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梁柱”塌了怎么办？｜司法所事

从高处坠落，只要几秒钟。家属和公司从对立到和解，用了八十多天。

2025年12月21日，邹平长山法庭调解室里，刘芬（化名）拿起笔，在调解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广告公司负责人赵强（化名）也签了字。

这是自刘芬的丈夫齐成（化名）意外坠亡以来，两个人第一次平静地坐在同一张桌子前。

时间倒回八十多天前。

2025年9月28日，外地来邹平务工的齐成，在安装广告牌时从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身亡。

刘芬接到消息时，整个人是懵的。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她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推上了最现实的路——赔偿、生计、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可对方的态度，让她的悲痛里又添了心寒。

事故发生后，刘芬和广告公司谈了很多次，一次也没谈拢。她想要一个说法，想要一笔能让日子继续过下去的赔偿金；对方却说，项目是转包给齐成的，不是雇佣关系，公司不该承担全部责任。

谈一次，崩一次。最后，刘芬把广告公司告上了法庭。

2025年11月6日，法院联合黛溪司法所、街道信访办成立联合调解小组，介入这起纠纷。

黛溪司法所所长王涛第一次见到刘芬，是事发40天后。

“人坐在那里，精神是恍惚的，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就下来了”。王涛没急着跟她谈责任、算赔偿。等她哭完，情绪稍微平复，才开始一点点讲法律规定：劳务关系里的责任怎么划分，人身损害赔偿有哪些项目，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一一摆明，同时把她的诉求认真记录下来。

另一边，黛溪街道信访办主任颜世旭找到了广告公司负责人赵强。

赵强也有自己的难处。他说项目确实是转包的，齐成作业时操作也有问题，公司不能负全责。再说企业经营压力大，拿不出那么多钱。

颜世旭结合法律和类似案例，一条条跟他捋：作为发包方，安全生产管理的责任推不掉。也提醒他，走诉讼程序耗时间耗精力，对企业声誉、经营都不是好事。协商解决，对双方都好。

从11月上旬到12月中旬，调解小组前前后后组织双方进行了十几次协商沟通。

每次都卡在同一个地方：赔偿数额。

刘芬提出的金额，远远超出广告公司的承受能力。赵强坚持只承担部分责任，反复强调公司账上没钱。两边数字差得太远，坐在一起没说几句就吵起来。刘芬觉得对方推卸责任，赵强觉得家属漫天要价。

话不投机，调解陷入僵局。

面对面谈不拢，调解小组换了个办法：分开谈。

对刘芬，王涛一笔一笔跟她算。按同类案件的标准，哪些赔偿是法律支持的，哪些诉求确实很难落地。不是要她让步，是让她心里有数——既不让家属吃亏，也引导她理性维权。

对赵强，颜世旭一边重申法定责任不能回避，一边认真听他讲经营上的难处、资金上的压力。

分开谈的好处是，双方卸下了防备，说出了心里最深的顾虑。

刘芬怕的是：人走了，赔偿也落空。赵强怕的是：一次性赔太多，公司活不下去。

两边的怕，调解员都听进去了。

12月中旬，调解小组把两个人重新叫到了一起。

这一次，气氛不一样了。

对刘芬，重点是保障丧葬费、抚恤金这些必须的开支能覆盖。对赵强，提出了分期支付的方案——既缓解一次性付款的压力，也让刘芬放心，不是空头支票。

协商还是不容易。总额定多少？分期怎么分？第一笔什么时候付？每一项都反复商量。

2025年12月21日，在长山法庭调解室，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赔偿总额、支付方式、履行时间全部白纸黑字写明，责任清晰、约定明确。

协议签订后不久，第一笔赔偿款顺利支付到位。

整个调解过程，没有抱头痛哭的和解，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握手。只有调解员一次次上门、一遍遍算账、一回回把两个人拉回“和解桌”。

从9月到12月，从意外发生到尘埃落定。

80多天的拉锯之后，活着的人终于可以往前走了。

责任编辑：赵慧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