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编织故事的人》：开启与探索新的文化场域

文｜戴锦华

熙青的新作《编织故事的人》是一次对新的社会、文化、学术场域的开启与探索。此书副标题直观凸显了三组关键词、三种观照对象或场域：同人文化、间性写作与礼物社群。这与其说是陈列出某种新的文化现象或研究对象，不如说是尝试测绘一处新的社会文化现场的方位图，至少是尝试标记出一组新的社会、文化、代际、性别、心理的交会处。此书也因此成为新的观察视域、研究路径与方法论的展示、探究与实践。

《编织故事的人：同人文化、间性写作与礼物社群》

郑熙青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因此，此书不仅是对某些事实上热络却隐形的（亚）文化圈层的学术显影，而且是一次思考与学术对文化现场的抵达。

进入21世纪，曾经如同旗帜贯穿了20世纪的、对“新”（新思想、新事物、新人、新技术、新的时段、新的可能）的创造、渴望和追逐变成日常节律而司空见惯。新技术革命重组着世界、资本格局、劳动生产、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人们曾经的、对新的追逐，成了对无所不在的新格局、新事物、新文化、新现象的骤临与激变的被动顺应或麻木不仁。因此，人文或社会科学之思想、学术与现实或现场间的落差渐次深广甚或完全游离，这并非“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所可能予以解释或划过的。《编织故事的人》因而显现了自己的价值。一次直面，一重反观，一处代际文化与亚文化的自我与现场言说，一个获得显影的、新的文化与社会现场。

不错，我们可以将同人写作约等于故事新编，侧目而视，发掘其绵长且悠远的起源与历史线索；我们可以将同人社群约等于同好者的汇聚或俱乐部，引证前现代不同段落中“令都城为之纸贵”的流行或文化名人、“明星”与名作。然而，我们亦目击并知晓，是互联网的莅临，是移动通讯技术的应用，令同人社群及其写作成为全球性的文化或亚文化的事实。不仅是数码技术令某些隐形的文化与社群显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数码技术创生出新的社群、新的文化、新的汇聚与新的切割。他们在网络上、在虚拟世界中生存，因网络和虚拟技术而生存。事实上，始自J.K.罗琳写作《哈利·波特》的年代，同人写作已然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是对原作的环绕或增补，而且成了对原作和原作者的围困与入侵；不可尽数的追随与“领先起跑”的同人写作，甚至令原作者被迫大幅修订原有的思路、构想和情节走向。今日，当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渐次模糊，乃至消融，同人写作或许早已不仅是其原作／原典／原点的衍生、补白与后传、续写，而联系着原作，甚至围绕着、缠绕着、改写或某种程度上偏移于原作，构成了前网络技术时代无可想象的文本群与文化现象。于是，相对于文学研究，不再仅有对文学史意义上的同一文本序列之间的“互文”“互文性”的讨论与追索，而且可能也应该有对诸多超级文本、流行文本的、密集的同人文本群的研究。类似文本群事实上是某种特定阶层、特定趣味、特定社群的社会文化性展演，是社会对话、谈判的文化现场。因此，类似研究注定不止是传统意义上文学研究的拓展，而必然成为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必然成为文学研究、粉丝研究、媒介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交会处与岔路口。熙青的新作正是一个开始。

同样，同人社群并非只是同好者俱乐部的当下形态，它亦宛如冰山一角，提示着互联网、数码技术所造就的新的社会形态与结构：趣缘社会、文化圈层。其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类似社会文化变化，是互联网最初理想的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好者、同气相求者因网络媒介而汇聚、“认亲”。它也是对互联网初始负载的社会理想的偏离和背叛：当数码技术事实上终结了大众文化时代，将世界带入分众文化的状态之中，区隔趣缘社会的圈层／次元壁，正在成为与阶级、性别、种族的昔日壁垒、与代际沟壑同样耸立，甚或更为深刻的隔绝与隔膜。因此，类似研究必然成为某一种破壁、某一种自内而外的展露和告知。它因此构成了研究者身份的内在演化：研究者不可能只是超然的观察者，研究对象亦不只是其学术田野，他／她必然首先是参与者、践行者，类似研究是自我言说，也因此要求着自我指涉的表述所必须的反思精神。在萌动欲显与跃然而出之间，此书也是对人文学科的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主体位置的提问与践行。

于我，此书的若干论题尤感触动。一则是同人写作间或造就的“溢出”，再则是对亚文化社群实践的礼物灵性的勾勒与捕捉。前者展示了今日文化间或造就的机遇：令我们在对历史的掩埋之中与历史迎面相遇；后者记录了互联网实践中曾经的美好的时段、瞬间，是寄予新技术打造别样可能的实现，也是我们仍寄予亚文化实践开创别样世界的期盼。

隔着不止一个代际、一重次元壁，我阅读、获知、思考。熙青的论题在我观察视野之内，在我的生命体验之外。与之共情的基础是我们间的共识，人文学首先是与社会现场的对话，是对现实的追问与沉思，是回应，也是质询。

（本文为《编织故事的人》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