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县城生态，摹写人性幽微——海飞“迷城”系列开篇之作《剧院》出版

2026年伊始，小说家、编剧海飞的新作《剧院》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南方县城一家剧院发生的命案为引子，将社区民警陈东村的侦破过程与小城生活肌理深度融合，串联起社区民警、社区理发店、照相馆、药店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海飞“迷城系列”的首部长篇小说，首发于《当代》杂志2025年第6期。3月19日，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海飞表示，《剧院》本质上是世情小说，创作背景基于海飞13年的南方县城生活记忆，“我写的是县城里非常熟悉的生活，直接调用我的生活经验。”

写县城生态，也写世情人心

记者：《剧院》作为您“迷城”系列的开篇之作，为什么选择以一座南方县城的剧院作为故事的起点？

海飞：我一共在县城生活了13年，从1992年到2005年，我在县城换了很多工作，认识了很多人，我觉得县城和大城市不一样，这是一个熟人的世界，在小县城里，交通部门、交警、学校、媒体几乎每个单位都会有认识的人，就像一个大的村庄，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个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熟人之间会产生纠葛、恩怨，县城的涉案比例也特别高，特别是在那个年代，科技还不特别发达，破案的技术还不是很高，因为恩怨会产生很多案件。本质上我想写的只是一个县城，写到了罪案是因为推理悬疑是我的专长，谍战就是推理，我只是加强了可看性的成分，其实本意写的是县城生态。所以《当代》主编徐晨亮说这个更像世情小说，我就是按照世情小说来写的，只不过这中间有案情。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迷城”系列。

海飞：“迷城”系列是我最新开始的创作题材，写不同的县的故事，都会有案件相关，但写的是人心，是人性的挣扎、迷惘、徘徊、纠缠和救赎，这就是放大了我们社会人的那种状态。因为很多社会人未必会涉案，或者牵涉了一个案件的边缘，比如说酒驾或者什么官司，真正涉案的人毕竟不多，但是县城生态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案件来放大利益冲突，那更能考验人性。

目前已经完成“迷城”第二部的大纲，写的是长三角一个山顶的县，比较闭塞类似于独立王国；也涉及罪案，是一个寻找的故事，蝴蝶效应，因为一个小事件引发很多人生活、人生的变化。

记者：小说题记“我们都置身剧院，却从未看清剧情的走向”，想传递给读者什么？

海飞：我觉得这有很多层面，小说本身是有这层意思的，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当我们以为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当我们以为动物园是圈养的，让动物失去了自由的时候，其实动物园也在救助一些动物，有些是濒危，有些因自然法则会被淘汰，或者动物界的父母猝死，这是生态平衡。在社会人的角色中，那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相吗？其实不是，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历史迷雾，我们常常不能看到真相，历史记载的也未必是真相，所以我们置身在剧院，也就是置身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看不清走向。

记者：小说里白骨案、身份互换、家庭秘密交织，您布局故事最看重的是悬疑感还是人性真实？

海飞：如果说把它定义成罪案小说的话，它的悬疑感是不强的，我打定主意写一部文艺小说，我希望写的是那时候的县城生态，同时要写到复杂的人性，而不是罪案本身的侦破。其实如果正儿八经写一个推理的悬疑小说的话，根本不需要去写程十丽、老裘、街道主任、法医、入赘的刑警队长等人，我要写的是县城的生活，只不过我把舞台放在了这个跟罪案相关的剧院而已，它其实就是一个县城小说，写了县城一个熟人社会的群像，复杂的人情。

记者：故事发生在2003年的南方小城，这个时间与空间对您而言有什么特殊意义？南风县潮湿、压抑、充满秘密的“县城气质”是如何营造出来的？

海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首《相约九八》的歌，那个时代我正年轻，1998年还发大洪水；到2003年时我希望有一个5年的跨度，5年刚好是医学院本科就读时长，我写的瓯城医学院就是温州医学院，这5年刚好跨世纪，那个时候的侦破技术也不是很发达，摄像头没有遍布城市，这让“迷案”成为可能。罪案选择性侵，因为性侵其实无处不在，我们看到的性侵案只是爆出来的，不报案的也有很多。综合考量了很多后我写了补习班的性侵，那个年代补习班很盛行，我也在补习学校工作过。

我写的是县城里非常熟悉的生活，写到任何地方、任何一个章节，马上就浮现出县城某个地方的样子，差不多是信手拈来。

观照现实，再现熟人群像

记者：民警陈东村这个角色，和您以往笔下的谍战英雄、硬汉角色有很大不同，您是如何塑造这个平凡、温和又带着伤痛的基层警察的？

海飞：写的时候，我希望他不是一个大英雄，他是个沉默的人，话不多，心理活动丰富，有很多对人生经历的感悟。我写的很多场景都是真实的，我也喜欢看碟，也是坐在地上看碟的；我也姓陈，我写他看越剧、看碟片就是我自己的翻版；他住在绢纺厂宿舍，我一个战友后来分配在绢纺厂，他的房子就是狭长的，他家我去过几次，就是这样的结构，这是当年国营企业很正常的生态；他母亲是绢纺厂的，后来去杭州生活，这是我身边朋友特别真实的经历。我写的虞水县以上虞为原型，南风县是诸暨，还写到嵊县，迟云后来去了越剧艺术学校，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浙江省几乎每个县都有越剧团。书中穿城而过的往来河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浦阳江。书中提及的越剧、规培生、县政府大楼、桥头饭店等，人物生活的环境是我所了解和熟悉的，几乎不用查资料，可以直接调用我自己的县城生活经验。我写得很顺畅，写得挺快，所有的场景都浮现了，桥头饭店我经常去吃，那个时候很便宜，20块钱三个小菜，两个人可以吃一餐饭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这个饭店结账数盘子，有些人就会把盘子扔到河里，这种场景没人能想得出来，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

记者：双胞胎姐妹罗米、汤麦，以及母亲汤宝琴，是故事最核心的悲剧人物，您在创作这组女性命运时，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海飞：我要讲的是这些女性，其实我们日常看不到她的家庭是什么样，你看不到她的苦苦挣扎、所经历的伤痛是什么样，就像这三个人，她不会告诉你任何秘密，她们在社会中撑起了坚硬的壳，想要的仅仅是自卫，从第一次杀人开始，全是出于自卫，就是要保住自己、保全自己，最后沦落到犯罪，我写这个境遇下女性的艰难。汤宝琴母女三人，母亲像一只母鸡一样要罩住自己的孩子，她甚至跟包工头谈恋爱，就是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在女儿疯了后，让两个孩子互换身份，让另一个去上学；大学生学成归来，让她照顾好自己的姐妹，她一直在平衡这个家庭，包括最后的顶罪，最关键的时刻她一定奋不顾身牺牲自己，只要小孩好就行。得精神病的孩子怨恨妈妈和姐妹，另一个觉得妈妈受了委屈，想要复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她们又构成了一个女性的整体。甚至我认为，她们三个女性其实可以是同一个人，这三个人都很苦，她们的不幸是社会形成的诱因，为了保全自己会冷酷地主动出击，这是社会给她的磨砺，在残酷的环境下她们需要反击。

记者：您从谍战转向当代县城悬疑的创作转向，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海飞：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所谓转向并不是说全部转过来了，谍战我还在写，只是想尝试一下，这个跟罪案小说很多不同。特别是日本有很多社会派的文艺，我们影视剧里也有很多，比如《漫长的季节》这一类，里面有警察，但主要是在写跟案件相关的当事人，我觉得这充满了诱惑。在案件破案的同时，我们更关注的是为什么会犯罪，写这些涉案人员为什么会犯罪，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有什么样的伤痕、伤痛。这是我更感兴趣的部分。

记者：《剧院》被称作“人生的巨大隐喻场”，剧院在您心中隐喻了什么？

海飞：我觉得剧院可以是人生，人生是看不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物品；剧院也可能是一个社会，剧院的门一打开，里面的人走向社会；也可以说社会是一个大的剧院，我们每个人都在演着自己的角色，等年老的时候回望，就是自己演出了自己的一生。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