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一千年之前，世界已相连

文｜温承

全球化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汉学家韩森则选取了“公元100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北欧的维京人抵达了格陵兰岛，他们和其他欧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等，一起建立了覆盖全球的海陆网络。在《公元1000年》中，韩森串联全球区域文明，呈现古代文明互动全景，还原探险、贸易活动路线，追溯人口、商品、货币、思想的流动，描绘了公元1000年全球化开启之时的图景。

在美国缅因州发现的这枚维京人的硬币，上面刻着加冕的挪威国王奥拉夫三世的肖像。它是在1065—1080年被铸造的，这表明维京人放弃了兰塞奥兹牧草地定居点后，仍返回美洲采集木材。

《公元1000年》

[美]韩森 著

刘云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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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变革之风渐起

主流观点认为，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然而，韩森提出了新观点：“公元1000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在她看来，当时出现全球化的雏形并非偶然，而是农业革新、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地理探索共同奠定的物质基础，催生出横跨陆海的贸易网络，首次将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紧密联结，塑造了此后千年的世界互动格局。

农业的突破性发展，是全球化启动的根本动力。

中国南方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广，使62％的人口迁徙至长江以南，汴京、临安等城市人口均超百万，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集群。欧洲经历“谷物化”变革，轮作制、马拉犁与铁制工具的普及，让西欧耕地面积大幅扩大。北欧和西欧占欧洲人口近半数，定居村庄取代了传统游牧聚落。中东阿拔斯王朝虽已分裂，但高粱、水稻等作物的跨区域传播，农民全年劳作模式的形成，改变了区域经济结构。美洲的玛雅文明、卡霍基亚社群则通过玉米、豆类的种植，构建起支撑大型定居点的农业体系。

农业盈余不仅养活了更多人口，更催生了社会分工。部分人脱离农耕，成为商人、工匠或专职交易者，为跨区域贸易提供了人力基础，而人口迁移形成的新聚落，又成为贸易网络的节点，推动了贸易路线的延伸。

这一时期的技术革新，则聚焦于交通与生产工具，为全球化提供了支撑。

造船技术的突破尤为重要。维京船以其灵活轻便的结构、浅海登陆能力，成为北大西洋探索的有效工具。波利尼西亚双体船借助星辰、海浪导航，实现了太平洋岛屿的跨洋航行。中国的远洋商船，则凭借坚固的船体与成熟的航海技术，开辟了波斯湾至中国的超长航线，成为当时最长的常规航路。

陆地交通方面，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中国的土路网络、欧洲的乡间道路，构成了陆地贸易的骨架。当时，陆地旅行日均32公里，骑兵可达100公里，良好道路能显著提升运输效率。中亚的骆驼商队，则突破了撒哈拉沙漠与草原的地理阻隔，成为跨大陆贸易的载体。

生产技术也迅速跨区域。中国的高温制瓷技术、安第斯的砷青铜冶金技术、欧洲的铁制工具制造技术，通过贸易网络跨区域扩散，推动了各地生产水平的提升。例如，伊朗陶工为争夺市场，模仿中国瓷器技术制作仿制品，虽未能复刻釉色光泽，却反映了技术传播的市场驱动力。

技术进步又催生了陆海交织的贸易网络。海上航线连接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与东非。陆上通道则以欧亚草原、跨撒哈拉商道、欧洲河流流域为核心，将东亚、中亚、中东、欧洲与非洲串联起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航线网络”。

《公元1000年》作者研究发现，当时的贸易商品，以高价值、易运输的物品为主。

欧亚大陆的贸易商品包括中国的瓷器、丝绸、金属制品，中东的玻璃器皿、纺织品，印度的香料、宝石，欧洲的毛皮、木材，中亚的马匹、金属工具。中国瓷器凭借高温烧制的莹白釉彩，成为当时的“高端商品”，在伊朗、埃及等遗址均有大量出土。

非洲的贸易主要是黄金与奴隶。西非是全球主要黄金供应地，1492年前欧洲和亚洲的黄金中约三分之二来自西非，加纳帝国垄断黄金生产，首都昆比萨利赫成为贸易中心。东非的索法拉港、大津巴布韦等遗址，则通过印度洋贸易网络，将黄金、象牙运往中东与亚洲，遗址中出土的中国青瓷、伊朗盘子，证实了其与欧亚大陆的贸易联系。

美洲的内部贸易网络同样发达。玛雅文明的贸易商品包括黑曜石、绿松石、铜制品、可可豆。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的古普韦布洛人，从4000多公里外进口巧克力，并通过贸易获取金刚鹦鹉羽毛、绿松石等奢侈品。

北欧的贸易网络兼具探索与实用属性。维京人通过北大西洋航线，将欧洲的红色羊毛布运往美洲，换取毛皮；向东则穿越波罗的海，在东欧形成罗斯人族群，通过毛皮和奴隶贸易，将东欧的物产销往拜占庭和中亚。

  2  

跨区域探索越来越多

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不同文明通过探索突破地理边界，在接触中形成贸易、冲突与技术传播并存的多元互动图景。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是跨大西洋连接的开拓者，他们的探索并非孤立冒险，而是社会结构与资源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团制度促使首领寻求新领土，耕地短缺推动人口向外迁移，而维京船适配浅海与远洋，为航行提供了技术支撑。

据记载，维京人三次航行至美洲。美洲原住民以整张兽皮交换维京人的红色羊毛布，即便布条“宽度不过一指”仍持续交易，展现了新商品对消费者的强大吸引力。但文化差异与资源争夺，很快引发了冲突。维京人的铁制武器虽有优势，却因寡不敌众且缺乏稳定补给，最终放弃美洲定居点。尽管维京人仅在美洲停留10年，未引发大规模文明替代，但他们开辟的航线，首次将欧洲与美洲的贸易网络链接起来。

相比之下，欧亚非大陆的互动更为频繁，技术传播、商品贸易与人员迁徙交织，形成了多维度的链接网络。

各种技术通过贸易路线相互影响。例如，罗斯人的“乌尔夫贝特剑”部分采用源自阿富汗的冶钢技术，其锋利程度成为贸易中的商品优势。安第斯的砷青铜技术向北传播至墨西哥，影响了玛雅的金属制品工艺。中国的铁器通过贸易进入东南亚，推动了当地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维京船的浅海适应性、中国远洋商船的稳定性、波斯湾船只的抗风浪设计、波利尼西亚双体船的导航适配，展现了不同区域对造船技术的本土化创新。同时，船板拼接、桅杆设计等造船技术，通过贸易与人员交流跨区域传播，例如，东南亚的船匠虽不使用钉子，却通过暗榫和绳子固定木板的技术，被周边区域借鉴。

《公元1000年》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跨区域互动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适配与创新。技术在传播中根据本地需求调整，人员在迁徙中形成新的文化群体，商品在贸易中催生本土化仿制品，共同构成了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多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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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走向全球化

公元1000年的世界政权虽形态各异，但均通过自身的治理模式与对外政策，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

在中国，宋朝以农业为基础，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出口瓷器、纺织品，进口香料、象牙，通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形成了“官商结合”的贸易治理模式。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以游牧方式管理草原部落，以中原制度治理定居臣民，1005年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换来了百年和平，辽朝首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和南京（今北京）成为连接草原与中原的贸易中心。

在欧洲，尚未形成统一政权，拜占庭帝国虽军事实力衰退，但君士坦丁堡仍是欧洲最先进的城市和贸易枢纽。奥托王朝控制德意志和罗马部分领土，推动了西欧的区域整合。北欧尚未统一，维京人的战团既是探索力量，也是区域秩序的影响者。欧洲的政权分裂并未阻碍贸易，反而因城邦间的竞争，催生了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商业城邦，这些城邦通过与拜占庭、中东的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欧洲参与全球化的支柱。

在中东与中亚，阿拔斯王朝名存实亡后，分裂为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等区域王朝。萨曼王朝以波斯语为学术语言，通过奴隶贸易和丝绸之路贸易积累财富，铸造高纯度银币。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通过征服扩张，控制了中亚与印度北部的贸易路线，其首都伽色尼成为连接中东、中亚与南亚的贸易枢纽。

在非洲，西非的加纳帝国垄断黄金生产，国王控制所有金块，臣民仅能收集金粉，其首都昆比萨利赫是贸易中心，通过对盐、黄金贸易的税收，支撑了帝国的繁荣。马里帝国后续崛起，控制了跨撒哈拉贸易的主要路线，1324年马里国王前往麦加朝觐时携带的巨额黄金，彰显了非洲帝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财富影响力。

韩森注意到，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与社会发展形成了双向互动。全球化推动社会结构变革，而社会变革又反过来支撑全球化的深化。

跨区域贸易带来的新奇商品，改变了各地的消费观念。中国宋朝的工匠，会把沉香调味的莲藕当作零食，蔗糖小贩用麝香熏蒸甘蔗，普通民众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推动了贸易规模的扩大。美洲原住民对红色羊毛布的追捧，促使维京人持续往返大西洋。欧洲的贵族对东方丝绸、瓷器的渴求，刺激了地中海贸易的繁荣。消费观念的转变，使贸易从“奢侈品交换”向“多元商品流动”扩展，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化。

跨区域传播的技术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使南方成为人口密集区，推动了城市商业化。欧洲的铁制工具普及，使农业生产率提升，催生了更多农业盈余。安第斯的冶金技术，使金属工具进入日常生活，改变了手工业与农业的生产模式。中亚的冶钢技术，提升了武器与工具的质量，影响了军事与贸易的竞争力。

在《公元1000年》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虽存在区域差异，但均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朝着“分工细化、聚居集中、等级分化”的方向演进，而这些社会变革又为贸易网络的扩展、技术的传播、人员的流动，提供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形成了全球化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