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张碧思：“新闻网红”驱动数智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转型理念与实践

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张碧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3期

导 读：

“新闻网红”参与政治传播的背后存在哪些驱动因素？他们作为政治传播的参与者具有何种特征？又是如何吸引并赢得公众信任，从而与传统新闻媒体一道成为媒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新闻网红”、公众、政治人物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互动关系，“新闻网红”的政治传播实践又面临哪些挑战？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与讨论。

一、引言

随着数智传播时代的到来，公众依赖传统媒体获取新闻的模式日渐式微，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过去十年间，数智技术的变革深刻重塑了传播格局，重大媒体事件的公共叙事不再由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单方面主导，平台上的视频、评论等内容同样影响着事件的呈现与解读。随着公众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认知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交媒体平台多元化解读的影响，政治传播正逐步向更契合新媒体逻辑的模式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持续生产涉及时事与公共议题内容，并在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TikTok、推特（X）或优兔（YouTube）等平台上聚集了海量用户（通常以10万以上粉丝为基准）的内容创作者，即所谓的“新闻网红”（news influencer）[1]，已成为数智媒体时代政治传播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新闻网红”参与政治传播的背后存在哪些驱动因素？他们作为政治传播的参与者具有何种特征？又是如何吸引并赢得公众信任，从而与传统新闻媒体一道成为媒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新闻网红”、公众、政治人物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互动关系，“新闻网红”的政治传播实践又面临哪些挑战？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与讨论。

为深入理解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网红”如何迅速成长为日益主流的信息渠道，本文引入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 MSDT）作为分析框架。该理论由桑德拉·鲍尔-罗凯奇（Sandra Ball-Rokeach）和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于1976年提出，基于社会生态学视角与系统论理念，重点阐释了公众如何依赖媒介资源以与社会系统发生互动、满足多样化需求并实现自我目标。该理论指出，媒介系统作为社会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发挥关键联结作用。[2]基于此，本文将从宏观层面探讨“新闻网红”作为媒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与“公众”和“社会系统”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从微观层面分析其如何通过信息供给满足公众需求并建立依赖关系；最后，进一步讨论“新闻网红”在“公众—媒介—社会”整体结构运作中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相较于传统媒体所显现的风险与挑战。

二、“新闻网红”在媒介系统中的主体地位

从政治传播演进的脉络来看，“新闻网红”既继承了早期博主、公民记者开辟的“自媒体”传播路径，又在专业化程度与社会影响力上远超前者。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8月的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一（2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经常通过“新闻网红”获取新闻；其中约三分之二（65%）的人认为“新闻网红”在塑造其与新闻内容相关的观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近四成（37%）受访者表示经常依赖“新闻网红”获取新闻。[3]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发布的《2025数字新闻报告》进一步揭示了新闻获取渠道的变化：2013年至2025年，美国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新闻的比例持续下降，而通过社交媒体的比例则实现了翻倍，从27%升至54%。[4]2025年，社交媒体在“上周使用过的新闻获取渠道”中超越电视、新闻网站、广播及纸媒，首次成为被提及最多的渠道。尽管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但社交媒体已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深受“数字原住民”的青睐。在调查覆盖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中，18—24岁群体对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的依赖度最高，44%将其作为主要新闻来源；25—34岁群体的比例为38%。相比35—54岁人群，年轻用户更少通过传统新闻网站或应用程序获取资讯。[5]

如今，“新闻网红”同传统媒体一样，已成为“媒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认为，“公众”与“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结构，三者之间存在互动依存关系，其本质是“依赖性”。例如，公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以满足自身需求；媒介通过控制（收集、处理、筛选、传播）稀缺的信息资源，介入社会生活，成为现代复杂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6]

相比之下，“新闻网红”与传统媒体行为逻辑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传统媒体以机构的方式存在，因此作为机构的“媒体”和作为行动者的“记者”是分离的，而“新闻网红”往往强调个人品牌效应，以“去机构化”的方式运作，因此承担公众、内容生产者与媒介主体的多重角色，存在身份上的重叠。为了表明自己身份的多样性，一些“新闻网红”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内容创作者”。例如，法国目前最为炙手可热的“新闻网红”雨果·特拉弗斯（Hugo Travers）采访时曾表示他很喜欢“内容创作者”这个称呼，因为它涵盖了记者、创业者、“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等多重身份，体现了“新闻网红”不同于传统新闻记者编辑的独特功能——既亲自参与新闻采访，也致力于打造媒体品牌，使内容能够更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社会对传统媒体机构的资质、其记者的职业资格、其机构信誉和社会责任都有较高要求，而“新闻网红”受到的外部约束和期待都相对较低。因此，“新闻网红”对社会系统的依赖程度与传统媒体不同，“新闻网红”对社会系统中政治体系（如立法、政策制定机构）的依赖相对较低，而对经济体系（如平台商业模式、流量机制）的依赖相对较高。

在政治传播的范畴内，“新闻网红”与公众系统及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动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首先，“新闻网红”的存在根基在于“粉丝”与流量的加持。不同于传统媒体依赖制度化的专业权威力量，“新闻网红”的影响力更多来源于知名度、流量与用户规模，其权威性既可能由自身的“原生身份”转化而来，也可能通过流量与关注度加以建构。因此，“用户规模”几乎成为“新闻网红”定义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具体而言，用户依赖“新闻网红”获取信息以满足认知与情感需求。在虚拟社群中，“新闻网红”往往通过控制和再分配信息资源，以比传统媒体更深入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进而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政治人物也依赖“新闻网红”来触达公众、赢得关注与好感。“新闻网红”的用户群体中往往包含传统媒体难以覆盖的部分，他们在政治传播中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一些用户出于对主流媒体政治偏向与“精英化”话语的不满，转而选择“替代媒体”（alternative media）作为信息来源，而“新闻网红”正是在此类信息生态中崛起的重要角色。例如，前文提及的法国短视频博主雨果与政界人士保持密切互动。2019年3月，他与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就虚假信息问题展开辩论，该视频观看量逾300万次，使其迅速跻身头部“新闻网红”之列。

最后，随着政治传播格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开始将新媒体乃至“新闻网红”纳入自身的宣传议程之中。例如，2025年年初，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新一届政府对新媒体的重视超过了传统的新闻媒体机构。白宫记者团首次向“新闻网红”开放申请，并赋予他们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优先提问的“特权”。这一现象表明，“新闻网红”不仅为政治行动者所利用，同时也依赖于政治系统以获取更多新闻报道机会和官方化身份，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政治传播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三、“新闻网红”在政治传播中的独特优势

随着数字新闻生态的发展和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传统新闻规范的边界权威逐渐减弱，“新闻网红”作为介于专业记者与草根博主之间的边界域行动者，凭借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粉丝积累获得可见性，反向影响专业新闻实践，成为新闻传播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7]与传统媒体相比，他们不仅在表达形式和互动方式上更贴近公众，也在内容分发、叙事节奏和情感联结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因此，“新闻网红”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影响力正日益显现。仅从宏观的媒介形态变迁或平台机制解释这种现象仍显不足，还需要从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的微观视角切入。该理论强调个体会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动机，在“理解、娱乐与定向”三类需求驱动下，对掌握信息资源的媒介形成依赖。[8]

（一）理解需求的满足。近年来，“政治新闻疲劳”的趋势日益突出，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年用户，因海量且偏负面的信息而主动回避政治新闻，对政治议题兴趣较低。而在此背景下，“新闻网红”通过简洁明了、贴近生活的内容呈现，成功吸引了原本缺乏政治兴趣的群体。他们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复杂议题，并结合适应年轻人快节奏生活的传播形式，弥补了传统媒体在内容可读性和趣味性上的不足。

“新闻网红”在满足理解的需求上较传统媒体有重大优势。对于“数字原住民”，尤其是Z世代（1995-2010年出生）的人和α世代（2010年以后出生）的人而言，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即便是在政治传播等传统上被视为较为严肃的信息领域，“新闻网红”仍能够凭借其对数智传播生态的高度适应性，灵活运用短视频、梗图、评论互动、直播讨论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实现新闻叙事的即时生成与动态调整。这种高度的表达灵活性不仅强化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也降低了公众对政治议题的理解门槛，使复杂甚至晦涩的内容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与接受。

与传统媒体客观冷静的报道风格不同，无论是否受过专业新闻训练，“新闻网红”往往更强调表达中的真实性与亲和力，将个人经历与普通人的视角融入宏观社会议题的叙述，使公众感到“有人在与我对话、替我发问”，而非被动接受“对我宣讲”的信息，增强了理解和参与政治事务的意愿。

2015年创立的“雨果解密”（HugoDécrypte）是最具影响力的法国社交新闻媒体，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其相关账号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总订阅人数超过1600万，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头部“新闻网红”。在针对新闻来源的问卷调查中，“雨果解密”被提及的频率甚至超过了法国传统主流报刊《世界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三者的总和。[9]在35岁以下的法国公众中，超过五分之一（22%）将其作为常规新闻获取渠道。[10]“雨果解密”通过多平台发布包括短视频、长视频报道、人物专访、电子简讯、播客及纪录片等多样化内容，旨在以多元形式让新闻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在优兔平台上，他发布的许多视频聚焦于对政治事件的讲解。这些视频往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力求在十几分钟内清晰梳理事件的核心脉络，包括主要参与方与时间线。其内容呈现兼具直观性与吸引力。视频封面常配以事件关键人物的特写，并辅以“为什么？”“真的吗？”“不可能！”“会怎样”等简洁而有冲击力的字眼，以帮助用户迅速捕捉核心信息。此外，视频标题通常以一句话直接概括事件主题，使用户能够在付出极少认知成本的情况下判断该内容是否符合自身兴趣，从而提高观看意愿。

这种直白简单化的风格曾让其受到质疑，一些专业人士批评节目内容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深度，尽管其专栏名为“解密”，实则更类似于新闻简报的堆砌。但活泼、轻松、易懂的新闻恰巧满足了公众的“理解”需求，“雨果解密”在TikTok、优兔、照片墙等平台采用短视频、图片、科普视频、视频播客等多样化、碎片化的表达方式，使用户能够随时便捷地获取并理解新闻资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他在视频中常以第一或第二人称进行口语化叙事，通过个性化表达、情绪共鸣和故事化讲述增强新闻的温度，激发观众的情感体验，进一步降低了理解的门槛。他还打破传统的媒体议程设置机制，在流媒体服务平台Twitch推出“编辑部会议直播”，让用户直接参与主题讨论，将观众感兴趣的主题纳入选题范畴，直接传达出“大家想看什么我就讲什么”的想法，满足用户对各个领域的“理解”需求。

“新闻网红”广泛采用的短视频与播客等形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快速兴起，与其满足公众理解政治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短视频通过强化可视化呈现、沉浸感与情绪感染力，顺应了青年一代用户“看新闻”而非“读新闻”的偏好，从而在政治信息传播中形成新的互动路径。一项全球性调查显示，公众经由社交媒体平台观看新闻视频的比例已由2020年的52%上升至2025年的65%。[11]这种以视觉为核心的传播方式，与TikTok、优兔等平台的基底逻辑高度契合，使得以视频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政治新闻获取与舆论引导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视频播客在整合图像、视频等多模态元素的同时，亦保留了音频媒介在政治信息传达上的独特优势。通过口语化表达、第一人称叙事以及“讲故事”的策略，它在提升政治信息的易理解性与情感共鸣方面表现突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二）娱乐需求的满足。区别于传统媒体严肃客观的报道风格，“新闻网红”不仅采取更加“亲民”的口吻，也在内容上拓宽了新闻的边界，更易于满足公众的“娱乐”需求。“雨果解密”发布的内容兼顾严肃与轻松的风格，且考虑不同平台的公众差异。在优兔上发布的视频，以时事或者政治、社会议题解析的中等长度视频（20分钟）和访谈的长视频（50分钟）为主，偏重内容的深度；而发布在TikTok上的视频时长1分半居多，快节奏、视觉感强的呈现方式和内容选择上都偏重娱乐性，既有通过街头“海采”等形式对时政与社会新闻进行的诙谐评论，也融入大量流行文化元素，如与电影、音乐等流量明星的游戏访谈，降低了对传统时政新闻的认知门槛，在为用户提供消遣娱乐与情绪释放功能的同时通过引流带来可观的营销和广告收入。

在“雨果解密”的TikTok账号中，置顶的几个短视频均带有鲜明的“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色彩，如与歌星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影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等名流的快问快答，以及他随同马克龙总统访美期间对特朗普总统的提问。这些提问围绕政治人物或社会名流展开，但视频整体呈现方式轻松甚至略带戏谑，更贴近年轻用户的接受习惯。短视频自带的趣味性不仅有效降低了青年用户理解复杂政治信息的门槛，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内容的传播力与持久性。

与雨果在法国的广泛影响力类似，演员出身的泰国网红坎猜·甘奈普洛伊（Kanchai Kamnerdploy）在受访者中有高达60%的知名度。他主持的每日电视新闻栏目《紧跟热点潮流》（Hone Krasae）也在脸书和优兔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播放，获得了大量关注和热烈反响。[12]该节目以追踪泰国当下热点事件，专访社会名流或新闻当事人强化“吸睛”和“热搜”效应。虽然他是一名专业电视节目主持人，但主要采用的是“新闻网红”的传播策略，以普通人的视角观察和参与热点议题，尤其是争议性的主题。在呈现方式上，他刻意淡化传统电视新闻主播的“精英”色彩，为草根基层民众代言，向采访对象提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而以“接地气”的视角和轻松诙谐的风格吸引了传统电视观众和新媒体用户。

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中通常遵循议题类别的划分，其中时政新闻报道遵循的是严格的规则和流程。然而，“新闻网红”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逻辑并不遵循这一分类框架，其目标不仅在于向公众传递信息，同时也在于营造情感共鸣与互动氛围。由此，即便是涉及政治元素的议题，也常被包装为软性的娱乐化内容。这种表达方式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新的形象建构路径，使其能够展示出“亲民”“人性化”乃至“可爱”的一面，这种更具个体特质的媒体形象日益受到选民的青睐。有鉴于此，在竞选活动中，传统的电视辩论和报刊电视选举广告已经日渐消失，“新闻网红”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电视主播而成为影响选民倾向的新型“意见领袖”。

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仅与哈里斯进行过一次电视辩论，还指责传统电视媒体操控辩论流程。在竞选期间，他几乎放弃传统媒体，而是频繁出现在“乔·罗根体验”（The Joe Rogan Experience）等播客和视频直播平台。与传统媒体的采访模式相比，播客访谈营造了一种更为松弛的交流环境，使政治人物能够在非正式的氛围中无拘无束地阐述观点。例如，特朗普在播客访谈中不仅涉及政策性议题，还谈及外星人、文身等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话题，这一策略淡化了政治传播自带的“爹味”或“班味”，让他充分展现出亲民的风格。[13]更为重要的是，播客等平台媒体突破了电视辩论中对时长的严格把控，使候选人可以深入阐述其政治观点和执政方针。特朗普正是充分利用了播客等新媒体平台和罗根等“新闻网红”的光环效应，说服了举棋不定的中间选民，从而最终在大选中一举拿下了所有“摇摆州”的选票。

（三）定向需求的满足。“新闻网红”之所以能够满足公众的“定向”动机，来源于“网红”背后的关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高度互动与情感联结，形成稳定、真实的情感纽带。传统新闻业长期将情感视为影响新闻客观性的负面因素，而“新闻网红”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情感符号，将经验内容转化为可共享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与受众的情感联结。[14]用户与“新闻网红”之间建立起“拟社会关系”，用户将其视为“朋友”或者“榜样”，进而产生情感依赖和认同感。这种关系有助于增强用户的参与感与忠诚度，这一点在改变当下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新闻回避”“政治冷漠”等群体性倾向方面尤为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网红”在智能时代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可视为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学者所提出的“意见领袖”概念的当代延伸。他们不仅具备卡茨（Elihu Katz）所强调的“意见领袖”应有的“身份特质”（who one is），即个人魅力与传播能力，还拥有代表“能力和知识水平”（what one knows）的媒介素养与内容生产能力，同时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whom one knows）方面，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较强的影响力。[15]

具体而言，“新闻网红”的作用首先表现在重新点燃了公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的热情。“新闻网红”作为“意见领袖”能够引导公众对某个具体的政治人物或议题感兴趣。若用户对某名“新闻网红”的某些内容表现出青睐，平台则会借助于算法机制推送更多相关内容，提升该议题的曝光频率。在“生态环保”“气候变化”“移民”等全球性议题上频繁发声的“新闻网红”会具有更高的动员能力，让其“粉丝”积极参与投票、提案联署等政治行动。例如，法国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的青年支部——“马克龙青年团”（Les Jeunes avec Macron）的发言人克莱芒婷·迪皮（Clémentine Dupuy）认为，“网红”雨果在吸引年轻人关注政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帮助大家了解不同立场，支持自由选择，并提醒我们投票，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每天多次打开的手机应用程序里”[16]。

其次，在影响公众形成政治观点和对政治人物的偏好方面，“新闻网红”也会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调查显示，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约70%的选民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了解候选人及竞选动态，仅次于电视。[17]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认识到，公众获取新闻的渠道正从机构化的媒体品牌转向个体化的“新闻网红”，因此越来越乐于通过后者来提升关注度。

以前文提及的美国“新闻网红”代表人物乔·罗根（Joe Rogan）为例，其主持的播客节目“乔·罗根体验”是美国乃至于全球付费订户最多的播客之一。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22%）的美国选民在选举前一周曾收听罗根的播客，其中年轻男性占比尤为显著。[18]值得关注的是，“新闻网红”能够触达传统媒体难以覆盖的特定公众群体，尤其是在年轻男性、政治立场偏保守以及对主流媒体信任度较低的群体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因而成为特朗普胜选的“秘密武器”。相比之下，民主党则是“晚到一步”，直到竞选中后期，哈里斯本人和团队才多次亮相播客专访，其收效也相形见绌。

事实上，罗根的政治动员能力在上一届美国大选中便已崭露头角。2019年年末，首次竞选总统的杨安泽（Andrew Yang）和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乔·罗根体验”亮相后，其支持度和筹款金额均显著提升。2020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该节目片段，引发全国媒体广泛关注。此外，罗根的播客对于具体政治议题的推动也有显著效果。杨安泽曾与罗根就全民基本收入（UBI）展开讨论，显著提升了该议题的公众关注度，对一年后国会推出的《新冠疫情救济法案》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概而言之，一方面，“新闻网红”通过灵活多样的内容形式和人格化表达，降低了新闻理解的门槛，满足了用户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其兼具娱乐性与情感共鸣的内容风格，满足了用户的娱乐与情绪调节需求；此外，通过建立紧密的互动和情感联系，增强了用户的社会联结与行为引导功能。依据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公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会随着媒介在满足其多样化需求方面的能力而不断增强。智能传播时代，“用户”取代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新闻网红”通过其创新性实践，能够及时反馈用户在“理解、娱乐与定向”三方面的核心需求，从而提升了用户对其的依赖程度。这一点在政治传播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新闻网红”的兴起导致传统的政治规则被彻底改写，并且助力“网红政客”进入权力中心。

四、“新闻网红”对政治传播构成的风险与挑战

作为依托数智传播和社交媒体平台异军突起的新型媒介力量，“新闻网红”在政治传播领域展现出了巨大潜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风险，对政治传播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这主要源于“新闻网红”尚未在“公众—媒介—社会”的整体系统中形成完善的嵌入机制，互为依赖的各方主体尚未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并且缺乏相互制衡（check-and-balance）的有效力量。因此，有必要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新闻网红”的发展路径，寻求有效方式对其结构性的风险加以规避和调适。

（一）政治倾向与情感极化。“新闻网红”能够在数智媒介环境中有效塑造公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但这样的能力背后也给西方民主带来了隐忧。尽管“新闻网红”通过降低“理解门槛”和提升趣味性显著提升了政治关注度与参与度，但这种“政治娱乐化”可能同时带来负面效果。有研究指出，这一策略虽有助于激发政治兴趣，却会助长政治犬儒主义，使公众对政治体系产生怀疑和疏离感。[19]

针对美国互联网用户的调查显示，频繁互动并强调自己“真实”表达立场的“新闻网红”往往更受欢迎，但这种“真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更多则是在面对争议性议题的时候表达出的“真性情”。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新闻网红”通过在热点议题上明确表态，推动“粉丝”在立场上“选边站队”，从而营造出“我们对抗他们”的社群氛围。这种情感强化了公众的忠诚度和凝聚力，但同时也加剧了公共话语的对立。公众自身也更在乎“新闻网红”和他们之间的“价值观一致性”而非“信息准确性”。[20]

调查显示，目前美国的头部“新闻网红”多集中在政治光谱的右翼，立场偏向极端保守，这一趋势在2024年美国大选后尤为明显。[21]例如，罗根本人长期自我定位为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公开批评“取消文化”和影视行业对保守主义的排斥，也反对拜登执政期间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外交政策。共和党“新闻网红”的影响力显著高于民主党阵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在数智平台上的传播效果远胜于哈里斯。正因如此，学界不仅关注到“新闻网红”对选举等重大特殊性政治事件的影响力，也对这种情感化更为明显的新闻表达持保留态度，担忧“新闻网红”的影响力会为各方势力所操控，进而影响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和健康发展。[22]

（二）内容真实性薄弱与监管缺失。在新媒体生态中，“新闻网红”虽然具备宣传动员和影响公众舆论的功能，但他们并未同时承担社会监督的制度化职责。这意味着，其内容生产缺乏传统新闻职业规范所要求的事实核查与编辑把关机制，因而夹杂着大量个人观点，甚至包含未经验证的信息。此类立场与情感先行的“后真相”一旦进入舆论场，就会对政治议题的认知塑造乃至政策制定与执行产生负面影响。这不仅增加了虚假信息传播的风险，也使事实与观点的界限愈加模糊，从而加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回声室效应”，对新闻伦理和公众知情权构成结构性的威胁。

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新闻网红”在社会舆论形成中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显著，但与此同时，其作用也可能加剧公共议题的意识形态化，并伴随传播错误信息并引导舆论的潜在风险。分析显示，美国最受欢迎的十大线上节目中，有五分之四传播过虚假或误导性气候信息，例如淡化气候变化风险、否定有效解决方案或将气候行动标签化为“政治操控”[23]。例如，在优兔拥有逾800万订阅者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多次在社交媒体平台及公开访谈中质疑气候科学的有效性，声称气候模型“几乎毫无用处”，彻底否定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与全球变暖的风险评估机制。[24]2024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播客节目“乔·罗根体验”中，公开否认减少肉类摄入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这类带有鲜明风格与政治立场的言论，不仅误导了公众对气候问题的科学认知，扰乱了知识的传播秩序，更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逻辑下被不断复制、扩散，从而削弱政策制定的公共理性基础，阻碍有效环保政策的落地与推广。

（三）市场依赖模式与平台控制。在经济系统层面，“新闻网红”的收入主要依赖视频广告、“粉丝”打赏和品牌合作等商业模式，而这种单纯依赖市场运作的模式显然会削弱新闻报道的独立性和政治传播的公正性，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群文化。虽然雨果等部分“网红”采取了将品牌合作与新闻采编团队相互分离的策略，但总体而言，“新闻网红”的运营团队并未形成传统媒体那样的专业化机制，从而难以维系自身的独立性和“传播正义”。

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新闻网红”在议题选择与叙事风格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平台算法与流量激励的高度制约。相较于传统媒介的“公共监督”功能，“新闻网红”更倾向于以“立场营销”的方式进行内容生产。在算法强化与粉丝文化的催化下，政治传播内容被形塑为能够触发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的“流量密码”。“新闻网红”与经济体系的过度嵌合，导致媒介代表公众对政治体系进行监督的功能部分失效。

此外，“新闻网红”的传播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而这些平台掌控着算法推送、流量倾斜、内容限流与屏蔽、评论排序等关键机制，不仅决定了信息的可见度与传播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接触新闻的路径与认知框架。尤其是算法机制的“黑箱操作”直接影响信息的流通与舆论分布，而其运作规则缺乏透明度，限制了创作者的自主权。当前，全球头部社交媒体平台集中于少数硅谷巨头，如Meta旗下的脸书、照片墙、WhatsApp，以及马斯克控制的推特平台，这种高度垄断机制也在根本上限制了“新闻网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平台垄断结构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政治传播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少数跨国社交媒体平台垄断信息分发与舆论导向机制，对“新闻网红”的内容生产过程形成结构性干预，将特定意识形态与话语框架潜移默化地嵌入他国信息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事实上的政治传播霸权，影响国际舆论格局与政治传播秩序，进而对全球公共领域的多元平衡构成深远挑战。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新闻网红”在当前数智媒体生态中的兴盛及其在驱动政治传播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其已成为媒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众及政治参与者形成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研究显示，作为新兴的信息生产者，“新闻网红”凭借灵活多样的表达形式与高度个性化的内容生产，有效满足了公众在“理解、娱乐与定向”三方面的多维需求，其在政治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和支配功能日渐凸显。另外，“新闻网红”驱动政治传播的转型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包括立场先行、情感极化、事实核查不足以及市场与资本操控等问题，从而对新闻伦理的坚守、公共话语空间的良性运作以及民主政治的根基带来了结构性甚至于颠覆性的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保障“新闻网红”创新性和内容多样性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事实核查与内容监管机制，成为政治传播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议题。头部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提高算法透明度和治理责任，以防止虚假信息在政治舆论中扩散，同时提升公众媒体素养以增强公众的判断能力。通过制度、技术和教育的多方协同，可以引导“新闻网红”朝着更加专业化、机制化、责任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在数智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转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3][4][5] 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s News Influencers[EB/OL].(2024-11-18)[2025-08-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journalism/2024/11/18/americas-news-influencers/.

[2][6][8] Ball-Rokeach S.J. The origins of indiv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 A sociological framework[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4):485-510.

[7]常江，郭愉昂.理解“新闻网红”：边界工作视域下的新闻职业身份重构[J].青年记者，2025(07):62-68.

[9] Bennacer I. Hugo Décrypte en tête de l'information chez les jeunes[EB/OL].(2024-06-17)[2025-09-13]. https://www.forbes.fr/societe/hugo-decrypte-en-tete-de-linformation-chez-les-jeunes/.

[10][11][12][18]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5[EB/OL].(2025-06-17)[2025-08-13].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uk/digital-news-report/2025.

[13]史安斌，杨晨晞.格局·议题·特征：全球网络媒体发展前沿趋势[J].青年记者，2025(02):71-77.

[14]王晓培.作为行动者的新闻网红：数字新闻的介入性文化与行动主义逻辑[J].新闻界，2025(09):15-25.

[15] Katz E.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An up-to-date report on a hypothesi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7, 21(1):61-78.

[16] Iribarnegaray L. HugoDécrypte et sa petite entreprise[EB/OL].(2021-09-22)[2025-08-07]. https://www.lemonde.fr/campus/article/2021/09/22/hugo-decrypte-et-sa-petite-entreprise_6095649_4401467.html.

[17][20][21] National Research Group. The dawn of the newsfluencer: What the 2024 election can tell us about America's information diet[EB/OL].(2024-12-20)[2025-08-13]. https://www.nrgmr.com/our-thinking/lifestyle/the-dawn-of-the-newsflueicer/.

[19] Schmuck D, Hirsch M, Stevic A, Matthes J. Politics—Simply explained? How influencers affect youth's perceived simplification of politics,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terest[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22:27(3):738-762.

[22]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王辰瑶，张雨龙.2024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J].新闻记者，2025(01):18-40.

[23] Scott-Reid J. Joe Rogan & Other Top Podcasts Spread Climate Disinfo, Research Finds[EB/OL].(2025-05-09)[2025-08-24]. https://sentientmedia.org/joe-rogan-other-podcasts-spread-climate-disinfo/.

[24] Readfearn G. Jordan Peterson's 'zombie' climate contrarianism follows a well-worn path[EB/OL].(2023-02-01)[2025-09-04].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commentisfree/2023/feb/02/jordan-petersons-zombie-climate-contrarianism-follows-a-well-worn-path.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史安斌，张碧思.“新闻网红”驱动数智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转型理念与实践[J].青年记者，2026(03):7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