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汇泉|报章里的里院（一）等

档案解读

报章里的里院（一）

里院居民组成                       □李建龙

在城市脉络的深处，里院始终是一幅生动而斑驳的市井长卷。这里檐廊相接、门户相望，汇聚着寻常百姓的烟火气息与生计智慧。本文以“读报观察”为线索，翻阅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泛黄报章，打捞有关里院生活的记忆片段，聚焦于其“大杂院”式的居住形态之下的日常图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拥挤嘈杂中透出的鲜活生机。

在梳理里院居民的构成、他们所处的居住环境与生活百态的同时，我们试图还原一幅交织着合作与摩擦、艰苦与温情的市井生态画面。在宏阔的时代变迁中，里院不仅是一处容身的物理空间，也成为一扇窗口，透过它，我们得以看见一座城市平民生活的沉浮、社会结构的潜变，与一个时代流淌在街巷间的呼吸与脉动。

“大杂院”这种居住形式，在近代中国城市中时有出现，杂院中的住户，大多是城市中下层市民。例如，上世纪40年代在青岛上映的讲述杂院故事的电影《满庭芳》，便反映出此种基于现实的印象：“《满庭芳》是写北平大杂院内所住的各种人物的故事。大杂院等于上海的贫民窟，是下层阶级人物所居住的地方。”其中具体人物则是：“有抗战英雄，有卖艺老人，有‘苦守寒窑’的沦陷夫人，有发国难财的奸商，有正义感的工人，也有以偷窃为生的小丑角色，社会上形形色色，延展到各种角度。”表现出杂院居民职业的纷繁多样、鱼龙混杂。

虽然电影讲述的是“北平大杂院”的故事，但就“大杂院”的通常面貌，或者说当时公众对于杂院状况的一般认知而言，青岛的里院与“北平大杂院”在部分特征上基本是相似的。事实上，上述虚构作品呈现的北京杂院居民风貌，在青岛里院中也有着实例印证。1948年青岛《军民日报》刊登有《杂院琐记》一文，其中描述的杂院居民阶层职业状况就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上形形色色”：“你别瞧不起这垃圾公寓，却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用说楼上，就拿楼下的人才来说，也就很有可观了。痨病鬼吴皮匠，拉车的老王，和俺对门的渟于景音卦馆，外带相面，卖破烂的张无赖，及于家杂货铺代售美孚火油的于经理，真是人才济济于一堂。据于经理说他的火油绝不亏良心地在里掺凉水，据皮匠说他的祖父早先做过翰林院的尚书，据渟于先生自称是麻衣嫡传弟子，因为俺不是个考古学家，所以对这些问题从没研究过。”

值得注意的是，里院的住户并非一成不变，不仅具体的住户在变化，住户的阶层也是流动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更多表现为居住阶层的向下跌落，即随着里院的破落，其居民主体由城市中下层市民变为生活更加悲苦的城市底层贫民。1948年青岛《军民日报》另刊登有《杂院》一篇，描绘出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治理时期里院破败后的居民演变：

“这地方原来是本市最有名的热闹区域，经过这一次的战争，它却变得像一块腐烂的瘠痍，脱去了昔日繁荣的外衣，那些生满了青苔的碎砖瓦砾，至今还发散着焦糊的气息……而今，在这荒凉的废墟上，又建起了无数新的家，这些家庭里人们的职业，男是人力车夫，女的是洗衣妇，孩子们是拾荒者。这些家庭里没有绅士淑女，更没有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孩子们……这里，盗贼、流氓、赌徒、醉汉、码头上工人……这里，走出来的人们，脸上苍白贫血，衣服褴褛不堪，头发蓬乱，眼光无神，没有开花的笑，只有无尽的苦愁。”

相比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里院的居民面貌变化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有在群众运动风潮下，阶层平等的里院住户发挥主动性对公共卫生的改善；也有“大杂院”变为工厂单位家属院后，职业相同的邻里自觉“当家做主”在照顾孩童上互帮互助。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里院的阶层流动逐渐显现，并展示出有别于前的流向趋势，即在里院居住反倒成为一种社会优越地位的象征，尤其是大鲍岛的里院，更是炙手可热。“自胶州路下来转到中山路上，街两旁到底还有多少大杂院，恐怕不见得少。虽说大杂院里人口密集，但仍有人想尽法子往里挤。为什么？还不是这里的地角好，与闹市相邻。于是，有的人家宁肯晚上挤在地板上睡，也不愿去住远离这儿的新楼房。有道是故土难离，而这里的人是‘好地角’难舍。”

人物故事 

我的表婶臧任堪                      □赵青

过了丙午马年的春节，我的表婶臧任堪便是迈入103岁门槛的期颐老人了。祝福与称羡之余，好多往事涌上心头。

任堪表婶1923年出生于山东诸城西南乡臧家庄的书香门第，她是前清举人臧著仪的小女儿，是前清举人、近代教育改革先驱王纪龙的孙媳，是民主革命先驱王乐平的儿媳，还是诗人臧克家的小姑。

但最为重要的是，任堪表婶本人就是一位自带光环的人。“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华，中学校园惨遭解散。表婶在进步人士影响下坚决抗日，1938年14岁便参加了诸莒边区大北杏村的抗日游击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接受了革命的熏陶。1947年她在青岛市会计处工作期间，结识了胶东军区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秘密参与革命宣传工作，为迎接青岛解放做出了贡献。青岛解放后经组织安排，表婶一直在青岛市财政局从事会计工作。老来根据国家政策，表婶臧任堪与曾在青岛市国税局工作的表叔王钧五夫妻俩，双双享受着离休干部待遇，由小女儿侍奉膝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的母亲与钧五表叔是姑表姐弟，从我记事起，表叔表婶就是我家最亲近的亲戚。表婶比我母亲小十一岁，两姊妹都是经历过时代洪流、有文化有理想的职业女性。在近一个世纪的长河里，姊妹俩情深意笃，历尽艰难互相帮助，成就了毕生的友谊。自从我的母亲去世后，表婶就成为我们全家在青岛最亲近的长辈，更视表妹为自家姊妹。

记得2010年，我报名参加了青岛市老年大学文学创作班的学习，表婶得知后对我说：“前些年我和你表叔应诸城政协邀请，为《诸城文史资料》撰写家公王乐平的传记。因你表叔胃病大切除无法动笔，这项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是会计出身，总感觉写作能力不赶趟，心里特别焦虑。长青，你上老年大学学创作，与我写乐平公的史料正对口，以后我遇到难题得请教你了！”说着便从书橱里抱出一摞书籍放在我面前，一本本给我讲解。既有表婶发表于《诸城文史资料》的《王乐平传略》《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王乐平远东之行》等文章，还有投稿《诸城日报》等发表的有关乐平公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的史料。这些宝贝都是表婶多年来笔耕不辍取得的成果。

表叔王钧五的父亲王乐平，是山东民主革命先驱之一，从思想和组织上对山东早期共产党、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为推动山东国共两党早期合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促成国共合作后，与共产党人员并肩开展对山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领导了反贿选、反帝废约运动，促成了国民会议召开。1930年2月18日夜，王乐平在上海被蒋特暗杀身亡，终年46岁。

和煦的阳光拂照着表婶家厅堂正面悬挂着的两幅墨宝。一幅是臧克家书写的《七绝·抒怀》：“自沐朝晖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录旧作一绝给任堪小姑补壁侄臧克家丁卯春日时年八十有三。”这首诗洋溢着诗人老当益壮的生命激情，不服老的倔强劲头让人动容。

著名诗人臧克家与臧任堪是“大侄”“小姑”的血缘关系，两人相差18岁。表婶同父异母的大哥就是臧克家的父亲，臧克家8岁时生母病逝，由庶母（臧任堪之母）照顾长大。表婶对克家大侄十分敬重，视他为家庭的荣光，历经社会动荡变迁，姑侄书信来往不断。1987年政府落实政策，分配给表叔表婶位于辛家庄的一套新建住房，臧克家收到小姑乔迁喜信后，挥笔写下这幅条幅作品相赠。

表婶客厅里的另一幅书法也特别亮眼，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尽美之子王乃征来青岛疗养时为表叔表婶写下的“友谊重如山”五个大字，并附题跋：“王乐平与王尽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亲密战友，钧五和我是同学，任堪与我是战友，这是历史。今逢辛未初夏于青岛十分欣慰，特书此敬赠钧五任堪留念。王乃征。”王尽美的孙子王明华在2019年写给王乐平孙女的信中说：“王乐平老一直是我们十分尊敬的老前辈，我给学生做报告中，一直都介绍由于乐平老的推荐，我祖父、邓恩铭这些年轻人才走上了创建山东早期党组织的道路。”字里行间流露出王尽美和王乐平在革命奋斗中结下的生死友谊以及家族之间的革命传承。

去年因为农历闰月，表婶的生日延至12月中旬，我携家人一如既往地前去祝寿。102周岁的老寿星不但亲切地呼唤着每一位晚辈的名字，还讲述起当年与我母亲的友情轶事。我趴在老人的耳边称赞表婶的记忆力真好，表妹一边点头一边伸出大拇指：“大姐，我妈为了求真求实，至今还在坚持修改《王乐平传记》手稿，五十多年来她亲笔写的手稿一箱一箱的都摞满了半壁南墙！”闻其言，我相信，表婶的前辈风范和使命担当，会一直影响并规范着儿孙后代的人生。

现以表婶百岁大寿时，表妹邀我与小妹赵红为补壁而写的祝寿诗为本篇作结：“悦庆期颐福寿高，慈教刚正爱辛劳。名门媳妇传薪火，相镇鸾俦比美醪。求复家翁民革史，析疑事件浪翻涛。如椽巨笔耀闾里，膝下儿孙为母豪。”

名胜古迹

秦皇汉武与琅琊台     □周常温

这山，是向着海长出去的。车抵黄岛琅琊镇时，远远便可见那一抹苍郁的黛色，在夏日明晃晃的天光下，并不如何险峻，却自有一种沉着的朝海倾身的姿态。及至山脚，仰面望去，我才觉出它的好来——山形如台，坦坦叠起，三面濒临广漠的沧海，一面偎着青绿的陆地，宛如亘古以来，便是大地伸向汪洋的一只镇定的手掌。海拔不过183.4米，数字是确凿的，可那因在琅琊便名“琅琊台”的古意，却将这实在的高度，拉长成了2000余年的烟云。

那还是百家争鸣前的岁月，海对于齐鲁的君侯，大约是逸乐的、可供驰目骋怀的巨幅画卷。待到越王勾践“徙都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那目光里便多了些狠戾与苍茫，从称霸中原的会稽，到这海隅的高台，他望见的，除了仇雠已灭的痛快，是否也有前路浩渺的虚空？

我的脚步，终于踏上了那面积约莫45000平方米的台基顶端。脚下是板结的暗黄色的夯土，坚硬如铁，缝隙里倔强地探出些短草，在风中抖动着。这便是始皇帝“南登琅琊，留三月”的地方了。司马迁那13个字——“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何等简净，却又何等沉重地压在这方土地上。

我蹲下身，手掌贴着地面，炽热的温度从掌心直传上来。恍惚间，那温度里竟似掺杂了别的——是黝黑的脊梁在烈日下渗出的汗的咸涩，是巨木在绳索勒拽下的呻吟，是夯杵起落时闷雷般的回响，还有那“徙三万户”以实此地的黎民，在陌生海岸边的夜哭与叹息。所有这些，最后都夯进了这土台，夯成了始皇帝“东抚东土”的赫赫武功与洋洋得意。

他定然是常常站在此位置的。背倚着他用血火熨帖过的广袤江山，面前是吞星吐月的无涯碧海。咸风吹动他12章纹的衣袂，那风里除了海的味道，定然还裹挟着从东方海上飘来的、那些方士们口中瑰丽而缥缈的传说。徐福们便是在这里，指着烟涛微茫处，言之凿凿地述说蓬莱、方丈、瀛洲的妙境吧。皇帝的目力，能望穿函谷关的烽烟，能洞悉六国贵族的腹诽，却终究望不穿这一片粼粼的蓝。

于是，那扫灭六合的雄心中，便不可遏制地生出了一角虚弱的渴望，对生命，对永恒。这夯土台，既是宣示人间权势的巅峰，却也是他向着渺不可及的“仙山”伸出的、最无奈而焦灼的触角。

公元前210年，他最后一次站在这里。目光最后一次掠过这片他流连最久的海，然后车驾西返，终病亡于沙丘。琅琊台送走的，是一个时代雄心的绝响，也是一个凡人梦想的寂灭。

这台上，后来还站过另一位雄主。汉武帝的七次巡海，史笔明言四次登此，但这“海上丝路史上最早的起点”之一，又怎能避开他那双囊括四海的眼睛？秦皇的梦，是向海索取生命的长度；汉武的梦，则多了些向海拓展帝国宽度的野心。风是一样的风，海是一样的海，但台上的心事，已然换了人间。

我看到了他们的足迹。在这有限的台基上重重叠叠——一个要“不死”，一个要“不绝”，都试图将这奔流不息的时间与空间，牢牢攥在帝王家的掌中。台下的潮水，却只管涛声依旧，用永恒的节奏，默写着“逝者如斯”的判词。

我踱到台的边缘，凭栏望去。午后阳光正烈，海面碎金亿万，晃得人眼晕。那无边的蓝，此刻竟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向天际线，又似乎有了温度，暖烘烘地蒸腾着水汽。这便是海了，它见过勾践的权谋，承载过徐福的楼船，映照过始皇汉武的冕旒，也淘洗过无数瓦当的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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