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谈谈匡亚明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贡献

谈谈匡亚明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贡献

——在纪念匡亚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杜泽逊（2026年3月14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上午好！

今天南京大学主办纪念匡亚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匡亚明先生是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教育家，思想史研究专家，曾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对我国古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南京大学邀我参加，作个发言，我义不容辞。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对匡亚明先生的认识。

第一，匡亚明先生与山东省的特殊关系。

匡亚明先生是江苏丹阳人，早年参加革命，在革命历程中，与山东结下深厚情谊。1938年受组织委派匡亚明先生到山东临沂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宣传部工作，这年11月边区省委决定创办一份党报，任命刘导生为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1938年12月边区省委改名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局书记郭洪涛与社长刘导生、总编辑匡亚明共同确定报纸名称《大众日报》。《大众日报》报社在山东局驻地临沂沂水王庄，印刷所在离王庄4公里的云头峪村。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创刊号2000份印出。据有关材料，到1939年6月6日共72期《大众日报》，其中有40余篇社论由匡亚明总编撰写。1940年创刊一周年，毛主席为《大众日报》题词。1940年匡亚明先生到延安汇报工作，承担其他任务。1946年回到山东临沂任《大众日报》社长兼总编，行政上任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49年，《大众日报》迁济南，匡亚明先生随华东局南下，结束了在山东的工作。

匡亚明先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主要在山东临沂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主持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为人民解放事业，为新闻事业、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匡亚明先生去世，根据生前遗愿，将部分骨灰安葬在《大众日报》创刊印刷所所在地山东临沂沂水云头峪村他战斗过的锥子崮下，“匡亚明墓”2012年被定为沂水县文物保护单位。匡亚明先生的另一处墓地在宜兴烈士陵园。

第二，匡亚明先生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1992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国办发〔1992〕22号）公布组长为匡亚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副组长周林（高校古委会主任）、王子野（版协主席）、刘杲（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成员王元化、王运熙、田余庆、邓绍基、安平秋、许嘉璐、李学勤、任继愈、陈从周、庞朴、周勋初、项楚、袁世硕、袁行霈、章培恒、黄永年、董治安、傅璇琮、楼宇烈、裘锡圭、冀淑英、詹锳、戴逸等47人。顾问王季思、史念海、白寿彝、邓广铭、杨伯峻、张政烺、周一良、周绍良、季羡林、胡道静、饶宗颐、容肇祖、顾廷龙、唐长孺、钱仲联、程千帆、谭其骧等44人。傅璇琮先生被任命为古籍小组秘书长，可谓集一时之盛。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香山饭店召开，新一届古籍小组成员47人，顾问44人应邀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简报组由中华书局李岩、徐俊等先生组成，每天一期简报，一共大概印了六期。我在1996年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得这六期会议简报（罗琳学长帮助），复印装订为一册，认真学习多次，奉若至宝。原因是老一辈名家的发言尽收其中。这些发言当时还刊发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我首先通过《古籍简报》看专家发言，特别发现周绍良先生发言，认为《四库存目》很重要，应收集起来出版一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与《四库全书》配套。胡道静先生也发言响应，特别举出李卓吾的著作在《四库存目》里。那时我正在从事《四库存目》的调查研究，模仿邵懿辰、莫友芝作《四库存目标注》。我看了《简报》就坐不住了，去找参加会议的董治安先生，董先生让我写个材料，寄给傅璇琮、赵守俨、安平秋、章培恒、周勋初、黄永年几位先生，征求意见。傅璇琮先生很快回信，充分肯定我的工作，并说向匡老汇报，还把我寄去的《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发表于《古籍简报》。不久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刘俊文先生与副会长张忱石（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商议，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交了编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计划，获得匡亚明组长批准，列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存目丛书》总编纂是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刘俊文先生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忱石、张希清先生任副主任。我应邀加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工委会是傅璇琮先生推荐的，任务是调查《四库存目》书的版本及收藏处，为《存目丛书》编印创造基本条件。我1994年正式到北大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辑工作，任工委会委员、常务编委、总编室主任，为《存目丛书》编纂出版贡献了力量。我个人完成了《四库存目标注》，这部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八册（第7-8册索引程远芬编），后来获得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可以说《四库存目标注》是我的代表作。那么，我的古籍整理工作早在1992年就与国务院古籍小组紧密相连，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的工作与我的工作有着直接的特殊的关系。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见过匡老。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我向匡亚明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也怀念季羡林、冀淑英、周绍良、傅璇琮、赵守俨、黄永年、周勋初、章培恒、董治安等关心提携过我的先生们。

第三，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先生的著作《孔子评传》是一部学术名著，这部书1984年完成，198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为什么要交给齐鲁书社出版？我想主要是因为匡亚明先生1938年至1949年在山东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负责人，创办并主持《大众日报》，事实上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省思想文化战线的主导者。至于说孔子是曲阜人，也是可能的原因（关于这件事，还需要向齐鲁书社老领导、老编辑去请教）。1985年齐鲁书社版《孔子评传》500多页，特精本印12000册，平装本印30000册，共42000册。当时可以说引起轰动，读书人不知道这部书的不多。40多年过去了，我对《孔子评传》的基本观点仍然赞成，该书对孔子的定位，认为孔子学说“不仅为少数统治阶级所欢迎和利用，而且还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过既深又广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没有任何人、任何思想学术流派可以与之相比拟。”该书还认为孔子整理《易》《书》《诗》《春秋》等古代典籍，“不愧为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杰出代表。”该书还指出孔子“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因而，他殚精竭虑，整理典籍，从事教育，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些观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引领性的见解，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那么，匡亚明先生为什么能写出这样功力深厚、见解精深的名著呢？根据匡老的《后记》，我们大体可以领会。

第一点，幼习经典。匡亚明先生从小读孔孟的书，他说：“我在幼少年时期读私塾，读的全是孔孟之书。即使在村子里读小学，也是白天读课本，晚上还是读孔孟的书。”就是说，无论后来对孔孟持什么观点，熟读孔孟的书是必须的前提。对孔孟的书不熟，评价孔子完全没有可能。读原典仍然是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

第二点，虚心请教。匡亚明先生在1932年与邓中夏朝夕相处，关于孔子，有深入对话，使匡亚明先生对孔子的认识有了一分为二的观点。1942年在延安又有机会向毛泽东同志请教孔子的评价问题。受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形成了“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思想方法。虽然其间发生了国民党的“尊孔读经”和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但都不能动摇匡亚明先生对孔子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第三点，长期思考。对孔子这样伟大而复杂的人物，要进行评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匡亚明先生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思考，经过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这不是仅仅深入读书可以达到的，而是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之后，才逐步成熟的学术结论。

第四点，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在《孔子评传》前面的代序《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一文中，匡亚明先生特别提出了“占有和消化资料的问题”，指出：“关于孔子的著作、注、疏等等，名目繁多，卷帙千万，甚至一部二十四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孔子思想在起着指导作用，真有点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就不得不有一个资料选择的问题。”匡亚明先生把资料分为六类：第一类，有关孔子生平的资料。第二类，直接代表和反映孔子思想的资料。第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和孔子持不同观点的著作。第四类，后儒祖述和阐发孔子思想的著作。第五类，“五四”以来对孔子论述和批评的著作。第六类，国外对孔子评论和研究的著作。

匡亚明先生认为“对以上六类著作要分出轻重主次”。这样的史料观点和方法，对今天研究历史人物的人来说，依然是科学的、可以学习的。由于匡亚明先生早年古书基础雄厚，长期思考，善于请教学习，注重史料收集分析，才有了这部名著《孔子评传》。面对匡老的这部《孔子评传》，我们今天的条件那么好，却不能不感到惭愧，每个人都有反躬自省的必要。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们从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一书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孔子评传》开始，匡亚明先生启动了他人生中辉煌的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部丛书在《孔子评传》创始之初大概有了苗头。在《孔子评传》代序《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一文（原载1982年9月13日《光明日报》，1984年4月5日略作文字修改)指出：“我们要建设的高度社会主义文明，应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段历史中的珍贵的民族遗产。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开始。为此，建议由教育部或社会科学院指定专人负责，设置若干人的精干小组，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做好这件事，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匡亚明先生这里提出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段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孔子只是个开始，这实际上就是系统研究历代思想家的一种初步设想。1983年在南京大学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室”，“有计划地逐步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龚放《从思想家入手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匡亚明的治学之道》）就是顺理成章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1990年开始出版的，《孔子评传》经过修改，列为丛书第一种，到200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共200部，6000余万言，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这一成绩首先归功于匡亚明先生，他亲自撰写的《孔子评传》又是该丛书的代表性成果，对今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具有示范意义。这是我们纪念匡亚明先生的根本目的。

我的发言完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2026年3月6日起草于山东大学校经处。

黄韦童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