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起跑线

海报新闻记者 陈平平 通讯员 李华杰 日照报道

这不是一篇关于成绩与分数的报道，而是一次关于“成长主体”的追问：当家长因焦虑而代笔、代劳、代选，当孩子因被“投喂”而丧失咀嚼知识的能力，当“辅导班”成为心安的代名词——我们是在助力奔跑，还是在替跑？

当老师选择“松绑”而非施压，当孩子被允许在犯错中思考，当屏幕从“沉迷的陷阱”变为“探索的窗口”，成长便显露出它本来的韧性——不是被定义、被估价、被流通的“货币”，而是自己书写答案的能力。

替跑和慢跑

3月17日下午四点，记者走进日照市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五年级的多媒体教室里时，几个孩子正围坐在一起，准备着一场关于“电子货币是否应取代纸币”的辩论赛，黑板上“支付平台”“数字人民币”的字迹还清晰可见。

“陈心欣，稿子是你自己写的吗？”辩论队指导老师尉晓问一个女孩。

那个扎着马尾的女孩愣了一下，低下头：“是我妈妈帮我整理的。”

“我选你进辩论队，是看中你的能力，”尉老师的声音很轻，“不是你妈妈的能力。”

窗外，夕阳正缓缓落下。参加辩论赛的几名选手利用课后辅导的时间，围坐在一起，模拟交锋。

陈心欣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数学常考满分，作业工整漂亮。直到尉晓发现，她那篇关于电子货币的精彩辩稿，几乎每个字都出自母亲之手。尉晓的语气里有种复杂的情绪。“我让他们参加辩论，是看中他们自己的能力。因为她成绩非常好，他们班老师推荐她出来，可慢慢的，经过几次实战演练，我才摸索出来，这个孩子的稿子不太对劲。”

陈心欣的例子并非孤例。在尉晓任教的两个五年级班级里，每个班都有几个这样的孩子：他们的优秀背后，站着一位过度焦虑的家长。

“其实我从教二十多年来，见过很多这样的同学。”尉晓说得很坦诚：“小学的时候一直非常好，但从初二、初三，到高中，那种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显现出差距来了。”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整理思绪：“小学的成绩，有时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孩子可以是在家长的主导下，通过大量练习、反复训练考出高分。但到了需要真正逻辑思维和独立思考的阶段，如果孩子没有自己‘嚼’过知识，只是被‘喂’大的，就会非常吃力。”

这种“过度的包办代替”，在尉晓看来，深层次是一种“对孩子的信任和自信不足”。“所以家长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的孩子准备好，生怕孩子自己做不到。”

家长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却忘了最该起跑的是孩子自己。

尉晓老师自2001年从教，她设计作业自有一套公式：教师自己完成就需15分钟，乘以3，快的孩子能与老师同步，“一般学生”完成需要45分钟。

但这套公式在现实中常常失灵。慢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生存法则”：会研究小组长的检查习惯——如果组长只查完成情况不看对错，他们就第二天早起到学校填满数字了事，漏洞直到课堂提问才被拆穿。

“现在孩子可聪明了，”尉老师苦笑，“有些孩子的聪明用在学习上，有些用在了各种周旋上。”她举了另一个例子：班上有个女孩，家庭作业永远全对，校内练习却一塌糊涂。后来发现，女孩的父母是快递员，每晚回家很晚，因此留给她一部手机“联系父母和听英语课程”。结果，手机成了“作业帮”，她拍下题目，抄下答案。

“她已经很久没有独立思考了，”尉晓说，“连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都不会算了。”

放学后的跑道

放学铃响起时，两个不同性格的女孩的命运在教室里交汇。

刘若瑜是老师口中有“学习内驱力”的孩子，她是班长，语数外成绩稳定，放学后参加课后辅导作业基本在校完成。晚上看书，做手工，九点前睡觉。她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姐姐，父母对她“比较放心”，从不过度干预。王老师听说她是二胎后笑着对我说，“头胎照书养，二胎当猪养。有了姐姐这个‘成功样本’，父母反而从容了。

几排之外，张奕佳还在磨蹭。她的数学作业本上经常大片空白，最近几次单元测试都只有二三十分。她喜欢玩《蛋仔派对》，从二年级就开始刷小红书，但家里管得严，只有在父母晚归前，才能在外边玩一会儿。

本周，尉老师为他制定了“特别计划”：和家长沟通让她参加课后服务，在校完成数学作业。

“星期一二正好是我看课后服务，有不会的我当场教，”她说，“几天下来，她上课眼睛都亮了，因为终于做得起题，不怕老师问了”

张奕佳的父母五点半后才能到家。从前，这段时间她是“放养”状态；现在，她在老师的监督下写完部分作业，回家后反而有了玩的时间。

“对我而言，他只是一百多个学生中的百分之一，”尉晓看着她慢慢收拾书包的背影，“但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不想放弃她”

发令枪和接力棒

在采访中，尉晓反复提到一个词：传导。

家长的焦虑，会以各种具体而细微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像一场无声的雨，渗透进成长的每个缝隙。她举了学生杨思雨的例子。今年秋季新学期，尉晓刚接手这个班不久，杨思雨的母亲就找到了她。这位同为教师的母亲，言语间满是担忧：“我闺女数学不好呀，老是考六十来分。”她说自己每晚都盯着女儿写作业，“天天练计算”。

尉晓开始特别留意这个孩子。数学课上遇到计算题，她会有意点杨思雨回答。“我想看看，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观察了一段时间，尉晓发现了症结所在。“其实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就是她家长焦虑的问题。”她说得很肯定，“焦虑传导到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问题。”

在课堂上，杨思雨的状态与其他孩子明显不同。“自信的孩子是舒展的，眼里有光。”尉晓描述道，“但这样的孩子，给人的感觉就是——窝着。”那个“窝”字，她说得很形象。身体微微蜷缩，眼神躲闪，整个人处在一种防御姿态里。

“从心理角度讲，她可能就是潜意识的他就是做不对。”尉晓分析道，“她自己也有压力，妈妈说她不好，然后自己慢慢变得无所适从。”这是一种双向的“验证”，家长的焦虑预言了孩子的“不行”，孩子的紧张又反过来验证了家长的焦虑。焦虑完成了它的传导与闭环。

尉晓决定打破这个循环。

她开始有意识地在课堂上为杨思雨“松绑”。“每次我提问她，只要她答对了，我都会表扬她。”尉晓说，“你看，杨思雨，我说你行，你就是行。”

同时，她找到杨思雨的母亲，只说了一个要求：“我只要求你做一点——就是你不要给我叨叨她。”“叨叨”，这个北方方言里常见的词，精准地概括了那种无休止的、充满焦虑的提醒、催促与责备。它不一定是严厉的批评，却是一种持续的、低频的压力源，像背景音一样萦绕在孩子的生活里。母亲减少“叨叨”的次数后，变化悄然发生。

“现在这个小孩的数学，就能看到成绩在提高了。”尉老师说这话时，语气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更重要的变化在课堂之外：那个“窝着”的孩子，身体渐渐打开了，回答问题时，声音大了些。偶尔，眼里也会闪过那道属于孩子的、清澈的光。

但更多的焦虑，反而隐藏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学生家长中，对孩子要快人一步的期许不断推高焦虑。

“家长们会有自己的交流群。”尉晓说，“他们在里面互通消息，交流哪个辅导班好，哪里的奥数老师厉害。”流动的信息会产生焦虑，逐渐编织成家长们无形的压力网。

据记者了解，有部分家长打市长热线投诉作业变相布置给家长，加重了负担；而另外一部分家长又悄悄给孩子报更多的辅导班，语文以高考为导向，就去补“大语文”；学校不教奥数，就去校外报奥数班。

“现在很多家长，宁愿花钱去上并不那么专业的辅导，也不会好好监督孩子完成课内作业。”尉晓直言。“他总觉得，花了钱的东西，才是重要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也是对焦虑的缓解。

另一条跑道

当被询问尉晓是否也给6岁的孩子报兴趣和培训班时，她给出了一名“教育者”与“母亲”双重身份下的自己的思考。“我从女儿上小班下学期开始，就让她上了一个英语课程。”尉晓坦言，每周20分钟，从三岁至今。但她目标明确：无关单词，只为浸润，在孩子语言的敏感期“培养孩子的一种语感”。在数学上，“我就是让他玩积木，”她说，目的是从小去感受去触摸，在搭建中建立空间想象能力。然而，这位母亲也有过“失败”的尝试——教女儿认字。她制作字卡，教孩子识字。结果就让孩子觉得这是一个压力，甚至一度破坏了女儿对阅读本身的兴趣。这次挫败让她印象深刻：一旦将发自内心的探索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学习的乐趣便戛然而止。

今年夏天，女儿骨折半年未能上学，“她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的ipad。”在这块屏幕前，女儿与AI“豆包”互相启发着编故事，听少年版《西游记》《封神演义》。

“我为什么没禁止她做这个事呢？”尉晓自问自答，“因为我觉得她在和豆包聊天的过程中，她是在发展着她的想象力。”她看到AI在互动中传递了许多父母未曾准备的知识，孩子不明白时会主动追问，这是一个主动探索的过程。听书则让孩子沉浸在故事里，并自然学到了许多“连我都是上高中才会的”成语。“而且那个学习吧，是她感兴趣的，就不是我逼着她的，她不觉得痛苦。”她用陈奕迅的歌词概括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你越禁止我，我就越想去尝试。”因此，她的策略是敞开，并给予解释和提醒。

她告诉女儿长时间看屏幕对眼睛发育不好，结果是，女儿对iPad“不依赖”，看电影看一会儿便会自己关掉，去玩别的。

从教师的视角，她观察认识到，那是孩子“自己探索”的结果，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体现。而沉迷，通常指向两个现实原因：“要么你把他禁止了，让他变成一种他好像得不到的东西”；“要么我在现实当中我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在虚拟的世界当中，我可以去疏解掉。”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在隔壁班上周有同学因为沉迷网络戒断去了医院。

“但问题不在设备本身，”尉晓说，“而在于孩子背后的孤独与压力。关键不是禁止，而是引导他们建立自控，并在现实中给予足够的支持。”

“双减”之后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今年是政策实施的第四年。

教育部规定一二年级不得进行纸笔考试，学校严格执行。“结果就发现，他们的能力非常差，”尉晓谈到现在这批五年级学生时，她描述了一个普遍现象孩子“眼高手低”。“你让我说，我可能能说对，你落到纸面上，我给你弄不对。”知识“都浮在表面上”。

“你必须得通过练习，”尉晓认为这是基本的学习规律，“没有练习是达不到的。”

“双减”试图减轻的课外培训负担，则以另一种形态继续存在着。文化课的辅导，兴趣类的辅导，依然很火爆，焦虑的形态在转换，但根源并未消除。家长们的选择清晰地指向了最终的“指挥棒”——高考。

“我们一直在讨论啊，”尉晓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你的高考的指挥棒不变，你这些底层的东西，你是变不了的。”只要最终要“展现在我的答卷上”，竞争的逻辑就会穿透层层政策，传导至最前端。

对于经历过生育困境的尉晓来说，对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辈子最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她说，“我希望我闺女幸福快乐就好。”但她承认，自己也有“深层次的焦虑”：“我怕我没有在适当的时候给她做启蒙，怕我把她耽误了。”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焦虑家长的心声：我们不是在逼孩子，我们是在怕自己——怕自己成为孩子的绊脚石，怕自己不够努力，怕他们在看不见的起跑线上，早已落后。

下午六点十分，天色渐暗。校门口仍有刚结束课后辅导的学生陆续走出。

辩论赛的声音早已散去，黑板上的字迹还在，像一种隐喻。在这个加速内卷的时代，我们急于给孩子装备最前沿的知识，却常常忘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拥有自己书写答案的能力。而那场关于电子货币的辩论，真正的辩题或许是：我们该给孩子怎样的“财富”。

采访结束后，尉晓慢慢关上办公室的门。我们知道，明天，这场关于起跑线的无声竞争，还会继续。但至少今天，她让一个孩子知道：你的价值，不在于你妈妈能为你写多好的稿子，而在于你敢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哪怕不完美的句子。

（文中学生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