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失衡到情感焦虑——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触发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研究

作者：张良悦（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张殿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3期

导 读：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青年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重点考察上行社会比较与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已深度嵌入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成为其重要的社交平台和情感表达空间。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我国网民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10-19岁、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2.8%、18.9%和16.3%。[1]青年群体不仅是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更是数字内容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播者。然而，值得警惕的是，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青年人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其焦虑和抑郁风险率高达24.1%。[2]社交媒体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当代青年群体焦虑的特征图谱：工作/学习、健康、外貌等因素是引发青年网民焦虑的主要原因，且呈现“越优秀越焦虑”的悖论性特征。[3]

传统社交焦虑研究主要聚焦于线下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情境，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重塑了人际互动的规则和模式。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个体的自我呈现和社会比较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交媒体的可视化特征（如点赞数、粉丝量等）为上行社会比较提供了量化指标，加剧了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这种持续的社会比较过程，可以用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来解释，即个体倾向于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我价值。[4]这种线上社交焦虑的形成机制，反映了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在构建自我认同和维系社交关系方面面临的新挑战。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特别关注上行社会比较（在一个特定的品质上把自己与比自己强的人作比较）和相对剥夺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与既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突破传统社交焦虑研究的线下情境局限，系统考察社交媒体环境下社交焦虑的新特征和新机制；其次，整合社会比较理论和相对剥夺感，构建社交媒体使用影响线上社交焦虑的双路径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青年群体线上社交焦虑的生成机制，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这些理论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交焦虑演变规律的认识，也为理解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交媒体与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关系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作为个体在社交环境中持续感受到的过度焦虑或恐惧状态，不仅伴随着显著的情绪压力[5]，还表现为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极度担忧。[6]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这种心理状态逐渐延伸至线上环境，形成了独特的“线上社交焦虑”（Online Social Anxiety）现象。Richards指出，线上社交焦虑是社交焦虑在互联网社交情境中的一种亚型，体现了数字时代社交焦虑的新特征。[7]这种新型焦虑不仅包括对实时互动的担忧，还涉及对内容分享后可能产生的持续评价的焦虑，如担心个人言论引发争议、遭受负面反馈或被误解等。[8]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线上社交焦虑的产生与社交媒体的技术特征密切相关。社交媒体的永久记录特性、信息传播的公开性和可视化特征（如点数赞、评论数）共同塑造了新型社交焦虑的生成机制。研究表明，线上社交焦虑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内容分享焦虑、互动交流焦虑、负面评价焦虑和隐私暴露焦虑。[9]这些焦虑形态的产生与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密不可分，其中，社交媒体的永久记录特性放大了负面评价的潜在影响，社交网络的公开性增加了隐私暴露的风险，而可视化特征则为社交评价提供了量化指标。值得注意的是，线上社交焦虑与现实社交焦虑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严重的现实社交焦虑个体更容易在线上环境中产生焦虑，而线上社交焦虑又会加剧现实社交障碍。[10]这种相互强化机制使得线上社交焦虑问题日益复杂化。

从传播实践来看，社交媒体为个体提供了多样化的自我呈现平台，但这种选择性自我呈现也可能导致新的心理压力。当个体过度关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形象，担心形象或声誉受损时，这种担忧可能转化为社交回避行为。[11]即使是被动的信息浏览行为，也可能因社会比较而产生焦虑感。研究发现，个体倾向于以他人发布的社交媒体信息为参考进行自我评价，这种上行社会比较过程往往导致自我评价降低，进而引发焦虑。一项针对Instagram用户的研究发现，频繁浏览他人精心修饰的个人动态会显著提升用户的社交焦虑水平。[12]与此同时，即使个体并未主动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单纯地浏览他人在社交网络中分享的个人动态，也可能因降低自我评价而引发强烈的线上社交焦虑。[13]这种担忧可能导致个体对社交媒体使用产生抵触情绪，进一步加剧线上社交焦虑的发生和持续。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社交媒体使用正向影响线上社交焦虑。

（二）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为理解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Festinger指出，社会比较是人们在日常社交互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发行为，源于个体寻求自我评估和定位的内在需求。[14]人们会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认识和评价自我。[15]这一理论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解释力，特别是在解释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心理影响方面。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人们表现出上行社会比较倾向。这种倾向性源于两个相互作用的心理机制：一方面，上行社会比较能够通过拉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显著差异来提升自我价值感；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可视化特征为上行比较提供了量化指标。[16]社交媒体的普及为社会比较行为提供了新的场域。作为兼具信息接收者和发布者双重角色的用户，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模式呈现新的特征。[17]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双重角色创造了一个持续的社会比较循环：用户在浏览他人内容时进行社会比较，在发布自身内容时又成为他人比较的对象。这种比较往往导致上行社会比较，因为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呈现具有显著的积极偏向。[18]这种偏向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用户倾向于展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和积极的生活状态；其次，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放大了积极内容的可见性。[19]这种双重强化机制使得社交媒体环境中的上行社会比较频率显著高于线下情境。

实证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与上行社会比较之间的密切关联。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发生上行社会比较。[20]这种关联性可以通过“暴露—比较—反馈”的循环机制来解释：频繁接触社交媒体增加了暴露和积极呈现的机会，这种暴露诱发社会比较行为，而比较结果又通过平台的互动功能得到即时反馈，进而影响用户的下一次使用行为。[21]此外，上行社会比较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值得深入探讨。社交媒体中的上行社会比较往往引发相对剥夺感，即个体感知到自身处境与他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剥夺感可能转化为负面情绪体验，如焦虑、嫉妒等。[22]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反应与个体对社交媒体环境的认知评估密切相关：当个体将平台上的积极呈现视为普遍现象而非选择性展示时，更容易产生负面自我评价[23]。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上行社会比较在社交媒体使用和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三）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作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在解释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心理影响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强调了个体在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产生的主观认知与情绪体验。相对剥夺感体现了个体通过社会比较产生的“利益被剥夺”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源于个体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认知差距。[24]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这种认知差距往往被平台的展示特性放大。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是一个多维度的心理构念。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既包含认知成分（对自身处境的主观评估），也包含情感成分（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25]这种双重特性使得相对剥夺感成为连接社会比较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不仅会进行认知层面的比较，还会通过平台的互动功能获得即时反馈，这种反馈机制强化了情感层面的体验。

相对剥夺感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在数字时代呈现新的特征。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压力水平和心理障碍。[26]这种影响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青年群体正处于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的关键期，其认知和情绪系统具有较高的可塑性。[27]他们更容易受到上行社会比较的影响，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已有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可以显著预测青年群体的社交焦虑水平，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烈，社交焦虑就越高。[28]由于青年群体正处于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期，自身的认知和情绪水平也还不够稳定，在大量浏览互联网社交媒体信息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而进行社会比较，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29]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相对剥夺感在社交媒体使用和线上社交焦虑之间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相对剥夺感呈正相关，频繁使用增加了暴露于他人积极呈现的机会，这种暴露诱发社会比较行为，比较结果通过平台的互动功能得到即时反馈，进而影响用户的心理状态。[30]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相对剥夺感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H4：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依次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正向影响线上社交焦虑。

H4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上行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线上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

图1 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线上社交焦虑的模型图及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全国样本数据收集。调查根据华东、华南、华北、西南、东北、西北地区的城市划分，并参考中国网民人口特征构成和样本城市的常住人口来分配样本量。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的划分为14-35周岁，以及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对互联网使用的统计，最终将研究样本的年龄限定在19-35岁。同时，设置了过滤问题和筛选问题，以确保问卷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次调查历时6个月，共收集到1500份样本数据。经过剔除填写不完整或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了1356份有效样本，有效回收率为90.40%。其中，男性占比50.1%，女性占比49.9%。从样本的年龄分布来看，19-25岁占比21.9%，26-30岁占比36.8%，31-35岁占比41.3%。从样本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占比7.3%，高中/中专占比11.5%，大学专科占比33.7%，大学本科占比44.3%，研究生及以上占比3.2%。

（二）变量测量

社交媒体使用频率采用多维度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测量方法，以全面反映用户在各类主流平台的使用情况。[31]测量题项涵盖以下五类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平台：（1）社交网站（如百度贴吧、搜狐社区）；（2）即时通信平台（如微信朋友圈、视频号）；（3）内容分享平台（如微博、知乎、小红书）；（4）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5）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蜻蜓FM）。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1=基本不使用，5=每天使用）（M=3.781，SD=0.645）。上行社会比较采用白学军等人修订的社会比较倾向量表，重点考察上行社会比较维度。[32]量表包含六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M=4.008，SD=0.679）。相对剥夺感采用马皑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33]量表包含五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M=3.764，SD=0.820）。线上社交焦虑采用陈必忠等人改编和汉化的社交媒体用户焦虑量表，该量表基于Alkis的研究成果。[34]量表包含20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M=4.217，SD=0.525）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确保研究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SPSS 26.0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系统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量表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84，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的临界值，表明量表具有理想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检验方面，量表KMO值为0.912，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为检验理论模型与实际测量数据的一致性[35]，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均大于0.6的标准值，且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0.5的临界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36]此外，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四、实证分析

（一）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

为检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本研究采用SPSS 26.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青年群体线上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98，p<.001），支持研究假设H1。

（二）上行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通过上行社会比较显著正向影响线上社交焦虑（b=.0707，SE=.0101，95% CI=[.0520，.0918]），支持研究假设H2，表明上行社会比较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线上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社交媒体使用频率通过相对剥夺感显著正向影响线上社交焦虑（b=.0918，SE=.0108，95% CI=[.0724，.1134]）。该结果支持研究假设H3，表明相对剥夺感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线上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与相对剥夺理论相一致，说明社交媒体使用可能加剧青年群体对自身处境的负面认知，进而引发焦虑情绪。

采用Model 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依次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线上社交焦虑（b=.0148，SE=.0031，95% CI=[.0090，.0213]）。支持研究假设H4，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影响线上社交焦虑的复杂机制：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增加了上行社会比较的机会，上行社会比较可能导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最后，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加剧了线上社交焦虑。

图2 研究模型路径图；*p < .05， ** p < .01， *** p < .001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上行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和线上社交焦虑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线上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即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个体的线上社交焦虑水平越显著。这一关系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通过上行社会比较的单一中介作用；二是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言：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增加了青年群体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机会。社交媒体的可视化特征（如点赞数、粉丝量）为社会比较提供了量化指标，这种“可见性”特征加剧了个体与他人进行不利比较的倾向。[37]其次，上行社会比较会强化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社交资本、社会认同等符号层面，反映了数字时代社会比较的新特征。[38]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研究贡献。首先，区别于以往聚焦现实社交焦虑的研究，本文将研究重心转向线上社交焦虑，揭示了其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新特征。研究发现，线上社交焦虑不仅延续了传统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还呈现对数字身份认同、社交资本积累等方面的焦虑，拓展了社交焦虑的理论边界。其次，研究引入相对剥夺理论，构建了“社交媒体使用—上行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线上社交焦虑”的双路径链式中介模型，揭示了社交媒体技术特征在激发比较心理与相对剥夺感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信息传播环境中个体心理状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最后，研究在现实层面为心理干预提供了启示。社交媒体平台应优化算法推荐，减少高度理想化内容的过度呈现。

（二）研究讨论

1.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上行社会比较和线上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影响线上社交焦虑的作用机制，与传统的线下社交焦虑相比，线上社交焦虑在产生机制和表现形式上呈现新的特征。根据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新媒介通过改变社会场景的界限，创造了新的行为模式和社交规范。[39]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线上社交焦虑表现出一些新特征。尤其重要的是，焦虑来源的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社交评价焦虑外，线上社交焦虑还包括对数字身份认同的焦虑、对社交资本积累的焦虑等。例如，研究发现，用户不仅担心实时互动中的负面评价，还担忧历史内容被重新审视和评价。[40]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社交网络上行社会比较是导致青年群体线上社交焦虑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41]这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社交媒体上行社会比较与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呈现显著负相关。[42]具体而言，当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人展示的优质生活状态时，会产生别人比我好的比较心理，进而降低自我评价并引发焦虑情绪。社交媒体上普遍存在的积极内容呈现可能提高个体对社交互动的预期标准，当现实无法达到这些标准时，可能产生焦虑情绪。[43]此外，还有数字身份焦虑。社交媒体上的上行社会比较不仅涉及现实生活中的成就比较，还包括数字身份的构建和展示，这种新型比较可能引发独特的焦虑体验。[44]

本研究验证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影响线上社交焦虑的假设。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大量可供比较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可视化呈现加剧了上行社会比较的倾向。[45]然而，社交媒体环境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不同于现实中的社会比较，体现在比较对象的广泛性、比较标准的量化、比较过程的持续性。用户可以轻易接触到大量他人的生活展示，同时，社交媒体的可视化特征为比较提供了量化指标，其社交媒体的永久记录也会使得比较可以反复进行。该研究发现揭示了线上社交焦虑的独特性，为理解社交焦虑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交焦虑具有重要意义。

2.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相对剥夺感和线上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通过相对剥夺感影响线上社交焦虑的作用机制，不仅发现了社交媒体使用与线上社交焦虑之间的潜在心理机制，还强调了相对剥夺感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由于社交媒体网络特性，线上社交焦虑具有一定独特性。根据传播学家波伊德的“网络化公众”理论，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传播环境，其特征包括持久性、可搜索性、可复制性和隐形受众。[46]这些特征使得线上社交焦虑表现出焦虑来源的持续性，社交媒体的持久性特征使得用户发布的内容可能被长期保存和反复审视，这种“数字足迹”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社交焦虑。[47]此外，线上社交焦虑还具有焦虑范围的扩展性。社交媒体的可搜索性和可复制性特征使得社交互动可能突破原有的社交圈层，扩展到更广泛的网络空间，增加了社交焦虑的来源。[48]

青年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心理特征具有身份认同的敏感性和社会比较的频繁性。青年期是个体形成稳定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社交媒体上的社会比较可能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49]同时，青年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这增加了社会比较的可能，加剧相对剥夺感和社交焦虑。[50]此外，当代青年正处于与社会高度连接的状态，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动态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和接收。他们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积极形象，这种倾向不仅加剧了个体间的社会比较效应，还可能引发信息接收者的相对剥夺感。因此，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心理体验更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与此同时，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和社交焦虑等情绪问题，社会比较过程会导致个体产生自我否定的心理，从而引发社交焦虑。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依次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影响个体的线上社交焦虑。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社会比较的核心是相对剥夺感。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探讨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上行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与线上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不足。首先，研究聚焦于微信、Facebook、Instagram等主流社交平台，未能覆盖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平台，而这些平台在传播方式和互动机制上具有显著差异，可能引发不同的心理效应。未来研究应扩大平台类型，比较不同社交媒体环境下社会比较与相对剥夺感的变化。其次，研究采用定量方法虽揭示了变量关系，但难以捕捉个体差异及复杂心理过程。未来结合实验法，控制社交媒体使用情境，深入考察个体在不同平台上的社会比较与剥夺感体验，以更全面理解其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文化对新时代中国创新型发展的理论支援和实践路径”（批准号：21AXW010）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全文）[EB/OL].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5/0730/MAIN1753846666507QEK67ZS9DH.pdf.2025-7.

[2]傅小兰，张侃，主编.《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7-9.

[3]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2）[EB/OL].)(2023-04-26)[2025-3-20].https://fddi.fudan.edu.cn/9b/e3/c19047a498659/page.htm.

[4][15] Tosini, D. Social immunology: A theory of the immune processes of social systems[J].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21,38(1):50-60.

[5] Leitenberg H.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valuation Anxiety [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reprint 2013:xvi+553.

[6] Watson, D., & Friend, R. Measurement of social-evaluative anxiety[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69.33(4):448.

[7] Richards, T. A. What is Social Anxiety? [EB/OL].[2025-3-20].The Social Anxiety Institute,2017.https://socialanxietyinstitute.org/what-is-social-anxiety.

[8]赵昱，陶喜红.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生成与调适[J].青年记者，2024(04):18-22.

[9] Alkis, Y., Kadirhan, Z., & Sat, M.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social media user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72:296-303.

[10] Vannucci, A., Flannery, K. M., & Ohannessian, C. M. Social media use and anxiety in emerging adults[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7,207:163-166.

[11]张良悦，楚楚，张殿元.逃离信息迷宫：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信息规避的影响研究[J].新闻大学，2025(03):75-90+122.

[12]Fardouly, J., Diedrichs, P. C., Vartanian, L. R., & Halliwell, E. Social comparisons on social media: The impact of Facebook on young women's body image concerns and mood[J]. Body Image, 2015,13:38-45.

[13]万旋傲.人们能否一边娱乐一边跟上新闻？ ——基于娱乐动机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客观政治知识的影响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31(07):68-82+127.

[14][31]张殿元，张良悦.相对剥夺感：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研究[J].未来传播，2024,31(5):31-40.

[16] Collins, R. L.. Among the better ones: Upward assimilation in social comparison[J].Handbook of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Research,2000:159-171.

[17] Feinstein, B. A., Hershenberg, R., Bhatia, V., Latack, J. A., Meuwly, N., & Davila, J.Negative social comparison on Facebook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Rumination as a mechanism[J].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2013,2(3):161.

[18] Verduyn, P.,Gugushvili,N.,Massar, K., T?ht, K., & Kross, E. Social comparis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2020,36:32-37.

[19]潘文静，穆哲.“她/他这个身材很难练出来！”：谁更在乎社交媒体上身体图片的评论[J].国际新闻界，2024,46(3):55-75.

[20]孙晓军，连帅磊，牛更枫，等.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1):32-35.

[21] Mehdizadeh, S. Self-presentation 2.0: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on Facebook[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0,13(4):357-364.

[22] Sloman, L., Gilbert, P., & Hasey, G. Evolved mechanisms in depression: The role and interaction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rank in depressio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03,74(2):107-121.

[23][45]Vogel, E. A., Rose,J.P., Roberts, L. R., & Eckles, K. Social comparison, social media, and self-esteem[J].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2014,3(4):206.

[24]郭星华. 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03):71-78.

[25]熊猛，叶一舵.相对剥夺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3):438-453.

[26] Eibner, C., Sturn, R., & Gresenz, C. R. Does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 the nee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J]. J Ment Health Policy Econ,2004,7(4):167-75.

[27] Callan, M. J., Kim, H., & Matthews, W. J. Predicting self-rated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The contributions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06):1415.

[28]陈姣，熊猛.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3,21(1):65-71.

[29]丁倩，梁一冰，张永欣，等.低阶层大学生贫富归因对心理特权的影响：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5):1041-1044.

[30] Meier, A., & Sch?fer, S.The positive side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How envy can drive inspiration on Instagram[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2018，21(7):411-417.

[32]白学军，刘旭，刘志军.初中生社会比较在成就目标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J].心理科学，2013,36(6):1413-1420.

[33]马皑.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J].心理学报，2012,44(3):377-387.

[34]陈必忠，张瑞敏，张绮琳，等.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初步应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6):1190-1193,1198.

[35] Thorndike, R. M. Book Review: Psychometric Theory by Jum Nunnally and Ira Bernstein[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4, xxiv+752 pp.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95,19(3):303-305.

[36] Fornell, C., &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18(1):39-50.

[37][41] Boyd d.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networked publics: Affordances,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M]//Papacharissi Z. A Networked Self. London:Routledge,2010:39-58.

[38] Smith, H. J., & Pettigrew, T. F.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inequality: A model of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experience[J].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014, 8(12):755-765.

[39] Meyrowitz, J.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0][47] Fox,J., & Moreland, J. J..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associated with Facebook use and affordance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5(45):168-176.

[41]张珊珊，刘致宏.社交网络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在线社交焦虑和乐观人格的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11):1728-1733.

[42]曹经纬.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交网站中上行社会比较与焦虑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2.

[43] Lee, S. Y. How do people compare themselves with other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The case of Facebook[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4(32):253-260.

[44] Turkle S. Always On [A] // Turkle S.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M]. New York: Basic Books,2011:155-156.

[48] Marwick, A. E., & Boyd, D.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J]. New Media & Society,2011,13(1):114-133.

[49] Afshar, M., Zeraati, M., & Damaliamiri, M. Youth and identity crisis in online technology[J]. European Psychiatry, 2015,30(S1):1-1.

[50] Twenge, J. M., & Martin, G. N. Gender differences in associations between digital media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ree large datasets[J].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20:79,91-102.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良悦，张殿元.从认知失衡到情感焦虑——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触发线上社交焦虑的影响研究[J].青年记者，2026(03):8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