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古船博物馆：一船藏两技，古港见往来

春日的蓬莱水城，丹崖山苍松叠翠，小海水面澄净如镜。谁能想到，这片静谧水域之下，曾沉睡着两艘高丽古船。它们在淤泥中沉寂了五百余年，一朝重见天日，便为我们揭开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交往的神秘面纱。

走进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台上的异域古船虽已残损，却依旧带着岁月的厚重，每一块船板、每一个木栓，都在诉说着当年登州港帆樯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

蓬莱古船博物馆的主体基本埋于地下，地面仅保留绿坡和古船台展示场。

两次清淤唤醒高丽古船

蓬莱水城的小海，是登州港的核心水域，自建城以来，便见证着无数航船的来来往往。而高丽古船的发现，就藏在对这片水域的两次清淤工程中。

时间回到1984年，蓬莱水城迎来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清淤。施工人员的铁铲在港湾西南隅2.1米深的淤泥中，触碰到了坚硬的木质结构，随着挖掘深入，三艘古船的轮廓逐渐显现。文物工作者闻讯立刻赶赴现场，可彼时工程已近尾声，时间和人力的限制让考古工作难以全面展开，最终仅清理发掘出最为完整的蓬莱1号古船，另外两艘古船只得暂时回埋于港内，其中便包括后来震惊中外的蓬莱3号高丽古船。而这次仓促的发现，为21年后的重大考古成果埋下了伏笔。

2005年，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程再次启动，省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一场对水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考古队员踩着淤泥，小心翼翼地清理水下遗迹，时隔21年，当年回埋的古船终于重见天日。

3号古船发掘现场

“第二次清淤过程中，我们共发掘出三艘古船！”蓬莱阁景区管理服务中心文物部副部长刘莉介绍，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分别命名为蓬莱2号、3号、4号古船，经专家鉴定，其中的3号、4号并非中国古船，而是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船。“这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外国古船，消息一出，立刻轰动了中外考古界。”刘莉说。经测量，蓬莱3号古船残长17.1米，其北部数十米处发现的4号古船，虽仅残留中央底板、左右底板和零星外板，残长8.4米、残宽1.96米，但其典型的高丽造船工艺特征，依旧让考古专家眼前一亮。

从1984年的偶然发现，到2005年的系统发掘，两艘高丽古船在蓬莱水城的淤泥中沉睡五百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更让登州港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起点的地位，有了最直观的实物佐证。

千年海路的重要枢纽

为何高丽古船会沉于登州港的淤泥之中？答案其实藏在登州港千年的历史里。蓬莱古称登州，扼守山东半岛最北端，濒临渤海、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天生便是海上交通的要冲。而登州港能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交往的枢纽，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离不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早在史前文化时期，山东半岛的先民便乘着简陋的舟船，沿着登州水道，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展开了最初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这里已是齐国通往朝鲜、日本的出海口；秦汉时期，海上交通更是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登州治所迁至蓬莱，登州港正式定名，一跃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交通的中枢和对外交往的主要口岸，与南方的广州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翼。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唐代七条对外通关路线里，海路仅有两条，南方为“广州通海夷道”，北方便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条航线从登州港出发，经庙岛群岛连成的登州水道，抵达辽东半岛后再通往朝鲜半岛，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通道。

刘莉介绍，登州港的繁华在唐代达到顶峰。彼时，朝鲜半岛的遣唐使百余次在此登陆，日本的遣唐使也有6次从这里上岸，再经山东半岛前往长安。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使节，唐朝在登州城内修建了“新罗馆”，宋朝廷又设“高丽馆”，这些专门的接待机构，见证着当时登州港作为国际港口的包容与开放。据史料记载，仅明清时期，经由登州港往返中国的朝鲜半岛使节便达上万人，民间的贸易往来更是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绸、冶铁、造纸技术经此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马匹、木材、人参也顺着这条航线来到中国，大海之上帆影点点，往来的航船载着货物，也载着文化，在两地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

馆内展陈的郑梦周雕像。作为朝鲜高丽王朝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多次奉命出使明朝，三次途径蓬莱。黄江勤摄

宋代中期之后，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登州港的军事功能逐步强化。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为防御契丹族南侵，朝廷在天然海港的基础上建立“刀鱼寨”，设水军机构“刀鱼巡检”，登州港逐渐成为重要的水军基地。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朝廷又利用刀鱼寨旧址，修建葫芦形的“小海”，环筑城墙建成“备倭城”，也就是如今的蓬莱水城，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此镇守、操练水师。即便军事功能日益突出，登州港作为南北贸易和对外交往枢纽的地位，从未动摇。

千百年间，登州港既是“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商贸大港，也是“旌旗猎猎，战船列阵”的海防要塞，它见证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也承载着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兴衰。两艘高丽古船沉于此处，便也有了合理的答案——它们或是往来贸易的货船，或是承载使节的航船，因船蛆蛀蚀、船体受损，无法再远航，最终被遗弃在这座熟悉的港口，在淤泥中沉睡至今。

见证两地技术互鉴

走进博物馆，站在蓬莱3号古船的展柜前，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这艘古船的造船技艺。它是一艘典型的高丽古船，却又融入了鲜明的中国造船技术，这种独特的“混搭”风格，在中外已出土的古船中均属首次发现，成为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技术交流的最直接见证。

刘莉说，考古专家判定蓬莱3号、4号古船为高丽古船，是基于船材、工艺、结构等多方面的证据。与中国古船选用松木、杉木、樟木、楠木等多种木材、根据船体部位按需搭配不同，高丽古船的一大特点是船材单一，蓬莱3号古船通体使用宽大的油松木，仅木钉采用栗木和橡木，4号古船也同样以粗壮的松木为主要船材，这与朝鲜半岛传统造船用材习惯高度一致。

馆内展陈的3号古船。

在造船工艺上，两艘古船更是带着鲜明的高丽印记。蓬莱3号古船的船底板由中央底板、左右底板3列宽厚木板构成，由17只“木栓”贯通连成一体，这种木栓连接工艺，是朝鲜半岛古船从独木舟时期便延续的传统，在已发掘的中国古船上从未出现。其外板采用的鱼鳞式搭接方式，木钉从船壳外面钉进舱内的固定方法，也与朝鲜半岛传统造船工艺如出一辙，与中国古船“舱内钉钉、保护铁钉不被海水腐蚀”的工艺形成鲜明对比。蓬莱4号古船虽残缺，却保留了高丽古船的核心特征：船底板用木栓连接，在中央底板前端直接开槽安装桅杆，而非中国古船的桅座结构，这些典型的工艺特征，让其高丽古船的身份无可辩驳。

“更令人惊喜的是，蓬莱3号古船并非单纯的高丽古船，它身上还深深烙印着中国造船技术的痕迹，成为造船技艺交融的活化石。”刘莉介绍，传统的高丽古船采用未经加工的原木加强船体横向强度，水密性极差，而蓬莱3号古船内却残存着数道横舱壁，这正是中国古代造船的核心技术——水密舱壁技术，这能让船只即使部分船舱进水，也不会立即沉没，极大提升了航行的安全性。

4号古船

朝鲜半岛已出土的高丽古船均无桅座，直接在船底板凿孔安装桅杆，这种方式极易损害船底强度。而蓬莱3号古船却清晰可见首桅座和中桅座，两个桅座由松木制成，与舱板、船板用铁钉钉连，这种结构设计，正是借鉴了中国古船的桅座技术。此外，3号古船在中心龙骨板接头处，用宽大的补强材料加固并以铁钉钉牢，这种特殊结构，在朝鲜半岛出土的高丽古船中从未出现，是典型的中国造船工艺。

一船融两艺，这并非偶然。千百年间，两地的造船工匠沿着海上航线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中国的水密舱壁、桅座技术传入朝鲜半岛，推动了当地造船技术的进步，而朝鲜半岛的木栓连接、鱼鳞式搭接工艺，也为中国造船业提供了参考。这种技术的互鉴与融合，也让我们看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货物的贸易之路，更是技术的交流之路。

一同出土的还有船舱内的两件高丽粉青沙碗，一件饰有水波联珠纹，一件为菊花莲瓣纹，青釉之上镶嵌白色纹饰，带着鲜明的朝鲜半岛风格。经专家鉴定，这两件瓷器为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朝鲜半岛的典型器物，它们的出土，为朝鲜半岛作为古代东亚瓷器出口区域以及与中国在陶瓷领域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

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遗存，蓬莱3号、4号高丽古船的出土，为研究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古代造船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难以估量。

在此之前，中国各地虽已发现百余艘古代船只，但从未有过外国古船的身影。高丽古船的出土，填补了这一空白，让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蓬莱沉船以及出土的文物证明了登州不仅是中国东北海域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往密切的外贸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北方向的始发港口。”

高丽古船的存在，直观印证了登州港作为古代中国北方与东北亚各国海上交往枢纽的地位，证明了唐代以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真实存在，也让史料中记载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往来，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它们不仅是岁月的沉淀，更传承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如今，这份精神依旧在两地延续，而它们也将在岁月的长河里，继续为我们勾勒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动脉络。

（大众新闻记者 鲍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