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精神坐标

——访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吕文明 

编者按 齐鲁大地，文脉绵长，一度为中华文明之枢机。

为深探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演进中的核心地位，揭示地域文化与民族魂魄的深度融合，本报特推出“理响泉城”学者专访。本期对话，缘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重磅推出的《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文库》（10卷）。这套凝聚团队心血的重大学术工程，旨在系统破解齐鲁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命题。

访谈中，丛书主编、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吕文明教授，紧扣文库总序宏旨，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从周公制礼作乐的伦理奠基，到孔子仁学思想的价值确立；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到魏晋世族的文化坚守，再到齐鲁兵学的战略智慧。他以深邃的学术视野，全景式还原了齐鲁文化如何作为“轴心”贯穿中华文明黄金时代，并为秦汉大一统及后世政治文化格局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期待以此次访谈为契机，本专题能引发学界与社会对齐鲁文化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的深层共鸣，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访谈嘉宾

吕文明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本期主持

肖明君

济南日报“理响泉城”工作室编辑

◎融媒制作

王佳怡

济南日报“理响泉城”工作室编辑

精神源流

上承三代下启孔孟

理响泉城：吕教授，您好。欢迎做客“理响泉城”。我们常说中国地域广阔，地域文化如星河璀璨。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齐鲁文化似乎是个特殊的支撑点。您能否首先为我们勾勒一下，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进程中的总体定位？

吕文明：主持人好。确实，中国幅员辽阔，思想文化博大精深，但在周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演进中，以齐鲁文化的影响最大，积淀也最为深厚。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

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创立和诸子百家的兴起，构成了中华文明“轴心时代”哲学突破最重要的内容，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可以说，以儒家、齐法家、阴阳五行和黄老之学为主体的齐鲁文化，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齐鲁世族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推动着政治和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此外，齐鲁兵学作为中国古兵学的灵魂，确立了数千年中国兵学的基本风貌。

理响泉城：您提到了“轴心时代”和“理论基础”。那么，齐鲁文化是如何在先秦时期形成，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重心的？

吕文明：齐鲁文化一般是指以先秦时期的齐国和鲁国为基础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但它不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周文化、东夷文化和先商文化“三元一体”融合而成。齐文化和鲁文化的文化形态存在较大差别，姜太公治齐的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对东夷文化吸收比较多；而伯禽治鲁的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用周文化变革东夷文化。

到了战国中后期，齐文化和鲁文化交流融合的脚步进一步加快，逐渐形成了今日所谓之“齐鲁文化”。此时文献中已出现把齐、鲁结合在一起的称谓，如《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在这里，“齐鲁”就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了。

齐鲁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文明的重心，关键在于它既继承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又因诞生了孔孟圣贤而发展出新文化，使得中华文明的理论自觉达到新高度。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大致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齐鲁地区正是中国“轴心时代”文化发展的重心所在。

理响泉城：说到齐鲁文化的源头，周公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殷周之际的文化变革对齐鲁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吕文明：齐鲁文化的发轫与周公关系至密。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殷、周之际的变化集中于制度与文化两方面。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核心目的是培养民众良好的道德伦理观念。

当代学者陈来则将这一变革总结为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到了周代，周公反思殷商覆亡的教训，提出“惟命不于常”，认为天命与治理者的德性相关。《尚书·召诰》告诫成王，夏、殷都因“不敬厥德”而失天命，现在周受天命，须“慎敬所为不可不敬之德者”。

这样，周公所理解的“天”或“帝”，就具有了更多的道德性质。保民、重民事成为德性的重要内涵。陈来总结说，“周公的思想极大影响了周人的天命信仰，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这种崇德贵民的文化特质，为其后的孔子和儒家思想所继承，也成为齐鲁文化的主要特点。

道统垂宪

从仁学立心到稷下争鸣

理响泉城：孔子是齐鲁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他是如何完成这一思想创造的？

吕文明：柳诒徵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出生于鲁国，鲁国是周公封国，周王室特许鲁国有天子礼乐，所以“周礼尽在鲁矣”。鲁国的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重新实现天下安定。他一方面重视外在制度规则的构建，即发挥礼的作用，同时也注重阐发内在于礼的普遍价值基础——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是把仁规定为礼的内在价值。

孔子明确地把“仁”规定为“礼”的内在价值，强调外在礼制必须以仁为内涵。他主张的仁继承了周代重民崇德的文化传统，同时将属于政治治理的文化传统延伸至士人君子的德性要求。孔子通过对仁的阐释，极大扩展了仁的德性意义，“克己复礼”是仁，“爱人”是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仁。孔子的仁论使得生命能够突破其有限性，有无限向上的超越精神，为儒者乃至中华民族确立了生命方向和文化理想。

理响泉城：除了儒家，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也与齐鲁大地密不可分，特别是稷下学宫。对此可否详述？

吕文明：周代礼乐秩序的崩坏导致学术下移，孔子开办私学就是这一现象的重要体现，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诸子时代大盛的“开启者”。战国时期，齐国设立稷下学宫，鼓励学术辩论，使得齐国成为诸子文化发展的中心。

诸子百家多出于齐鲁：儒家之孟子，墨家之墨翟，阴阳家之邹衍、邹奭，都是齐鲁之人；荀子虽为赵人，但久居稷下，“三为祭酒”；道家的黄老学派形成、发展也主要在稷下；法家中的齐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名家学者尹文子、宋钘是著名的稷下先生；兵家孙武、孙膑、司马穰苴都出身齐国。

稷下学宫实行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学术方针，各派学者聚于稷下，著书立说，相互争论，促进了学术的融合、发展。诸如天人关系、古今演变、人性善恶、王霸之学等，都得到充分讨论，产生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构成了先秦子部著作的主体内容。百家争鸣充分体现了诸子时代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多元性和独特性。

以文兴治

大一统格局的关键力量

理响泉城：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文化整合的关键时期。齐鲁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吕文明：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整合的关键时期，齐鲁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齐鲁文化是秦代政治文化建构的理论基础。秦虽以法家之术统一六国，但其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却主要来源于齐鲁文化。齐人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为秦朝取代周室提供了天命转移的理论依据。同时，儒家公羊学派所倡的“大一统”思想，与秦朝推行郡县制等集权政策具有契合性。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转而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这一转变与稷下黄老学派的思想密切相关。盖公等齐地的黄老学者倡导“与民休息”，通过齐相曹参等政治家的实践，转化为轻徭薄赋的具体政策。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吸收齐学阴阳五行说与鲁学伦理观，构建“天人感应”理论体系，推动儒学完成从民间学说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型。齐鲁儒者将“春秋大一统”思想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既强调中央集权，又主张“德主刑辅”，最终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这一融会儒法、兼采德刑的政治模式，成为后世王朝治理的基本范式。

理响泉城：在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时期，齐鲁世族似乎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其“关键”体现在哪些方面？

吕文明：东汉时期，因为经学多在家族内部传承，这些家族逐步掌握政治权力，出现“累世公卿”，初步形成“世族”。及至汉末魏晋，齐鲁世族在政治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鲁国孔氏、琅琊诸葛氏、琅琊王氏、泰山羊氏等，都是这一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齐鲁世族。

齐鲁世族凭借其经学传承和对地方的控制开始崭露头角。在乱世中，他们既保持儒家价值取向，又灵活运用政治策略。比如琅琊诸葛氏，诸葛亮辅佐蜀汉，诸葛瑾效力孙吴，诸葛诞则投靠曹魏，家族成员虽分属三国却共同维系着文化认同。这种“多极布局”既降低了政治风险，又确保家族在任何政权下都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东晋时期，琅琊王导、王敦从兄弟扶持司马睿建立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齐鲁世族在政治活动之外，更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东海王肃综合今古文经学，推动魏晋经学转型；琅琊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融合玄学意境，成为世族文化的象征。

综上所论，齐鲁世族在魏晋时期的政治社会实践，标志着中国世族政治达到顶峰。他们通过经学传承、婚姻网络与政治联盟，构建了“家族—文化—权力”三位一体的生存模式。通过齐鲁世族这一媒介，齐鲁文化的精神内核得以跨越政治分裂期，持续影响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轨迹。

理响泉城：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碰撞交融。齐鲁士人是如何在分裂中推动文化整合，为隋唐大一统做准备的？

吕文明：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碰撞交融的重要时期。在近200年的分裂时段中，齐鲁士人通过空间流迁与政治实践，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媒介。

西晋永嘉年间，北方陷入战乱，齐鲁世族中的琅琊王氏、琅琊颜氏等随晋室南迁，在建康参与东晋政权建设；另一部分如清河崔氏等则留守北方，与匈奴、鲜卑等胡族政权周旋。这种看似分裂的选择，实则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双向通道。

南渡士人将中原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带入江南，深刻塑造了江南政治文化的形态。而留守北方的士人则通过出仕胡族政权，将儒家的政治理念渗透到北方统治集团中，如崔浩在北魏太武帝时期推动的“整齐人伦”政策，即为汉化改革先声。北魏孝文帝改革期间，渤海高允、彭城刘芳等士人参与官制、礼乐改革，使北魏制度迅速汉化。

南北朝后期，大量南迁齐鲁士人的后人开始北归，成为南北融合的催化剂。琅琊颜之推、兰陵萧该等士人进入北方的西魏、北周政权，将南朝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带入关中。这种融合使北方政权既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又获得了文化正统性地位，最终形成了“胡汉一体，文武合一”的统治基础。

隋唐时期，齐鲁士人通过制度建构直接推动了大一统帝国的重建。隋朝制定《开皇律》时，琅琊颜之推参与刑律修订；唐初制定《贞观礼》的过程中，齐州房玄龄、琅琊颜师古等士人调和南北礼仪差异。在文化层面，孔子三十二世孙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终结南北朝经学分歧，使儒家学说重新成为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

齐鲁士人在这一过程中展现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他们既适应不同政治环境，又始终坚守文化内核。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证明，文化认同的构建比军事征服更具持久力，而齐鲁士人群体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分裂时期恰是维系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关键力量。

兵学要冲

超越战争的系统化思维

理响泉城：最后，想请您谈谈齐鲁兵学。它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吕文明：齐鲁兵学是以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为中心、发轫于黄河下游的区域性兵学文化体系。长期以来，学界将其视为中国兵学的主要源头与古代军事文化的核心主体。素有“齐鲁兵学甲天下”之誉。

从文献构成来看，北宋元丰年间颁定《武经七书》作为武学正统教材，其中《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吴子》五部均属齐鲁兵学体系。李零曾指出，“中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属于齐兵学，特别是齐兵学中最富智慧的《孙子》十三篇”。

从兵学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来看，齐鲁兵学在中国古代兵学体系化进程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先秦时期，《孙子兵法》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兵学从经验总结向理论体系的飞跃。秦汉至隋唐时期，《孙子兵法》通过曹操《孙子略解》等注疏成果实现经典化。两宋时期，《武经七书》的颁定使兵学与理学展开深度对话。明清之际，戚继光《纪效新书》在继承孙子思想框架的同时，结合火器发展实现战术创新。

在战略文化层面，齐鲁兵学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齐鲁战略家共同构建了系统化的战略思想体系，其怀柔战略、防御战略、富国强兵战略等在历史上被广泛运用。孙子所创的“庙算”决策模型，将战略预判提升至“多算胜，少算不胜”的科学高度。

齐鲁兵学确立了以“智胜”为核心的兵学灵魂，其“以智取胜”的根本原则超越了单纯的战术层面，升华为一种强调理性计算、战略预见与系统优化的思维范式。在传播与影响层面，《孙子兵法》的域外传播尤为突出，其“以传入朝鲜半岛为最早，研究成果以日本为最多，军事应用以美国为最突出”。历经千年传承，齐鲁兵学思想历久弥新，今天，现代战略理论体系的建构，依然能够从中汲取关于战略理性、辩证思维与全局规划的精神滋养。

（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 肖明君实习生 宋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