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观点（2026.4）

摘编者：杜鹃（《青年记者》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2026年第4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人机关系线索下的智能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体系构想”“中国政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文化与传播同构及其批判性问题”“制造热点：平台新闻生产与运营研究”“个体化时代平台亲密关系的困境与传播重构”“平台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日常生活实践审视”6个主题。

人机关系线索下的智能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体系构想

彭兰在《人机关系线索下的智能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体系构想》（《新闻大学》，202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从人机交互技术诞生，到人机对话应用兴起，再到人机传播概念正式提出，人机关系的变革推动了人机传播在实践与理论上的发展，这也是智能传播发展的一条关键路径。在对人机关系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人机传播并不能覆盖所有与智能传播相关的领域。智能传播的完整版图与理论体系建构至少需要包括六个方面的核心线索：“人—机”关系、“人—机—内容”关系、“人—机—人”关系、“人—机—自我”关系、“人—机—自然物”关系、“机—机”关系。

中国政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郭小安在《从“政治的传播”到“传播的政治”：中国政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现代传播》，2026年第1期）一文中以“作为政治的传播还是传播的政治”争论为起点，辨析了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异性及弥合性，尝试从现代政治的元问题——“主权”与“治权”入手，厘清政治传播的学科边界。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传播知识体系，须直面中国独特的政治传播语境，善于从本土经验中提炼核心问题，延伸理论的解释力，推动理论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过程既需要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中确立理论根基，也需在“旧与新”“冷与热”“洋与中”的多重张力间探索平衡路径，力求形成既具中国特色、又具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文化与传播同构及其批判性问题

单波、林川在《文化与传播同构及其批判性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文化与传播同构显示了一个根本性难题，即当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互现的时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就会显得相当艰难。文化与传播的双重偏向展现为双重矛盾：文化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表现出异质化，传播在创造边界的同时也蕴含跨越边界的可能。这种矛盾状态造成了映射式、互构式、辩证式三种同构关系，呈现出文化与传播同构的批判性问题，包括对同构关系的静态化理解，使“整合”成为“同化”的辩护话语，难以超越文化交往中的边界意识，加剧了文化与传播的相互分离。超越文化与传播同构的偏向，需要回到人的交往关系，以“交”释“文”，建立“互动”“互嵌”“互化”三个层次的整体性思考，破解“交而不通”与“通而不达”的现实问题，转向基于“通”“达”“化”的互惠性理解。

制造热点：平台新闻生产与运营研究

滕金达在《制造热点：平台新闻生产与运营研究》（《新闻记者》，202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平台新闻产品是经由平台与机构媒体协作生产、选择性收购、投入定向运营资源并严格声明版权的新闻形态。平台强大的把关能力与明确的把关意愿，深刻渗透至热点新闻生产的线索挖掘、资源调配、稿件评估、内容运营等全过程，各环节均以流量与商业价值的实现为导向。平台新闻产品的本质是平台制造热点的手段而非专业性的显现，其新闻生产以热点化为关键标识，以可见性为内在要求。在平台语境下，新闻热点不再是具备重要社会意义的事实变动，而是算法化运营机制的产物。

个体化时代平台亲密关系的困境与传播重构

张杰、杜京蔓在《从数据亲密到数字社会联结：个体化时代平台亲密关系的困境与传播重构》（《新闻界》，202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个体化进程使得个体在获得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从社会机制所提供的安全感与确定性中脱嵌。这催生了人们既渴望亲密联结又拒绝承诺，既追求绝对掌控又逃避责任的内在矛盾。在此社会背景下，平台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进一步加速了亲密关系的选择性、自我掌控性和流动性，催生出数据导向的商品化、同质化的数据亲密关系。平台表面上赋予个体对亲密关系绝对掌控的选择自由，将亲密关系包装成“无痛苦”“以我为主”，实则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包容他者和承担责任的意愿及能力，使得亲密关系的起点，即与他人的社会联结进一步消解，从而加剧了现代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结之间的脱离。面对这种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种不同于平台数据亲密逻辑的“情感练习场”，虽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亲密关系中的深层情感和共同成长，但为人们重建社会联结提供情感和交流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为在数字时代建构更具韧性、责任与意义的社会联结进行前置训练。继而数字社会联结也就成为个体化社会构建的传播基础。

平台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日常生活实践审视

张秀丽、贺子阳、侯亚楠在《平台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日常生活实践审视》（《青年记者》，2026年第3期）一文中以“平台化生存”为核心概念，探讨数字平台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化为当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并深入剖析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双重机制。平台一方面以“基底性”深度嵌入社会运行，成为不可或缺的数字地基；另一方面通过“生成性”构建生态系统，行使可见的结构性权力。平台化机制兼具“赋能”与“规训”二重性，既促进连接、资源优化与个体赋权，也通过数据化、算法管理等方式实施隐蔽控制，重塑劳动、消费与文化实践。面对平台的“策略”渗透，用户以“战术”实践进行日常抵抗与意义再造，体现出在结构约束中的能动性。以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为视角的平台化考察，为审视数字时代的个体生存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