了，各户也不能自己出圈（把圈里的猪粪用铁锨除起来，扔到圈外），生产小队安排人统一出圈。

我小的时候，为了多打些粮食，能用的土地都用起来了。舍得拿来盖房子的地少，每个庭院都小，大多数猪圈建在院子里，因为没有更多的空地可建猪圈。

村子建在半山坡上，东高西低，这让我小时候觉得任何地方都是东高西低的，上初中学地理时，我好长时间才拧过这个弯来。

院子里的猪圈，建在西南角。院子西南的墙上，挖出一个三四十厘米长宽的方洞，那是出圈时向院子外扔猪粪用的。院子里用铁锨向外扔粪的人，看不到院外的行人。大人们有经验，走过时看到正在出圈，便等一锨粪扔出来后，赶紧走过去。

对满街跑的孩子来说，这很可能造成“粪灾”。兴冲冲地在街上跑着，完全没注意到前面正在出圈，跑过时，一锨连粪带尿当头兜落。天暖和好办，跑到小河里，连人带衣服泡在河水里。冷天就麻烦了，回家把衣服脱了坐在床上，等衣服拆洗再做好才能出门，耽误几天出门玩，损失太大了。

到七八岁时，我就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些从院子里扔出的猪粪。看到一户人家正在出圈，绝不冲过去，而是停下来冲着出圈的方洞大声吼：等一下。没有声音回，便继续吼，直到方洞传出“噢”的一声，才跑过去。跑过去后，停下来，再大吼一声：好了。然后，继续玩去。

统一垫圈、出圈实行的时间应该不很长，因为这太费人力。自己垫圈、出圈，利用的是一早一晚时间，不耽误生产队的活，更适合当时的生产安排。

自己养的猪，猪粪归生产队，是有工分的。虽然知道这个事儿，但一圈粪可换多少工分，我没有听老人们说过，便一点也不知道。

以量定分是肯定的。多养猪便能多挣工分，可粮食仅够人基本吃饱，没多少粮食拿来喂猪，哪怕只喂地瓜。粮不够，草来凑，猪吃进肚子里的，除了少得可怜地瓜、地瓜干，绝大多数是草和糠。

家里人多且勤快，青草、干草能让猪吃饱，猪便养得好、养得多，可以挣来更多的工分。那时七八岁的孩子，便开始学一种基本技能：拔猪草。猪吃哪些草，这些草什么时候有，生长在什么地方，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大学问。

孩子们拾烧火用的草，草木灰可换工分；孩子们拔喂猪用的草，猪粪可换工分。那个时候，小小的孩子已经挣工分了，虽然挣得很少。

2024年采访一个养肉鸡的大户。鸡多粪便多，为了不被罚款，他建起了有机肥生产车间，把鸡粪熟化成肥料卖给种果种菜的农民。车间生产能力大，他收集周边养殖户的粪污，生产更多的有机肥。开始时，拉一车牛粪、猪粪、鸡粪，他多少要给养殖户一些钱。从2021年开始，他不再给钱，白拉。到2024年，他拉一车粪，养殖户多少要给他一些钱。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农民说：有用，什么都不是废物；没用，什么都能变成废物。万物皆如此，包括人。

摔花生。

六

结了婚的妇女，那时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再早以前的妇女，因为是小脚，下不了地。我小的时候，4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没有小脚的了，可生产队还是延续了以前丘陵山地的传统：妇女不用下地。

平时农活没那么多，靠男人和没结婚的姑娘就能干过来。在那片丘陵山地，真正的农忙是晒地瓜干，是老人、妇女、孩子全下地的那种忙法。在这近两个月的忙碌中，我觉得家里孩子多的妇女，比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男人还累。

这些妇女需要把分到自家的地瓜挑到河边的沙滩上，用推子把每个地瓜推成片，再晒晾在沙滩上。她们还要照顾年龄很小的孩子，还要做饭，还要喂猪，从天明到天黑，一点也闲不下来。男人干着生产队的活，累了可以偷个懒；没到收工，就是知道自家女人忙不过来，也不能跑去帮忙，要不然会被扣工分不说，还会被说成是眼里只有小家的人。

麦收时，基本不用妇女帮忙。在那片丘陵山地，能种麦子的地方，就那点河边地。好一点的山坡地也会种麦，遇到雨水少的春季，那麦子长得又稀又矮，麦穗比小孩子的手指头长不了多少。

早期，妇女真正参加的生产队劳动，是收花生。男人们把一墩墩的花生用镢头刨起来，识字班和老人抖掉花生秧根上的土，捡拾掉落的花生果。收工时，男人用车子把花生推回村南的打麦场。

运到打麦场的花生，秧是新鲜的，果也是新鲜的。要趁它们都还没干时，实现秧果分离，办法是摔。这一工作基本由妇女完成。

从家里抱一个又沉又结果的木板凳，或是弄一个树墩子，妇女们坐在已摔掉果的花生秧上，左右两边是还没摔的，高高的花生秧。拿一把过来，一手或两手攥紧秧，抡起来，把根与果摔到木板凳或树墩子上。

成熟的花生鲜果重，果柄已经不再结实，在摔中掉下来，向四边飞去。摔两下，看看上面没有了饱实的花生果，手里的秧扔到一边，再从没摔的花生秧中拿过一把。

花生趁鲜摔，主要是为了花生秧。在牛一年可吃的干草料中，有营养又可口的，是花生秧。冬日的阳光下，我实在没事可做，有时会看拴到屋外的牛吃草，牛槽里的干草有三种：麦穰、地瓜秧、花生秧。牛的舌头总是先向花生秧多的地方卷，先吃花生秧，再吃地瓜秧，最后吃的是麦穰。味口不好的牛，吃完了前两种，便不再吃了。如果它会说话，可能会这么说：麦穰太难吃了，又没营养，饿就饿点吧，不吃了。

花生趁鲜摔，秧和叶都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晒干后垛成又宽又高的垛，成了每个生产队的牛驴一年中最重要的口粮。

妇女们摔一天花生能挣多少工分，我不知道。晚上去仓库听生产队记工，都是我一年中最闲的时候。从刨花生一直到晒完最后一次地瓜干，都是我最忙最累的时候，倒不完的花生、地瓜，晒不完的地瓜干，一天忙完，吃完晚饭，我连出去玩的心情和力气都没有。

妇女们更多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是那片丘陵山地开始种黄烟了。烟叶从烟棵上擗下来，用车子推到有树荫的街巷里，妇女们坐着板凳，一人守着一大堆新鲜的烟叶，码（在那片丘陵山地，将把东西捆在一起或捆住叫“mǎ”）黄烟。

一米半长的黄烟杆子上，一头拴着根长长的黄烟线。黄烟杆子拴着线的那头插到墙的石头缝里担着，另一头担在自己腿上，拿起两个烟叶，让其背对背，以便在烘烤时它们不会粘在一起，先在黄烟杆子的右边码上一对烟叶，然后是左边，码到黄烟杆子两头各剩下一拃来长，才算码完一杆黄烟。

码在杆子上的黄烟，不能太密，太密了烘烤时不容易散潮，也没人愿码密了，因为码黄烟是以杆数记工的。全码完了，队长数各家码的黄烟杆数时，会挑看起来码得稀的几杆黄烟数数码了多少把，不够把数的，要解开补上。

为了快点，妇女们拿起两个烟叶就码，没注意是否背对背。队长在数杆数的时候，见没有背对背的太多，会要求把烟叶解下来，重新码。这样，最终码一杆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码三杆。

这时便用到孩子们了。一个码黄烟的妇女身边，往往坐着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拿起两个烟叶，对好背，递给母亲。这会大大加快一个妇女码黄烟的速度。

母亲码黄烟，四五岁到七八岁的孩子在旁边递烟叶，这种场景一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才在那片丘陵山地不多见了。种黄烟太费时间，外出打工可以挣更多的钱，便很少有人种黄烟了。

耕牛最早是被这种手扶拖拉机替代的。

七

想多挣工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男人是劳力，是很难的。挣工分主要靠年轻力壮的男人，家里这样的男人多了，挣的工分就多。

一个六口之家，男人五十来岁，三个儿子已经成年并且还没结婚另过，小闺女也成了半劳力，六口人有五人下地，那工分挣的，别人拼死力也比不上。

我小的时候，村里人都想多生孩子，并且希望男孩比女孩多，这主要不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而是为了工分。

其实，年轻力壮的男人，在整个漫长的冬季也是能挣工分的。先是开荒，后是冬整，让他们冬天也没真正闲着。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过了小河的、村南的那个平缓的山岭上，除了路，几乎全被开垦出来了；村东的那些岭与沟，被开垦的地方不多，一个原因是沟深坡陡，开出来也留不住水土；另一个原因是石头太多太硬，开垦难度太大。

在我渐渐长大的过程中，村东的山岭间，地势稍微平整、地块稍大的地方，一年年被平整成耕地。这些耕地大大小小，走向完全看山坡的变化，正南直北或正东直西的地块很少，且大多狭长。这些地块被一道道的堰成子（即地堰子）分隔着，堰成子留住了土和水，也成了我春天挖苦菜最好的地方。

刚开垦出来的地块，只是把稍大点的石头清理出来，并用这些石头加上土垒起堰成子。这种地多生土，既怕旱又怕涝，种什么都长不好。让这些地块多产粮食的办法除了多施粪，便是整地，也就是隔几年把地深翻一遍。从春到秋地里都种着东西，活也多，没法整地，便在冬天干，这便是冬整。

我六七岁时，在阳光好、风又小的不是特别冷的冬天，会向东走出村子，在除了松树不见绿色的山岭小道上走着。我看见了冬整的男人们。

他们每人守着四五米宽的地段，工具是洋镐、镢头、铁锨。石头少的地方用镢头刨，遇到大石头用洋镐撬，刨撬出来的石头搬到地边，成为加宽堰成子的材料。刨出来的土挖出来，放到身后。

这样，每个在冬整的人都站在半米多深的沟里，前面是没整过的地，身后是已整过的地。他们脱下厚重的棉袄，拿掉头上老旧的帽子，头上的热气在阳光上清晰可见。

没整的地是黄灰色的，是已经风化的老土，加上用到地里的粪肥。整过的地是黄中带红的，表层都是从下面翻上来的生土。这些生土经过冰冻、日晒、风吹、雨淋，会慢慢熟化。

冬整应该是计量的，干多少给多少工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看到在冬整的，都是家中孩子多且小的男人们。靠一个漫长冬季的、出大力的冬整，这样的家庭可以多挣些工分。

开荒、整地，一直持续到我到省城上学后才基本结束。到1990年后，我所在的那个山村，不再有荒山。

蒲公英的花。

八

到省城上学，看书的时候，看到有人说农村一个工（满10分算一个工）才值一两毛钱，因为工值太低，影响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我当时便觉得，这种说法或看法有些道理，但这么说或看的人，应该没真正在农村生活过。

这些年到农村，我多次问有没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小队的账本，可惜都说没有。那时一个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的账本，记得很不细，难以从中看出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付出和收获。

在生产队时期，工分只是平衡农户之间出工多少的手段，不是分配的全部，单纯以工值看农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所得，很是片面。

最能说明这种片面的，是当时粮食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是按人口分的，而不是按出工。这种分配方式，照顾的是老人、孩子、妇女，让他们不出工、少出工也能吃上饭。但这就对出工多的家庭不公平，于是便有了工分。

按我对当时的理解，工分的作用，是年底的分红。干了一年，该交的粮食交了，该分的粮食分了，交的粮食是给点钱的，队里养的猪牛是可以卖钱的，还有果园里一车车送到镇收购站的桃、苹果、西瓜等都能换来些钱。正常年份，一个生产小队，在开支与收入都完成后，是有现金剩余的。

剩余的钱，除了拿出一点作为第二年的生产储备资金，年底前分到各户。怎么分，完全按工分，要分的钱除以全小队的总工分，就是一个工的工值。

不要觉得一个工只有一两毛钱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会认可我以下的算法。

一个工一毛五，一个劳力全年挣工250个，可分得三十七块五毛钱。可全小队分配还有另外一种算法，是按不管大小老少每个家庭一年中的出工总量计算。这种算法下，算出全小队每口人一年应出多少个工，这些工不参与分红，多出来的工才有分红。

人口多、出工少的，不仅一分钱拿不到，所缺的工还要按一个工值多少钱向生产队交钱，这叫“倒找”。没钱交，就先在生产队的账上记着，直到这些家庭的孩子长大了，还完了生产队的钱，才会由“倒找”变成真正的分红。

同样是六口之家的两个邻居，一家劳力多，年终分了七十块钱；一家孩子多，年终“倒找”给生产队五十块钱。这一反一正，相差一百二十块钱，相当于城里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而当时，一个月工资是十八元的城镇职工，便可以一个人养活一家四五口人。那时的农民，给将要娶媳妇的儿子盖新房，除了自家的备料之外，总花费是两百元左右。

在我小的时候，村里人基本能吃饱，但大多数家庭拿不出一二十块钱来。就整个村庄乃至农村来说，虽然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但缺了钱是不行的。

在人民公社以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大多数年份一般家庭还是有些余粮的，卖掉余粮，多少能换来些钱，虽不能大手大脚地花，但也能维持最低的现金需要。进入生产队以后，所产的粮相当一部分作为公粮交出去了，很少有家庭有余粮可卖，农民普遍少了重要的来钱门路，所以社员为了年底能分些钱或者少“倒找”，特别在意工分。

农民出工的工值，不能简单计算，我有一个旁证。从我记事开始，父亲每年初春和中秋时节，都要到江苏河沟多的地方逮癞蛤蟆，取其头上的蟾毒，这东西是国家急需的物资。父亲每次去逮癞蛤蟆，都要先在村里开证明，再到当时的人民公社盖章，最后去县里拿到盖有县革委会公章的介绍信。没有这种介绍信，当时的农民是无法在县域外的地方吃与住的。

父亲做这些，是为了他去逮癞蛤蟆是经过许可的，这很重要。当时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除非因为伤病或家里有急事，这种除非还必须经过生产队的认可和同意。

父亲一年在春与秋这两段时间，有四五十天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参加就挣不到工分，会更多地“倒找”给生产队钱。但这样还不行，因为我家参与了生产队的分配，可父亲去拿癞蛤蟆挣的钱归我家，这需要对生产队其他社员进行补偿。

这种补偿就是花钱买工分。父亲每年年底，都要拿出钱来，买工分。出门逮癞蛤蟆耽误了多少天，就买多少个工。每年一个工值多少钱，我弄不清楚，只知道1977年父亲是花一块钱买一个工的。

一块钱一个工，一个月就是三十块钱，这相当于当时一个正科级县乡干部的月工资了。而当年的分红，肯定不是一个工一块钱，能有四五毛钱就不错了。

进了城以后，我曾经认真地想过，如果在那个时期，各生产小队乃至生产大队土地所产、家庭所出，除了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外，其余的部分可以完全按市场需求进行售卖，并允许农民做各种小加工、小买卖，农民的生存状态应普遍比城市人的要高些。

没有这种如果。农民所产多余的部分交给了国家，国家给城里人发放粮票、油票、肉票等，城里人可以凭这些票以极低的价格买来生存所需，他们比农村人的生活好多了。

（大众新闻·农村大众记者 孙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