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起源到霸王道杂之，观照中国文明“更生”之路

在关于中国文明的讨论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列文森的“儒教中国”观，还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等，这些观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学者马勇带来了文明通史著作《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该书回溯中国文明从蒙昧到成熟、从分立到融合、从封闭到开放的完整脉络，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中国文明的叙事体系，为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未来提供了新思路。

文明起源：从地方到共同体

“四大文明古国”的称谓，总能轻易唤起中国人心底的文化自豪感，却也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认知的误区，仿佛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一条没有曲折、没有顿挫的坦途，从远古径直奔赴今日，实则不然。文明的生长从无坦途，中国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中，也曾历经冲突的淬炼、融合的阵痛，也曾有过孤立的困顿、式微的迷茫，最终靠着骨子里的开放、吸纳与包容，靠着兼收并蓄的胸襟，在迭代中更生，在延续中成长，才成就了今日的模样。

要读懂这份坚韧与包容，必先回溯文明的源头。冯时的《文明论》，通过天文考古揭示，中华文明以天文为源头，以文德为核心，并非以国家形态单一维度定义文明，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文明标准。

马勇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探索。在他看来，中国文明常被视作一脉相承的整体，但其起源并非自上而下的预设，而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到共同体的自然演进。由此他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地方，秦汉之前并无统一固化的文明形态，地方主义是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一论断颠覆了传统认知中“华夏文明一元起源”的刻板印象。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猪龙

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都面临着生存与组织的共同命题。早期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弱小无助，唯有抱团形成共同体才能抵御风险，血缘与婚姻成为维系共同体的核心纽带。马勇注意到，夏商周三代并非简单的前后相续，而是长期“共时并存”：商汤灭夏前，商已是夏的方国；周朝建立前，周人部族长期依附于殷商；秦人更是在殷商时期便活跃于西北，与周王朝长期共存。这种共时性结构，决定了早期中国不可能形成统一文明，各地依托自然环境与族群传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周朝分封制的推行，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地方属性。周天子将土地与权力分封给宗亲、功臣，各诸侯国享有高度自治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界清晰。随着时间推移，血缘纽带逐渐稀释，诸侯国凭实力发展，形成齐鲁、吴越、楚蜀、秦晋等不同文化圈。齐鲁近邻而文化迥异，吴越相邻而习俗有别，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呈现鲜明差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崛起，正是地方文化自然分化的结果。马勇由此认为，没有天生的中国文明，只有各地文化在交流、碰撞、融合中逐步凝聚共识，才慢慢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中国文明的神奇之处在于，强大的地方力量，并没有导致分裂。马勇的解释是，从分散的部落到小型共同体，再到方国、诸侯国，中国文明的早期演进，始终围绕“共同体构建”与“地方特色发展”两条主线。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夏商周的草创时期，各地文化在保持个性的同时，通过战争、联姻、贸易等方式建立联系，为秦汉大一统文明的形成埋下伏笔。

早期人类为应对生存危机形成共同体意识，血缘、婚姻成为联结纽带，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共同命题，让中国文明从诞生之初就兼具务实性与包容性。这种源于地方、扎根现实的文明底色，既区别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神权文明，也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复合内核：“霸王道杂之”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核心特质，是学界争论千年的议题。

秦灭六国，开启中国大一统时代，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成为此后两千年的历史基调。传统史学常将中国古代制度简化为周制与秦制的二元对立，也将统治思想等同于“独尊儒术”的单一体系。马勇认为，这种简化是对历史的误读，中国古代制度文明是“霸王道杂之”的复合体，绝非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

周制与秦制，常被视为古代政治的两极。周制以分封制、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秦制以郡县制、中央集权、严刑峻法为特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的论断，强化了这种二元对立认知，但历史真相远比这复杂。

周制本身并非纯粹的单一体。周朝分封之下，各诸侯国制度选择差异极大：秦国自立国之初便偏向法家集权，齐鲁以儒学为核心，三晋重功利法治，楚越则保留浓郁的本土特色。即便在周王室中心区域，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周边族群的文明基因持续融入，让周制呈现多元特征。

秦制同样不是单一色调。秦汉帝国与匈奴等族群长期交流，匈奴的制度与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中原，后世魏晋南北朝、辽金西夏等政权，更是打破周秦二元框架，创造出混合性制度形态。魏晋的封建与郡县混合、南北朝的民族共治、隋唐的州邑制度、宋元的多元治理，都证明中国制度文明始终在融合创新，从未局限于周秦二选一的困境。

睡虎地秦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

在思想层面，“儒术独尊”也并不意味着全天下只有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消灭诸子百家，而是以儒学为主体，吸纳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思想精华，重构博大包容的新儒学体系。汉宣帝直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道破中国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儒外法、儒表法里，王道与霸道相辅相成。

后世之儒家，更像是一种“思想综合体”。法家的严刑峻法、中央集权，被吸纳为政治治理的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养生哲学，融入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墨家的兼爱、节用，转化为民间伦理与治国理念；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天命思想结合，成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支撑。

思想的稳定，是立国之本；路径的选择，首要在于务实，历代统治者的选择，从来不是基于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唯治是从”——只要有利于统治的稳固、有利于社会的安宁、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便兼收并蓄、择善而用。这种“霸王道杂之”的复合特质，赋予了中国制度文明强大的调适能力：分裂之时，能坚守共同的文化认同，维系文明的血脉；统一之时，能兼顾地方的差异，激发社会的活力；遭遇危机之时，能通过自我调整、自我革新，延续文明的生机。

此前，尤锐的《天下一统》从政治文化角度，论证“大一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基因，而马勇则补充指出，大一统的实现路径，并非单一制度的强制推行，而是多元制度的兼容并蓄。两部著作对读，能更深刻理解中国制度文明的特质：以大一统为目标，以“霸王道杂之”为手段，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活力、道德教化与法治约束、传统承袭与制度创新。

更生密码：“中国化”与“化中国”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的差异必然导致对抗冲突，甚至将中国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潜在对手。马勇以中国文明数千年交融史为依据，明确反驳这一论断：文明或有短暂冲突，但终究走向融合，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化”与“化中国”双向互动、迭代更生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从起源阶段便已显现。秦汉之前，各地文明差异巨大，冲突不亚于当今世界各大文明，但经过轴心时代的交流淘洗，逐步淡化差异、凸显共性，形成统一的中国文明概念。两汉之际佛教东来，是异质文明对中国文明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儒、道文明与佛教文明历经数百年冲突、磨合，最终实现深度融合。这种双向改造，证明异质文明相遇，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成就、共同提升。

唐宋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唐代广州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宋元海上贸易高度发达，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阿拉伯、波斯、印度等文明源源不断传入中国。明代中晚期，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科学、哲学、艺术典籍，徐光启、李之藻等士人主动学习，中西文明平等交流、互补互鉴。

唐三彩胡人腾空马

遗憾的是，清代康熙年间，中西交流因礼仪之争而中断，清廷逐渐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文化专制主义盛行，读书人埋头于考据训诂，远离了时代的浪潮，中国也因此错失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历史机遇，陷入了百年的停滞与困顿。但我们始终要明白，文明更生的动力，从来不会因为一时的封闭而彻底消失，它就像深埋地下的火种，只要遇到合适的契机，便会重新燃起熊熊火焰。

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封闭迷梦，中国重新打开国门。知识界不再纠结于“中西之别”的狭隘认知，敞开胸襟，吸纳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严复、梁启超、梁漱溟等学者，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努力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文明主动融入世界秩序，用实际行动印证了“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历史规律。

阮炜的《再造文明》曾聚焦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探讨传统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对接难题。《更生》则又为这种对接提供了历史依据：中国制度文明从来不是封闭僵化的，始终在自我更新中保持活力。近代以来的制度转型，不过是这种更生逻辑的延续，而非彻底断裂。

马勇在书中反复强调，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与包容。封闭排他，必然走向衰落；兼收并蓄，才能实现更生。这一论断，不仅深刻解释了中国文明为何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更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攻自破。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份关于文明更生的思考，不仅是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回望与总结，更为我们应对现实变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的镜鉴与启示。

相关阅读：

1、冯时：《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尤锐：《天下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再诠释》，贵州人民出版社

3、阮炜：《再造文明：巨变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上海三联书店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