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道丨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要回答好这三个问题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 程飞鸿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入体系化、集成化的全新阶段。

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我们需要循着三个核心问题层层深入：《生态环境法典》何以跨越四十余年光阴，从学界构想最终落地为国家法律？其为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了哪些制度革新？又将为美丽中国建设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书写怎样的法治新篇？

现实呼唤

《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历经四十余年的理论探索与立法筹备，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逐步发展完善的成果。

1986年，武汉大学举办了全国环境法体系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首次引介外国环境法的法典化相关经验。自此，我国开始生态环境法典化的理论探索。2003年，全国人大环资委提出，力争在21世纪头十年，基本形成和完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从立法体系来看，逐步向制定统一的环境法典过渡。但受限于当时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尚待完善的客观现实，法典编纂条件并不成熟，法律共同体形成了“适度法典化”的初步共识。

2018年，“生态文明”被郑重写入《宪法》，法典编纂获得了最坚实的根本法依据。在此背景下，学界围绕法典编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展开深入研讨，研究重点从宏观立法构想，逐步转向论证法典相较于单行法的制度优势，为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明确将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列入核心议程。2026年全国两会，《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提请审议并表决通过。

为生态环境编纂法典，动力来自对生态环境治理现实积弊的纠偏需求。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虽已形成以三十多部单行法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但在实施中却暴露出体系性不足、适用难度大等深层问题。

一方面，既有立法多以部门为主导、以单一环境要素为规制对象，造成法律规范数量多、内容重复率高，制度之间相互掣肘。另一方面，面对新型生态环境挑战，单行立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而补丁式修法又导致规范性文件层级繁杂、衔接不畅。实践中同一违法行为存在多条法律适用路径，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的守法成本也大幅提高。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正是对上述积弊的系统性解决。

它以法典化立法方式，对现有规则进行系统整合与集成升华，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部门割据”向“体系治理、协同发力”转型。

核心特色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了我国数十年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与立法成果，核心特征与制度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围绕“适度法典化”实现体系整合与实践适配的统一。针对此前环境法律体系中的规则重复冲突、监管协同不足、制度衔接不畅等问题，立法者选择“适度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具备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立法路径。

《生态环境法典》秉持“成熟固化、留足空间”的编纂智慧，精准把握法典化的“度”：对实践检验成熟、行业共识充分的核心制度，以法典高位阶效力予以固化；对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治理场景复杂、地域差异显著的领域，不追求“一步到位”的全覆盖，而是为配套行政法规、单行法细化、地方立法创新与治理实践探索预留了充足的弹性空间。《生态环境法典》围绕“适度法典化”，既实现了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升级，又规避了法典僵化滞后的风险，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阶段性特征与动态发展需求相适配。

二是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传统基于环境要素分类的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多部门监管权责交叉、治理协同不足的问题。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遵循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同时，法典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行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的监管模式，将生态环境修复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作出一体化制度安排，构筑我国生态保护的制度框架。

三是全球首创“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生态环境法典》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国家“双碳”目标从政策引导转化为刚性法律规范，填补了全球环境法典化领域的相关空白。该编围绕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节约与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核心环节作出系统规定，既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了上位法依据，也针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退役动力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完善了对应的法律规范。

该项制度设计，突破了传统环境立法“重末端治污、轻源头转型”的局限，通过高位阶立法推动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

四是细化民生相关环境治理的具体规范。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生活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法典》作出了具备可操作性的专项规定。

一是针对餐饮油烟、恶臭气体、社会生活噪声等问题，完善源头管控制度；二是将化学物质风险、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污染物纳入法律防治体系；三是针对城乡绿化树种选择不当引发的花粉过敏问题，明确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四是针对野生动物盲目放生破坏生态平衡的问题，设定了专门的行为规范。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条款，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初衷。

时代价值

《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在法律体系建设、国内生态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三个层面具备重要的时代价值。

推动我国法律文明与法治体系的完善升级。《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与财产关系。《生态环境法典》则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则编在第一条就明确“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伟目标，是对子孙后代生存权、发展权的跨代际承诺，彰显了法治的深沉理性与历史担当。

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长效制度保障。《生态环境法典》融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通过建立生态环境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打通了“两山”转化的法治通道，为各类经营主体稳预期、利长远提供了明确规范，使得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最大化。

为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面对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三大全球危机，我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胸怀，率先在全球以体系化法典的形态应对，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治理方案。

法立则青山常在，制明则绿水长流。《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其通过体系化的制度设计，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法律依据，将持续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