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文化 | 法庭的四棵树

春日里，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冯卯法庭的小院悄没声儿地苏醒了。先是墙角那点残雪化尽了，润湿了青砖缝里冒出的绒绒绿意；接着，风就软了，裹着远处山坳里吹来的、混杂着泥土苏醒与草木萌动气息的暖风。院子不大，四棵树各占一方，静静候着自己的时节。

最先热闹起来的，是东南角那棵石榴。虬曲的枝干还带着冬日的深褐，鼓囊囊的芽苞却已憋不住。某天清晨，“噗”地一声，绽出第一朵火苗似的花。那红是真烈，不掺一点杂色，硬生生把周遭尚显寡淡的春色都灼亮了几分。我推开二楼办公室的窗，总能一眼撞见那团烧着的云霞。

这花开得最盛时，我手头往往积着几件棘手的家事案子。譬如这起，兄弟俩为赡养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争执不下，在调解室里红了脸，嗓门一个比一个高。

我合上卷宗，对书记员小徐示意：“先停一停，带他们到院里转转，看看那石榴花。”

两人被引到石榴树下，脸上还绷着“官司”，眼神却不由得被那满树烈焰似的花朵吸引住。蜜蜂嗡嗡地绕着，忙碌而安定。

我走过去，指着一朵盛放的石榴花，说道：“看这石榴，一个花托，能结出千百颗籽，密密实实地抱在一起。”我顿了顿，声音放得缓，“都说多子多福，这福气，首先得是这一百颗籽记得自己是从同一个根苞里出来，流着一样的血脉。”

老大别着脸，但脖颈的筋肉不再那么紧绷着。老二盯着地面，脚碾着一颗石子。母亲坐在一旁的石凳上，眼里浑浊的光微微颤动。

调解再回到室内，先前那股剑拔弩张的戾气，悄无声息地散了些。话头虽仍绕不开具体的医药费、轮住天数，但“娘”“咱家”这样的字眼，又能听见了……

夏日，是被知了从浓绿里一声声喊出来的。桑树的叶子肥厚油亮，筛下满地晃动的光斑。这时的桑树，是孩子们偷瞄的乐园，尽管枝头的桑葚已过了最紫黑甜润的时节。蝉鸣鼓噪得人心烦意乱时，最宜判决那些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铁案”。比如，邻居间因一垄菜地、几棵越界的桃枝而挥锹相向的伤害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监控拍得明明白白。开庭时，双方仍梗着脖子，互不相让。

判决书写得简洁有力，当庭宣判。法槌落下，声音清越。领了判决书的人，垂头丧气或心有不甘地走出法庭，一抬头，满眼是泼天盖地的浓荫。桑叶在烈日下微微卷边，却依旧撑开一片沉静的阴凉。那份属于法律的、刚性的、不容置辩的“果”，已然落下；而属于生活的、包容的、给予喘息空间的“荫”，一直都在这里。有人会在树下站一会儿，抹一把脸上的汗，也不知是热的，还是别的……

秋风最先染红的，是那棵高大的柿子树。叶子还绿着，一个个小灯笼似的果实已由青转黄，再渐渐晕染上橙红，最后熟透成一种沉甸甸、透亮的金红，挂在湛蓝的天幕下，馋着过往的麻雀，也甜着法庭里每个人的心。这季节，劳务纠纷、小额借贷之类的案子多了起来。农忙过了，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钱却没足额拿回来；东家借给西家应急的钱，到了期却推三阻四。

这些案子，法律关系往往简单，难的是执行，是那份“兑现”的艰难。我更喜欢在这个季节主持调解。一次，为一个包工头拖欠5位民工工资的案子，双方在院里协商。包工头起初百般诉苦，称工程款没结，自己也是垫资，说到激动处唾沫横飞。

我打断了他，示意他看看院里的柿子树：“你看，这些柿子要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风吹日晒，等到秋霜打过才会变甜。你们这事也一样，法律文书就像这挂果，但要实实在在地把工资拿到手，就像柿子要等到霜降才熟透，得给彼此一点时间。”

我转向几位民工兄弟：“钱会有的，就像这些柿子迟早会熟。重要的是咱们今天把这事说定了，白纸黑字写清楚，往后按协议走。”

最终，双方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签完字，我让书记员拿来长竹竿，打下十几个熟透的柿子，分给在场的每个人。橙红的果肉软糯如蜜，大家默默吃着，先前紧绷的气氛，竟也像这秋阳一般，温和了下来……

枣树是最沉得住气的。当石榴只剩下空枝，柿子也被采摘殆尽，桑叶落尽、显出筋骨时，它那些铁灰色的枝桠依然沉默地指向冬日的天空。直到某场凛冽的寒风吹过，或是某个清冷的早晨，你才会发现，地上“噼啪”地落了些深红带褐的枣子。咬开，肉质紧实，余味悠长。

这时节的案子，也像这枣子，经历了一年的沉淀，多是些牵涉年代久远、证据繁杂的纠纷。腊月里，我收到一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案——被告刘某用半生积蓄在老家盖房，自己在外打工，留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监工。墙裂了，地鼓了，刘某拒付尾款，施工方告到了法庭。

送达成了难题。电话那头，刘某的声音隔着千山万水：“法官，我在广东赶工期，回不去。”第二次进山时，正逢寒潮，车子在碎石路上颠簸。刘大爷站在没安院门的新房前，裹着旧军大衣，颤巍巍地指着墙面的裂缝：“我儿攒这点钱……不容易啊。”寒风灌进他敞开的衣领，老人佝偻着背，咳嗽起来。

腊月十九，我带着原告再进老虎村。施工现场触目惊心——外墙瓷砖歪斜，内墙腻子剥落，一道裂缝直劈而下，将墙上褪色的“福”字撕成两半。我们在四面透风的毛坯房里调解。包工头起初还算着成本，直到看见刘大爷用布满裂口的手，反复摩挲那道最深的裂缝。

漫长的沉默后，包工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尾款三万八……两万五行不？开春，我带最好的师傅来，修复不好，我一分都不要。”

老人低下头，慢慢卷着军大衣的衣角，然后抬起脸。那些皱纹在昏暗光线下，像干涸的河床。他看向我，缓缓点头：“行。法官，俺信你。”

腊月二十六，刘某搀着父亲来到法庭。老人从怀里掏出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个红皮鸡蛋和一小袋晒干的金银花。“自家鸡下的，不值钱……”他执意往我手里塞。送他们到院门口时，我帮老人把褪色的围巾紧了紧。三轮车“突突”地远去，老人一直回头挥手，眼睛亮晶晶的。

回到院里，我看向那棵老枣树。铁灰色枝桠上还缀着几颗深红的枣子，在冬日天光里，像凝固的血滴，又像未熄的火星。我忽然明白了——在这离群众最近的地方，法条是锋利的尺，但丈量人心的过程，需要像枣树等待霜期那般。有些甘甜，有些和解，非得等到万物凋敝、寒风吹透之时，才肯从最深处沁出来。

四季就这样轮回着。石榴的火红，桑荫的沉郁，柿子的饱满，枣子的甘韧，它们不说话，却见证着这小院里流淌的悲欢、执念、宽恕与和解。法律是尺，能量裁曲直；而生活本身，才是那片让所有树木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的土壤。我不过是一个守园人，在四季的风里，学着倾听那些比诉讼请求更深沉的、来自生活本真的东西。

（作者 纪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