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6.4）

编译者：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媒体实验室与新闻创新、全球创作者文化、AI复活历史人物、错误信息的日常遭遇、虚拟新闻编辑部、在线求职中的数字分层等多主题。

1.媒体实验室驱动新闻机构创新

媒体实验室（media labs）不仅是技术实验场，更是推动新闻业变革的催化剂。它们通过“安全空间”（safe zones）鼓励试错与跨界合作，提升新闻机构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与前瞻性。发表在2026年第4期《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的一篇论文通过对西欧六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12家媒体实验室的深入访谈，探讨了媒体实验室如何在新闻机构中推动创新。

研究识别出三种主要的新闻实验室类型及其运作逻辑：创意驱动型（Creative Orientation）侧重于内容、叙事和流程的创新，通常不设明确的成功指标，强调实验与直觉；商业导向型（Business Orientation）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调产品的可规模化与商业价值，注重数据驱动和跨部门协作；教育导向型（Educational Orientation）聚焦于媒体机构内部培训与媒介素养教育，强调知识共享与人才培养。

研究还发现，媒体从业者对创新的定义非常多元，创新被理解为“满足受众需求”“技术整合”“叙事变革”“商业模式重构”等。成功的媒体实验室通常具备跨部门协作、管理层支持、开放的文化氛围等条件，而文化抵制、组织复杂性、资金短缺等问题则限制了其影响力。

研究强调，媒体实验室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内部结构，更取决于其在组织中的文化整合程度。未来，面对AI等技术冲击和民主制度的压力，对媒体实验室的制度保障与政治支持将愈发关键。

文献来源：BISSO NUNES A C, COOLS H, FLORES A M, et al. Sandbox Journalism: The Role of Media Labs as Innovation Drivers in European News Organisations[J]. Journalism Studies, 2026, 27(4): 460-481.

2.全球创作者文化

随着全球化数字平台的发展，文化生产的价值观与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革。《计算机媒介通信杂志》（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26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论文通过对YouTube上五种语言（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的200个美妆和科技产品测评视频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全球创作者文化（global creator culture）。

研究发现，美妆和科技测评博主在沟通策略上呈现显著共性。这些内容创作者普遍采用一种“推拉结合”（push-and-pull）的沟通方式：一方面，通过强调美学、功能性、愉悦感、独特性、经济性等共同价值，强化自身评价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范围（以“视情况而定”等修辞方式缩小测评的适用范围）、风格（通过幽默等表达方式削弱测评的严肃性）、权威（以“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或“所有测评都是主观的”等免责声明淡化自身的权威性）、内容（只关注产品的优点，将优点和缺点并置，或将批评转化为对未来产品迭代的期许）等方面弱化自身评价的影响。上述沟通方式被称为“限定性影响”（qualified influence）。

论文指出，“限定性影响”反映了创作者在平台、观众和广告商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他们既要保持“真实的自我表达”以建立与观众的信任，又要避免因过于绝对化的评价而引发争议。通过“推”（强化）与“拉”（缓和）的结合，创作者既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又降低了与观众产生分歧的风险。

这一策略挑战了传统的文化沟通模式，它融合了个人主义文化中对自我表达的强调与集体主义文化中避免冲突、维护和谐的倾向。尽管性别和地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整体上，YouTube等平台的逻辑正推动一种新型的、趋同的跨文化沟通方式的产生。

文献来源：HALLINAN B, TRILL? T, MIZOROKI S, et al. Global Creator Culture? Converging Values and Generic Practices in YouTube Review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26, 31(1): 1-12.

3.AI复活历史人物的说服效果

深度伪造技术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合成媒体，复制人物的外貌、声音和动作。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其在虚假信息中的风险，但它也被用于教育、纪念、娱乐等领域，例如博物馆对历史人物的复活。2026年第3期的《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叙事说服理论，考察深度伪造技术在复活历史人物时的说服效果。

研究选择了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两位历史人物，基于面部重演和语音克隆技术制作了关于他们的深度伪造自述视频，视频以第一人称呈现、讲述他们的人生片段。与此同时，研究撰写了内容完全相同的文本版本，作为与深度伪造视频的对照材料。论文采用2×2组间实验设计，813名参与者被随机分入4个实验组：观看爱因斯坦的深度伪造视频或文本叙事、观看居里夫人的深度伪造视频或文本叙事。随后，论文测量了参与者的叙事代入感、感知真实感、信息可信度、愉悦感和分享意愿等变量，比较两种媒介形式的说服效果。

研究发现，在复活历史人物的语境下，文本叙事比深度伪造视频更具说服力，尽管后者的视听效果更丰富。研究指出，文本比深度伪造视频更能让观众产生叙事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引发了一系列的积极心理反应，使观众觉得故事更真实、可信，并对角色产生更强的认同。最终，这些正面体验显著增强了他们与他人分享该内容的意愿。

作者认为，深度伪造视频之所以说服效果不及文本，可能是因为其合成属性引发了观众的警觉、批判性思维或伦理上的不适，从而破坏了沉浸感。因此，作者提示开发者在复活历史人物时应谨慎使用深度伪造，或考虑结合文本等形式以增强说服力。

文献来源：FU G J, SOTO-SANFIEL M T & SAHA S. Resurrecting Historical Figures: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Deepfakes Versus Text-Based First-Person Narratives[J].?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26(03): 1-18.

4.错误信息的日常遭遇

已有关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政治选举、疫苗争议等热点话题，研究方法也以实验或问卷调查为主，难以还原人们真实的信息消费场景。然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在哪里、以什么方式、遭遇到什么样的错误信息？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于2026年第2期《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的一篇论文展开了研究。

论文采用数字日记研究法，让55名成年人在一周内实时记录他们在网上遇到的、认为不真实的新闻和信息。每晚，参与者再用视频反思当天记录的内容，解释为何觉得这些信息不可信。研究团队共收集1564条信息示例，其中322条被参与者认定为错误信息，并围绕话题类型、传播模式和信息来源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发现，错误信息的话题远比想象中丰富。占比最高的是“商业与经济”（18%），许多内容利用人们对生活成本的焦虑进行诈骗或诱导点击；“名人”（16%）和“犯罪与危机”（16%）紧随其后，而“政治”仅占10%，说明错误信息并非总是政治驱动，而是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关切。在传播模式上，尽管公众对深度伪造等视听错误信息忧心忡忡，但超过三分之二的错误信息仍以纯文本形式出现。更值得警惕的是，超过六成的错误信息来自主流或替代新闻媒体，参与者批评这些媒体存在煽情化、偏见性强等问题，认为新闻媒体本身已成为错误信息的重要推手。

研究认为，公众并非缺乏辨别能力，而是已发展出对新闻媒体的系统性怀疑。研究呼吁新闻媒体提高透明度、减少点击诱饵式操作，政府和教育机构要注重媒介素养培育，帮助公众在真实的信息环境中建立识别和应对能力。

文献来源：HOURIGAN A, THOMSON T J, NOTLEY T, PARK S & DEZUANNI M. Everyday Encounters with Misinformation Online: Examining Sources, Topics and Modes[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6(02): 1-22.

5.虚拟新闻编辑部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在过去，传统新闻编辑部不仅是生产新闻的场所，更是记者进行社会化、建立归属感、学习职业规范的关键空间。基于记者的“旁听”和“观察”，编辑部文化得以通过日常互动传递。然而，随着虚拟编辑部的兴起，越来越多新闻机构取消物理空间，转向通过在线协作软件进行日常工作，这样的转变会对组织文化产生什么影响？针对这个问题，2026年第2期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论文。

论文对42名虚拟新闻编辑部的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探索了在线协作软件取代物理空间对新闻组织的影响。研究发现，虚拟新闻编辑部严重削弱了记者的组织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由于缺乏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普遍感到与组织较为疏离，对组织的忠诚度也较低。研究还指出，曾在同一物理空间共事过的记者，仍能通过既有默契维持在线合作，但新入职的记者较难在这种环境中实现社会化，他们无法通过日常观察习得职业规范的“潜规则”，只能自行定义工作方式。这种个体化的工作模式导致记者对组织目标和期望充满误解，工作效率下降，自我效能感减弱。

研究认为，虚拟新闻编辑部虽然能在短期内节约成本，但可能导致长期的人才流失、组织认同丧失和生产力下降。当在线协作软件成为新闻编辑部，组织文化便难以形成和传递，新闻行业需要重新思考技术变革对组织根基的深层影响。

文献来源：FERRUCCI P. When Software Becomes the Newsroom: Journalists and the Loss of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J].?Digital Journalism, 2026(2):1-19.

6.在线求职中的数字分层

“数字分层”（digital stratification）概念认为人们在获取、使用数字技术以及拥有相关技能方面的差异会导致社会地位、资源和机会的层级化现象，其强调数字不平等不仅仅是“有或没有网络”的二元划分，而是一个多层次、结构性的社会分层过程。数字分层是否会加剧获取就业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发表在2026年第3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上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回应。论文基于对西班牙1103名求职者的调查，探讨了在线求职技能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并将其与通用数字技能（general digital skills）和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进行了比较。

研究将通用数字技能定义为使用互联网的基础能力，如操作设备、信息搜索、沟通交流和内容创作等，而数字资本则指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能够帮助他们在数字社会中获得机会和利益的数字资源的总和。

研究发现，在线求职技能对求职者获得面试机会的影响远超通用数字技能和其他数字资源。然而，这些技能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分布不均，受教育程度高、已就业的求职者更容易掌握这些技能，并因此获得更多面试机会。这表明，尽管数字化为求职提供了新渠道，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平等依然在其中被复制。论文认为，在当前数字社会中，领域特定技能（domain-specific skills）十分重要，通用数字技能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在线求职环境。研究还挑战了“富者愈富”（rich-get-richer）理论的假设，发现人们即便掌握了数字技能，结构性因素（如教育、就业状态）仍显著影响求职结果。据此，研究呼吁为更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在数字化劳动市场中获得公平机会，政策制定者和培训机构应更关注求职平台的使用策略，而非仅提供基础数字技能培训。

文献来源：DE MARCO S, DUMONT G, HELSPER E J. The Reproduction of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in Online Job Search Strategies and Outcomes[J]. New Media & Society, 2026, 28(3): 1125-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