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文衡

□玄志刚 玄忠一

光岳楼，始建于明洪武七年，最开始是为“瞭敌望远”而建的军事楼阁，一块块厚重的砖石，砌起的不仅是九丈九尺的通天高度，更是一个王朝巩固北方、俯察四方的雄心。

当战鼓声远去，烽烟散入尘埃，这座坚如磐石的防御工事，并未沦为冰冷的过往，相反，却以一种温润而坚韧的姿态，撑起了另一片天地。

光岳楼主楼为全木榫卯结构，那纵横交错的梁枋，那咬合紧密的斗拱，不仅是力学奇迹，更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是一部年轮写就的天外来书。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华章载道曰文，持中守正曰衡。

当“文衡”前面加上“宇宙”二字，意境就被放大了，仿佛是天地的大主考官，评判着古往今来的一切文章与道义。

它就是这样一座楼，身披甲胄、心怀锦绣，内蕴乾坤、外定文衡。

道：为天地立心

“宇宙文衡”悬于光岳楼南面，四个颜体大字，笔力浑厚、气势磅礴，为清代文武全才安跃拔所书。

安跃拔，清初东昌府人，生于战乱渐平的顺治元年。他自幼便体貌雄毅，不仅善骑射，更仰慕那些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先贤。康熙五年，他高中武举，开始了纵横南北的戎马生涯。

在平定三藩的烽火中，安跃拔崭露头角。他身先士卒，从荆州转战洞庭。在一次水战中，安跃拔于巫峡激流里，先后救起了落水的十八人，一时传为佳话。他并非一味逞勇的莽夫，讲求攻心为上。有一次生擒敌将后，他将对方放归，以此招抚余党，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战功赫赫，他一路擢升，官至广东潮州总兵，诰授从一品荣禄大夫。

安跃拔虽是武将，却雅好翰墨，为官清廉。在广东任上，当地矿冶、盐税等项按惯例有一笔数额可观的“份钱”可分，历任官吏皆坦然受之，唯独他分毫不取，严词拒绝。他镇守潮州五载，除盗安民，励精图治。百姓感念其德，常携鸡鸭、酒米前来致谢，他一概婉拒。康熙四十六年，母亲去世，他回乡守孝，以年老为由请求致仕，从此退居聊城。

归乡后，安跃拔在古城修建了府邸，从此，这条街就被称为“安宅街”。安宅街位于光岳楼南原聊城师范学校西侧，与考院街、观前街相交。

安跃拔堂号为“遵训”，寓意谨遵母训，不扰地方，闭门谢客。但他并未真正闲着，而是力行善举，修桥铺路，开办义学，潜心习字。这方“宇宙文衡”匾额，正是他当年香薰沐浴、怀着恭敬之心所写，颜体楷书愈显苍劲磅礴，仿佛将武人仰望苍穹的凌然，文人叩问天地的庄严，一并融入了这四字之中。

安跃拔还写了“凤城仙阙”四字，镌刻在光岳楼南向拱门东侧的小门之上。这幅字不似“宇宙文衡”那般气势磅礴，反倒多了几分归隐的温情。想必是他凭栏远眺，余晖洒满东昌古城，万家炊烟袅袅升起，想起凤凰城的传说，将故乡比作凤凰栖居的仙宫，把一腔柔情尽付笔端。

与“凤城仙阙”相望的，是西侧小门上清代书法家朱续罩所题的“阆苑瀛洲”。阆苑，传说中昆仑之巅西王母的居所；瀛洲，东海之上缥缈难寻的仙山。这一东一西，一“凤城”一“瀛洲”，恰如一对默契的知己，隔门呼应。安跃拔说，这里是人间最美的凤凰仙都；朱续罩便应和道，此处亦是神仙眷顾的洞天福地。

安跃拔的精神品格，传给了他的儿子安洪德。康熙五十九年，安洪德中举后，先署理湖北孝感知县，后实授应山知县。安洪德轻车简从，遍历乡野，免苛派，兴水利，劝农耕，仅一年便让当地凋敝渐除。

康熙五十九年，安跃拔病故。东昌状元邓钟岳为他立传，协办大学士彭维新为他撰写墓志铭。

2025年9月13日，位于‌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于集镇林庙村的安氏祖坟，迎来了六世祖安跃拔及其父亲、祖父的墓碑。从安氏始祖安礼为子孙购置田产的远见，到安跃拔“文武兼修 清廉奉公”的标杆，再到安洪德“心系百姓”的传承，家族精神凝于碑石之上。

“神光钟暎”，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康熙南巡经过聊城，梦中见泰山神光与光岳楼交相辉映，认为是上天对其“仁义治国”的肯定，醒后即兴题写“神光钟暎”，盖上玉玺制成匾额。“暎”通“映”，一“钟”一“暎”，天地间的灵光神采，都汇聚并映照在这座楼上。光有了名字，楼就有了灵魂。

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状元，是康熙的老师。家人因修建祠堂与邻居发生纠纷，便写信给在京为官的傅以渐，希望他出面施压。傅以渐并未利用权势压人，反而回信道：“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十分惭愧，主动将墙基退让三尺。邻居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康熙皇帝在聊城听闻这段“让墙”的佳话，大为感动，也题写了“仁义胡同”四个大字。

傅以渐精心选中古城南部那片形胜之地作为傅家祖茔，这片地就是今天的傅家坟。七世之后，傅氏门中又出了一位名动天下的后裔。

傅斯年，民国初年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又升入本科国文门，留学归来后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因在史学领域的建树，被学界尊为“文化昆仑”。蒋廷黻读他的论政之作，感叹“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蒋梦麟读他的学术文章，赞叹“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胡适与他相知最深，在一段不到二百字的评语里，用了十四个“最”字，说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写《夷夏东西说》，以东西两大族群对峙发展的理论，重新解释中国上古史的脉络。傅斯年写《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主张“民族是一个整体的”，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族群，经过殷周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逐渐融合成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共同体。

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代表，飞赴延安。那一夜，毛泽东和他彻夜长谈，从北大旧识、五四往事，聊到中国小说。临别时，毛泽东手书一首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赠他：“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于台湾大学校长任上。为纪念他，台大铸造了一口“傅钟”，悬挂在行政楼前的草地上。那口钟每天只敲21响，那是提醒一代代学子，每天留出3小时，用于沉思。

如今，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那些傅斯年曾经执教过的学府，都没有忘记这位前辈学人的学问与风骨。

一批批优秀的学子，从广州到北平，从南京到李庄，沿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年的迁徙之路，去探寻这位“通才之学”的传奇。一批批专家学者，不远千里来到聊城，走进傅斯年陈列馆，走进“状元府第”，寻找这位“文化昆仑”的精神根脉。

令傅斯年欣慰的是，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成为一门学科，走进大学课堂，成为无数学子研读、思考、传承的学问。

乾隆皇帝对聊城情有独钟，九次来东昌府，六次登临光岳楼，留下十三首诗篇，并御笔题名“天下第一楼”。登上光岳楼二层，便可见当年的“乾隆行宫”。行宫墙壁上的《南巡盛典图》，再现了东昌府“舟车络绎 烟火万家”的运河胜景。

在乾隆行宫，抬头向上看，三楼与四楼之间，既不设柱，亦不铺板，豁然洞开，一方虚空，古人称之为“空井”。这并非疏漏，而是一种古老的智慧，让光线与气流从天而降，自上而下贯通楼体，既减轻了高层结构的重量，又让整座木楼“活”了起来，如同一棵参天古木，中通外直，呼吸天地。

这种建筑手法，正是宋代楼阁的建筑风格。《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作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技术专著，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建筑不可或缺的经典文献。

聊城人脚下的这座古城，根基在宋。北宋熙宁三年，土城初筑，此后虽几度迁址、重修，却始终未离宋代城郭的格局。那是一个文化璀璨的时代，诗词、书画、营造，皆登峰造极。光岳楼的建造者们，或许正是怀着对那份盛世的追慕，将宋人营造的法度与风骨，一榫一卯地嵌入了这座楼阁之中。

光岳楼整体高度和底边长都为33米，也就是我国古代的九丈九尺，九为阳数之极，寓意光岳楼的高度不可超越。聊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时规定，古城区内的建筑一律不得高于光岳楼一楼房檐的高度。

斗拱，是中国建筑最精妙的创造。光岳楼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盛开的莲花，如层叠的云朵。它们不仅承托着巨大的屋檐，更将屋顶的重量均匀地传递到柱子上。每一朵斗拱，都是由无数小木块咬合而成，没有铁钉，没有胶粘，榫卯咬合，既稳定又灵动，把“柔弱胜刚强”写在心里。

三十二根金柱，分内外两槽排列，直通顶层。这些巨大的木柱，每一根都是整棵的参天大树。阳光透过门窗洒落，在柱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随着时辰的变化而移动，仿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流逝。天津大学建筑历史学研究团队对光岳楼的木头树种进行取样检测，得出的结果是，金柱材质为杨木。

那时的杨木，生长得慢，质地坚硬，耐腐耐压。工匠们选中杨木，不仅是就地取材，更有独到的眼光。寻常之木亦可成栋梁之材，就像傅以渐，不过是一介书生，却扛起了天下担当；就像光岳楼，不过是砖石土木，却撑起了宇宙文衡。

道生虚，虚生静，静生神，神生气，气生形，形生万物。登上光岳楼，真的能感受到那“先天一气”自虚空灌入，充盈天地之间。它无声无息，无形无象，却贯穿万物。光岳楼一直在“吸”，吸纳日精月华，吸纳风雨雷电，吸纳无数登临者的悲欢离合，和这些杨木一样，从尘土里长起来，在风雨里站住，最终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明弘治九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在诗序中写道：“余过东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城中一楼，高壮极目，天锡携余登之，直至绝阁，仰视俯临，毛发欲竖，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黄鹤楼、岳阳楼，都是千古名楼，但都要望拜光岳楼。这，何止是李赞一人的狂放之语？这分明是天地造物的情有独钟。

李赞还写道“乃今百年矣，尚寞落无名称，不亦屈乎？因与天锡评命之曰：光岳楼，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李赞是第一个为光岳楼鸣冤叫屈的官员，他又是有品级的京官，太守的名字又叫天锡，锡通赐，光岳楼从此有了这个“天赐”的名字。

“宇宙文衡”的文，既是文章的文，也是文采的文；既是人文的文，也是天文的文。

多少年来，聊城读书人走进科场之前，总要登一登光岳楼，拜一拜文昌阁。“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梦想，也是家族的期盼。那些春风得意、金榜题名的，策马走过光岳楼下，留下衣锦还乡的荣耀；那些屡试不第、归隐乡野的，也在楼的俯视下，守住了一颗读书人的心。

为天地立心，才是真正的心学。

说起聊城的心学，不得不提及罗汝芳，他的弟子汤显祖名气更大一些。罗汝芳，江西南城县罗坊人，博览群书，探索理学，被尊为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启蒙先驱。万历元年，罗汝芳调任东昌知府。

罗汝芳抵达东昌之时，恰逢山东乡试举行。他受命主持了山东的乡试，写下《拟山东试录前序》《山东乡试录后序》《癸酉山东程策》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罗汝芳阐述了其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表达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他以此为标准，细心地品读和选定考生文章，所选文章虽各不相同，但都“能晓畅时宜，根极理要，发抒乎仁义道德之蕴”。

罗汝芳理政秉持“心即政，政即心”的理念，不独以公堂断事，常以讲学析理、众议裁定的方式，现场化解政务、当即办结。通过教化民心，东昌府更加安定。

明代的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地方，还可从事政治活动，心学大师王阳明就利用书院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罗汝芳所建书院定名“见泰”，既寄寓着对泰山的景仰向往，更饱含对光岳楼的尊崇敬畏。书院落成后，他常亲临讲学，东昌学子无不欢欣鼓舞、潜心向学。

罗汝芳主政东昌时间虽短，但政绩突出。当他离任时，东昌民众舍不得这位亲民的“父母官”，作歌曰：“昔有苏琼，不通愧饷；赵颖献瓜，留置案上。今我罗公，德音是贶；讲学从政，允硕无谤。”

宇宙文衡，便是天地之间的那杆秤，称量着古往今来的文章学问，更称量着人心的轻重、世道的兴衰。

光岳楼上，或许还会有更多的牌匾出现，“盛世中华”宣告着国运昌隆，“河和之契”回响着文明交融，“两河之约”邀约着时代共生，“大聊之城”书写着豪迈篇章。

德：为生民立命

光岳楼的砖石木构，承载的是“道”，但道不远人，体现在百姓的日用伦常之中。

为生民立命。命，是生命的命，也是命运的命，更是使命的命。

光岳楼的墩台，四面各辟一门，门上有额，东曰“太平”，西曰“兴礼”，南曰“文明”，北曰“武定”。

太平，是生民最基本的祈愿。没有战乱，没有饥荒，人人安居乐业，户户炊烟袅袅，早起赶集的市民，开张营业的商贩，背着书包上学的孩童，便在这太平的光照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光岳楼上，邓钟岳所书“太平楼阁”四个字，写得端庄典雅，透着一股太平盛世的气象。邓钟岳的老宅在光岳楼的东南一百多米，原是元代铁匠局、明代都司署。清初，祖辈购置扩建，因邓钟岳考中状元得名“状元府”。状元府虽已不在，但状元街保留至今，“字压天下”的传奇，依然在青砖黛瓦间流传。

邓钟岳曾任礼部侍郎，管的是天下读书人的事，三典乡试，四任督学，每到一处，不摆官威，只摆书桌。

邓钟岳执笔写字时，身旁站着个少年，睁大眼睛看那笔锋起落。他告诉少年，字如其人，要端正，刚直，有骨。少年长大后，果然成了大器。那少年便是刘墉，被人称为“刘罗锅”。

邓钟岳以“太平楼阁”抒庙堂之志，解岚则以“就日瞻云”喻独善其身。解岚虽未入仕，但笔下风云，不逊半分。解岚，东昌府闫寺凤凰集村人，一生为贡生，以教书、写字为业。

有一年春天，解岚在私塾里讲授《史记·五帝本纪》。他念到“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时，放下书，问学生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七八个孩子坐在下面，摇头晃脑，叽叽喳喳。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这说的是尧帝。百姓靠近他，就像靠近太阳一样温暖；仰望他，就像仰望云彩一样滋润。”

解岚点头道：“解释得不错。我们能否把这段话，提炼成四个字？”孩子们面面相觑，没人答得上来。

解岚拿起笔，蘸了墨，在纸上写下四个字：就日瞻云。他放下笔，问：“你们觉得，这四个字好不好？”孩子们凑过来看，纷纷点头：“好！字写得好，意思也好！”

解岚笑着问：“好在哪儿？”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解岚听着，只是笑，不说话。

这时，一个孩子怯生生地开口：“先生……我觉得，这四个字，虽然好，但离我们太远了。”解岚一愣，问道：“哦，怎么远了？”

那孩子低着头，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就日瞻云，说的是尧帝，是圣人。可我们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成不了尧帝。这四个字再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解岚看着那孩子，眼里闪过一丝光。他走过去，蹲下身子，平视着他：“你说得对，我们成不了尧帝。可你想想，太阳是高高挂在天上的，可它的光，是不是照在你身上？”孩子点点头。“云彩也是在天空飘着的，可它的雨，是不是落在这片土地上？”孩子又点点头。

解岚站起身，走到桌前，重新铺了一张纸，提笔写下四个字：近光仰泽。

孩子们围过来，念出声来。

解岚解释道：“圣人离我们远，可圣人的道理，我们能学。学一分，就有一分的光；行一寸，就有一寸的泽。”

那孩子抬起头，眼睛亮亮的。

解岚笑了，摸摸他的头：“记住，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变成圣人，而是为了让圣人的光，照到自己身上来。”

“就日瞻云”匾额挂在了楼的西面，一个“兴礼”指向的方向。多年后，那个孩子长大成人，也做了教书先生，学堂里挂着一幅字，不是“就日瞻云”，而是“近光仰泽”。

时间流转到二十世纪，一位聊城学子，也做了一件让后人感念不已的事。

他叫李士钊，早年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曾参与《抗战日报》创办工作，翻译《联合国歌》。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上海武训学校校长，邀请郭沫若为该校教授。

1974年，光岳楼迎来600周年庆典。李士钊萌生了一个念头，请郭沫若先生为光岳楼题匾额，于是写信给茅盾先生代为转达。郭沫若知晓后，很快写好并寄到聊城。郭沫若写了两幅“光岳楼”，一为繁体字，一为简体字，后选取繁体字放大刻制了匾额。

有一张照片，是李士钊与匾额的合影。照片上的李士钊，头戴“火车头”帽子，穿着宽松的棉衣棉裤，昂首挺胸站在匾额前，嘴角微翘，双手攥拳，乐观神态，让人难忘。

还是1974年，李士钊邀请丰子恺为光岳楼题字。丰子恺于1975年立春之日，为光岳楼撰写了一副对联：“光前垂后，劳动人民智慧无极；岳峻楼高，强大祖国文物永昌”，上下联首字恰是“光岳”二字。

不仅是光岳楼，海源阁、范筑先纪念馆、聊城公园等名胜，都有李士钊邀请全国名家的题字留存。他还是聊城最早文物档案的整理者，对聊城文物保护与文物管理事业有开创之功。

登光岳楼，从方形墩台底部进入梯道，踏着青砖，五十六个台阶的尽头就是墩台上的敞轩。就在仰天喘口大气时，一抬头就能看见启功先生题写的“共登青云梯”，应景应情，恰到好处。

“共登青云梯”一词，最早出自南朝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登石门最高顶》，“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后来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就化用了谢灵运的这句诗。

启功先生不但题写了“共登青云梯”，还题写了“聊城博物馆”的牌匾。

“共登青云梯”，既是登楼的阶梯，也是求学的道路，更是人生的境界。当你登临楼顶，俯瞰四方，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

这就是“为生民立命”，无论你出身如何，无论你处境怎样，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够登上人生的“青云梯”。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所写：“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光岳楼平台东大门门楣上，有一块匾额：“泰岱东来作翠屏”，这是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诗句。

施闰章，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顺治十三年任山东学政。蒲松龄就是他的学生。

蒲松龄在考场上屡试不中，却因一部《聊斋志异》名垂千古。《聊斋志异》里的名篇《胭脂》，讲的就是发生在东昌府的故事。这是一篇无妖无鬼的公案小说，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故事最后，抽丝剥茧出完整证据链的明公，就是其恩师施闰章。

康熙六年九月，蒲松龄书中描绘的力破奇案的施闰章，来到了聊城，在光岳楼上夜饮，作诗一首“危楼千载瞰沧溟，泰岱东来作翠屏。拂槛寒星晴历历，侵衣银汉画泠泠。地连朔雪孤城白，天入齐烟一带青。尊酒未酣人欲散，西风黄鹄度空冥。”巍峨泰山，也不过是光岳楼翠绿的屏障。这哪里是楼？这分明是天地间的一座道场，是宇宙灵气汇聚之处。

后来，这首诗被刻成了碑。再后来，有人把“泰岱东来作翠屏”这一句摘出来，刻成匾额，正对着岱宗泰山。另一块“紫气东来”的匾额，也挂在四楼朝东的方向。

光岳楼的修建者，是明初东昌守御指挥陈镛。

那是洪武元年的登州。

海雾还未散尽，蓬莱阁下传来了急促的号角声。陈镛披甲登城时，东方的海平面上，隐约可见十几艘倭船的帆影。这是他镇守登州的第三个年头，倭寇沿岸劫掠，如蝗虫过境。

身后的副将追上来，“倭寇势众，是否等水师回援”。陈镛没有回头，只留下一句话：“等水师回来，岸上只剩白骨。”那一战，从清晨杀到日暮。

三年后，陈镛改镇东昌。

陈镛骑马进城时，道路两旁是烧焦的房梁，野草从坍塌的墙缝里疯长出来，几乎要淹没官道。元军最后的抵抗在这里被碾碎，胜利之后是更漫长的荒芜，逃亡的人带走了最后一点生气。

“这就是朝廷要我们守的地方？”身边的士兵低声嘟囔。陈镛没有回答，翻身下马，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是黑的，带着硝烟与腐草的气味。他松开手，土从指缝间簌簌落下。

“传令，明日开始，筑城。”

那是漫长的十二年。陈镛着手规划一座全新的东昌城，内墙用三合土夯筑，外墙用砖石砌垒。设城门4座，外设瓮城，上筑门楼。有趣的是，古城南、东、西瓮城为“扭头门”，南门东向似“凤头”，东、西门南向似“凤翅”，北门北向似“凤尾”。从此，聊城有了“凤凰城”的称号。四城门楼皆重檐歇山，四角飞翘，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宣武”。

城池渐固，人心渐安。陈镛开始把目光投向城中心那片空地。有人问，为何要建如此高的楼？他指了指城外的方向：“此楼可望敌情，可报时辰，更可让百姓知道，这座城，是有主心骨的。”

楼建成的那天，陈镛站在顶层，俯瞰整座东昌城。城墙如铁箍般围住街巷，官署、军营、市井依次铺开，运河上的漕船来来往往，商贾的吆喝声隐约可闻，那些年逃亡的百姓陆续回来了。

史官评价陈镛：“军民安乐，有古良将风。”

洪武十七年，陈镛再次接到调令：升浙江都指挥佥事。

离开东昌那天，城门口聚满了百姓。有人捧着酒碗，有人抱着布匹，还有人只是远远地站着，朝他深深作揖。陈镛的马走得很慢，他不断回头，望向那座他亲手建起的楼。

浙江的海防比登州更加险峻，倭寇从未死心，陈镛到任后，日夜巡防，整顿军备，直到海波终于平静。后来，他升任浙江都指挥使，成为一方统帅。

陈镛忘不掉这座楼，取名“余木楼”，余木以立身，余德以立命。余下的不只有木头，还有这座城的气脉，还有那些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心。

五百多年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当炮弹从城外打过来，当城墙一段段塌下去，当整座城都在战火里发抖的时候，光岳楼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一直没倒。子弹打在砖上，留下几个白点；炮弹落在附近，震落几片屋瓦。有人说，是那些藏在木头里的名字撑着它，让它挺直了腰。

1946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聊城时，严格执行了保护古城的命令。攻城部队宁可采取围困之策，也未动用重炮轰城，从而让光岳楼及城内文物古迹在战火中得以完好保存。

解放战争时期，以聊城为中心的冀鲁豫边区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出发地，是人民解放军逐鹿中原的后方基地。当时人口300万的聊城，有17万翻身农民报名参军，有6325名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献出了宝贵生命。

1984年5月至1985年12月，文物部门对光岳楼主楼进行了全面维修，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又对光岳楼的基座进行了加固。1988年6月，光岳楼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月，聊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24年7月，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学术交流暨光岳楼建成65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登上光岳楼。2024年10月1日晚，“光岳天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光岳楼建成650周年庆祝活动举行，3000名学子齐诵《论语》，中国话剧院演员、聊城市城市推广大使王仁君领诵《光岳楼赋》。

2025年10月18日至21日，第十七届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以“把福禄带回家”为主题，在光岳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盛装迎客。来自全国各地的7800余户商户、工艺美术大师、葫芦爱好者齐聚聊城，摩肩接踵，人潮汹涌。商家们的吆喝声，游客们的询价声，成交后的欢笑声，交织成一曲生动的市井交响乐。

艺术节开幕当天上午，“光岳福禄”大型葫芦雕塑在光岳楼西门外广场落成，与光岳楼顶上的铁铸葫芦遥相呼应，让文化符号走进百姓生活，既有着开门见“福”的寓意，更是为了传递“福气满聊城 禄运伴古今”的城市问候。

六百五十多年来，光岳楼傲立苍穹，见过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见过文脉昌盛的治世风华。这一方水土的安宁，这一城百姓的福泽，根基便在于一个“德”字。

德是什么？德是对家乡文化的赤子之德，是对历史文物的守护之德，更是世代聊城人勤劳淳朴的向善之德。

最高的“文”，不仅是诗词歌赋，更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最大的“衡”，不仅是秤杆尺子，更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衡的最终尺度，不在典籍里，在百姓心里。

宇宙以天地为文，光岳以人间为衡。德，是宇宙文衡的筋骨，写给天地看，也写给人心看。

文：为往圣继绝学

光岳楼早年曾供奉文昌帝君，“宇宙文衡”是专门为文昌阁题写的匾额。

斯文在兹，中华文脉需要一座楼来承载，更需要读懂它沧桑的人，为它续写新的篇章。

光岳楼往南不到二百米的海源阁，隐在古城的天际线里，不显山、不露水，却藏着半部中国典籍史。

1840年，杨以增建起了这座藏书楼。他一生嗜书如命，为官三十余年，每到一地便访求典籍，日积月累，藏书曾达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那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善本古籍，一册册摆上书架，成为海源阁的珍藏。

一天傍晚，杨以增坐在书案前，对着一部残破的宋版书，进行校勘。听到门响，他抬起头，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站在门口，背着药箱，面容和善。

“先生是？”杨以增起身相迎。“成无己，行医的。路过贵阁，闻见书香，便进来了。”

杨以增眼睛一亮：“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成无己？”

“正是在下。”

杨以增深深一揖：“久仰前辈大名，同乡后学杨以增，平生最爱藏书。先生的大著《注解伤寒论》宋刻本，学生搜罗了二十年，去年才从一位藏书家手中求得，先生请看。”

他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部书，小心翼翼地翻开。成无己凑近一看，正是自己的书。那泛黄的书页上，墨迹依稀可辨，正是当年他一字一句写下的注解。

成无己的手微微发抖。他没想到，自己当年伏案四十年的心血，被后人如此珍视。

“杨先生，您……您为何要收藏这些书？”

杨以增走到窗前，推开窗。光岳楼的轮廓越发清晰，像一座天梯，探入暮色深处。

“先生请看那座楼，它因‘近鲁有光于岱岳’而得名，人也一样，腹有诗书气自华。”杨以增说，“学生年少时，每次经过光岳楼，都要抬头仰望。那时学生就想，这座楼能矗立几百年不倒，是因为有砖石木料撑着。可是，支撑天下的，是什么？”

他回过头，看着满架的古籍：“学生以为，是这些书。楼会倒，砖石会风化，但只要书还在，道理就在，精神就在。所以学生要藏书，要把散落在各地的典籍收集起来，藏在这座阁里，让后人能看到、读到，把这份文脉传下去。”

成无己久久不语，半晌才说：“杨先生，您知道吗？我注解《伤寒论》，也是从青丝到白发。有人问为什么？我说，我怕张仲景的方子，后人看不懂了。医道，是救命的学问。一旦断了，将来瘟疫横行的时候，谁来救人？”

杨以增动容地说：“先生是为苍生注解，是后辈‘为往圣继绝学’的楷模。”

成无己看着满架的古籍，又看看窗外的光岳楼说道：“这座楼，和这座书阁，其实是一回事。楼，撑起的是天；书，撑起的是心。”

杨以增点头说：“先生说得极是。楼是看得见的脊梁，书是看不见的脊梁。一座城，既要有楼，也要有书。”

成无己忽然问：“杨先生，这些书，您打算怎么传下去？”

杨以增沉默了一会儿，说：“学生只能尽力收藏，但学生知道，书不能永远藏在这座楼里。战火、水患、虫蛀、人祸……学生能做的，只是让它们在学生手里多存一日。”

“多存一日，便是多传一日。”成无己说，“当年我注解《伤寒论》，也只是想让张仲景的学问多传一日。一日复一日，便是千年。”

两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暮色中的光岳楼，像星星落在了人间。

成无己笑着问：“杨先生，您说，一千年后，还会有人读我的书吗？”

杨以增想了想，说：“先生放心。只要书还在，就会有人读。学生能做的，就是让这些书，活到一千年后。”

成无己点点头，背起药箱，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杨先生，我替那些千年后的病人，谢谢您。”

杨以增深深一揖：“学生替那些千年后的读书人，谢谢先生。学生还想再问先生，您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天地无私，成人无己。像光岳楼那样，聚则成形，散则为气，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成无己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杨以增站在门口，看着那条青石板路，许久没有动。

他知道，成无己不会再来了。他们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成无己是宋金年间的人。刚才那一场对话，只是他对着满架古书的一场梦。

但这场梦，是真的。成无己的书，真的在他的书架上。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真的传到了今天。

进入新时代，聊城市启动了“海源归阁”工程和“中医药在聊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十大行动，让海源阁藏书文化和成无己医学智慧在聊城交相辉映。如今，藏于馆舍的文物、散落城乡的文化遗产、载于典籍的文字都活了起来，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靠的就是这种信念。从甲骨文到简帛，从卷轴到册页，从雕版到活字，从藏书楼到数字库，载体在变，但传承不变。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接续着这条文脉。

李英杰出生在高唐县三十里铺镇李奇庄一个贫苦农家。他喜欢画画，没有纸，就在地上画；没有笔，就用树枝。那些朴素的事物，在他心里种下了美的种子。

17岁那年，他考入聊城省立二中。这所学校坐落于光岳楼东南的孙家胡同，正是如今聊城市实验小学的老校址。

在民国初年的鲁西，能够进入省立二中读书，是许多农家少年不敢想象的。他从乡间小路走来，第一次走进聊城，第一次看见城墙，第一次看见那座巍峨的楼。

他不知道什么叫“宇宙文衡”，只是觉得，这座楼很高，高得像一个梦。

在聊城省立二中，他遇到了一位对他一生至关重要的人——国画家孙占群。

课余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来到光岳楼。有时是清晨，薄雾还没散尽，楼阁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淡墨的画。有时是傍晚，夕阳把楼影拉得很长，一直铺到脚边，仿佛他也成了画中的人。

1918年暑期，他奔赴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师从徐悲鸿研习炭画。那是他第一次离开聊城，第一次见到比光岳楼更高的建筑，也第一次真切感知到世界的辽阔。

1919年，改变中国的那一年，也改变了李英杰的人生。“五四运动”爆发了，作为聊城省立二中学生代表的他，赴京请愿。也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让他就此留在北京。

从此，李英杰成了李苦禅，成了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

耄耋之年的李苦禅，回到了聊城。

他登上魂牵梦绕的光岳楼。一级一级的台阶，他走得很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有人请题字，他推辞了，说道，这座楼，不需要再往上写字了。

另一位聊城学子，也在“为往圣继绝学”的道路上默默前行。

季羡林先生，6岁就离开临清随叔父在济南生活，小学、中学都在济南就读，对于聊城的记忆是模糊的。

同样是耄耋之年，季羡林先生第一次登上了光岳楼。

他没有急着凭栏远眺，而是走向木柱，久久地抚摸着那带着岁月温润的柱身，说出了那句让所有在场者无不动容的话：“当时只能仰望，如今终于登临。”

这一抚一叹，是乡愁的安放。他曾写道，“要想爱国，必先爱乡；乡而不爱，何从谈国！”在他180万字的散文集中，写到故乡的文字就有20余万字。他在《月是故乡明》中深情写道：“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

季羡林先生虽然没有在聊城上过一天学，却与聊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1年，聊城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当消息传到北京，季羡林先生深情地说：“这毕竟是我们的最高学府，是一所空前的最高学府。”

他为学校题写校训“敬业 博学 求实 创新”，把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家乡学子。

为了学校能从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发展，季羡林先生给教育部写信，介绍学校的发展情况，支持学校更名。2002年，教育部批准聊城师范学院更名为聊城大学。得知这个消息后，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题写了饱含深情的贺词：“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

季羡林先生发动海内外好友，为学校捐赠图书，并将主编的国家重点文化建设项目《传世藏书》捐赠给学校。《传世藏书》是一套囊括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历代重要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流名著一千余种，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一百二十三册，是继《四库全书》后，二百年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季羡林先生一生皓首穷经，潜心钻研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等冷门学问，让这些濒临失传的绝学，在当代中国得以传承。

这，就是文脉。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时间里，让一座楼有了灵魂，让一座城有了记忆，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仰望与登临之间，完成精神的传承。

五十多年来，聊城大学扎根鲁西大地，培养了二十四万名学子。二十四万张面孔，二十四万个人生，二十四万种可能。他们从聊城大学出发，走向四面八方，成为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公务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文脉，传承着薪火。

五十多年来，聊城大学的学术实力不断提升。如今，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化学等七个学科入围ESI全球排名前1%，九个学科进入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榜单，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四个，“两洋两河”科研异军突起、享誉全国……季羡林先生的憧憬正在变成现实。

2020年9月，聊城市启动实施了“羡林学者培育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动能、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这是承载“为往圣继绝学”的当代使命。

无数人登高远眺，心中装着“近鲁有光于岱岳”的志向。真正的光，是内心有泰山一般的根基，成全自己、照亮他人。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任范县（今莘县古城镇）县令期间，“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更提出了“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民本言论。离任后，他在给范县旧友的书札中写道：“弟虽改调潍县，归老江南，而刻刻难忘者，惟在范县而已。其俗朴，其风淳，布衣疏食草帽芒鞋，尽可终老也……范县是筮仕之初，发轫之始。”这封书札，如今已是国家一级文物，珍藏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在任期间，郑板桥品尝当地名吃鸳鸯饼，赋诗曰：“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他路过东昌府沙镇时，还为当地小吃“呱嗒”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风搅雪”。在聊城的美食记忆里，他留下了自己的温度。

明清两代，聊城地处南北要冲，往来官员与文人络绎不绝。他们或诗或赋，或记或序，总想为光岳楼留下些笔墨。流传至今的，有近三百篇。

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中，盛赞东昌“正当燕齐要冲”的地理形胜，肯定了知府魏潜“给舟车刍粮”供应北伐、安抚战后百姓的政绩。魏潜，籍贯浙江桐庐，是明朝东昌府的第一任知府。修建光岳楼时，他与陈镛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光岳楼上，有一副朗朗上口的抱柱楹联：“泰山东峙、黄河西临、岳色涛声，凭栏把酒无限好；层台射书、微乡明志、人杰地灵，登楼怀古有余馨。”最初，此联由聊城书法家顾绍年书写，后不幸遗失。1992年，书法篆刻家蒋维崧重新书写，让这副楹联重焕光彩、再现于楼。

楹联悬挂于光岳楼主楼一楼，鲁班神龛左右两侧的金柱上。神龛内供奉着鲁班神像，上方悬挂着一块木质牌匾，上书爱新觉罗·溥杰所题“巧夺天工”。一匾一联，赞建筑之奇，颂人文之盛，共同构成了一楼的文化核心。

拾级登楼，光岳楼一步一景，一层一重天地。

如果说一楼是匠心，那么二楼便是文心，承载着文脉绵延、翰墨流芳。清代李兴祖的《光岳楼记》，完整描绘了光岳楼的建筑奇观：“迨巡行东郡，去聊城可二十里，远望城中有飞甍巍然耸出云表，心窃异之，抵境知巍然者为光岳楼。既毕役，因登焉，凭陵万堞，陡插霄汉，雄丽甲于齐州。”他将光岳楼与黄帝明堂、魏丽谯、越飞翼、汉井斡、白雀、黄鹤、凌云、栖霞等历代名楼并论，感叹“岂又仅为东郡之伟观已耶”。光岳楼的价值，早已超越地理界限，堪称中国建筑史上一座丰碑。

三楼可谓枢心，四楼则是天心。登临此处，日月可近，城湖尽览，敞开的是一片天地之观、胸怀之远。明代李贵在《题光岳楼》中写道：“尘世胡为顿绝悬，陟登难处类梯仙。放怀已北浮生百，作赋渐非逸韵千。始信断鳌能主极，只疑地轴可旋乾。争雄需让儒家手，宇宙新传黄鹤篇。”

“泰岱名邦第一楼，窗含晴旭瑞光浮。仰探日观扶桑近，俯瞰河津宿海愁。千载伯图雄大国，五云彩色见皇州。快哉登览神飞越，何事牛山涕独流？”这首《光岳晓晴》的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许东望。他有意识地为家乡景观赋诗，另有《铁塔烟霏》《崇武连墙》等作。这些诗作后来被地方志收录，逐渐形成了“聊城古八景”的文化概念。

光岳楼下的东昌古城，文脉绵延，世家相继。每一座深宅大院，都藏着一部厚重的家谱。

明清两代的东昌古城，任、邓、朱、傅、耿五大家族相继崛起。他们共同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兴办学堂。后来，他们在各行各业闯出了新路子，不再局限于科举仕宦，而是转型为学者、名厨、武术家、音乐家。任光远有“东昌首厨”之誉，任光地是《共产党是咱的带路人》的曲作者，邓清源是著名武术教师……

文因楼而生，楼因文而名。一代代文人志士让聊城的文化血脉，既有古韵，又有新风。

2024年，首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在济南启动。一个充满巧思的地方赛题——“光岳楼中的‘诗境’与当代文化链接”，将这座古老的楼阁推向了文化创新的舞台中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的百余名研究生，吟诵那些赞美光岳楼的诗词。在当代学子的解读中，这座被誉为“天地间最有文采的木构杰作”，让“宇宙文衡”拥有了新的释义。

千百年来，“宇宙文衡”挂在楼上，一直在问：谁能自这方水土走出，汇入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谁能立于这座高楼之上，铸就挺立千秋的民族风骨？

杨以增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取“先河后海”之意，想来是受了光岳楼的感召，受了“宇宙文衡”的点拨。与泰山遥相辉映，与海源一脉相承，“为往圣继绝学”便有了方向。

楼本身并无光，泰山之光经光岳楼凝聚，化作文脉之源，如河入海，汇于海源阁中。楼与阁，一光一源，一显一藏，守望着那束从岱岳出发、穿越时空的人文之光。

宇宙以光传信，文衡以光知意。我们不必向外苦苦追寻光源，每个人体内，都藏着一颗星辰。

宇宙文衡，就是那座文化灯塔。唤醒你的，正是那映照宇宙的光。

和：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二字，是光岳楼最深沉的期盼。太平，不仅是没有战乱，更是天下有道、万物各得其所的理想状态。

聊城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会盟之地。

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45年，齐、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在牡丘会盟。牡丘遗址就是今天的“台子高遗址”，位于茌平区杜郎口镇台子高村，这一年，是齐桓公称霸的晚期，诸侯纷争，天下板荡。齐桓公为巩固霸权，在此召集诸侯，共商天下大事，史称“牡丘之盟”。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一座座会盟台，像一枚枚古老的印章，盖在鲁西平原上，盖在中国历史的扉页上。

会盟，意味着谈判，而不是厮杀；意味着和解，而不是复仇；意味着共存，而不是灭绝。在那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会盟是和平的最后一道防线。诸侯们坐在同一张盟桌前，争论、妥协、让步，用语言，而不是刀剑，来解决争端。

聊城，堪称会盟台遗址最多的一个地方。这片土地，天生就带着“和”的基因。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老祖宗不会打仗。《孙子兵法》也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会盟本身也是军事、外交综合博弈的结果。在这片土地上，便留存着战争最直观的记忆，一座让一代兵家奇才布下天罗地网的古老村落。

迷魂阵村位于阳谷县城东北6公里处，为战国时期孙膑智胜庞涓的布阵遗址。村中曾有清顺治年间修建的孙膑阁，碑文记载：“迷魂阵……相传为孙膑用兵地，神其术数，运其兵法，以迷魏师魂而夺其魄，以制其命者也。”

那迷惑人心的阵法，谁能解开，谁就能夺了这战场的势。

公元前284年，齐国大将田单率大军攻打聊城，燕将燕冲统兵十万固守聊城。聊城城墙高厚，防守严密，久攻不下。

战事僵持之际，一个人缓缓走来。

鲁仲连，茌平望鲁店人，被誉为“齐国高士”。他既不穿盔甲，也不持刀枪，只带了一支箭，一卷帛书。

鲁仲连走到城门外，将那封书信缚在箭上，弯弓搭箭，“嗖”的一声，射入城中。

这便是《史记》记载的“遗燕将书”，信中，鲁仲连对燕冲晓以大义：“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他为燕冲指明两条路，或罢兵归燕，或叛燕降齐。

燕冲读罢，泪流满面。他知道鲁仲连说得对，可他又不忍背弃燕国。犹豫三日之后，他长叹一声，拔剑自刎。燕军群龙无首，退兵而去。

一纸书信，抵十万雄兵，聊城得救了。

战后，田单要封赏鲁仲连，可他却摆摆手，飘然而去。

鲁仲连“义不帝秦 功成不受”的风骨，被奉为高洁人格之典范。如今，茌平望鲁店村内仍存鲁仲连祠。每逢鲁仲连诞辰，便有其后裔远道而来，焚香祭拜，追怀先贤。

鲁仲连救的聊城，不是今天的古城。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昌知府陆梦履建的“射书台”，并非确指当年箭矢落点，而是要为后人树立一座超越武力的丰碑。有时候，穿透人心的，不一定是带血的箭镞，也可以是洞彻利害的智慧与言辞。

从“余木楼”到“光岳楼”，这座建筑完成了从军事堡垒到文化地标的蜕变。刀剑归鞘，笔墨登场，厮杀声隐入历史的烟尘，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的到来。

然而，文明的逻辑，终究敌不过现实的铁律。

1938年11月14日，光岳楼下的石板路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范筑先登城瞭望，城外，日军的飞机在低空盘旋，坦克碾过村庄，大炮震得城墙微微颤抖。

他捋了捋长长的胡须，扶了扶腰间的配枪，眼神穿过硝烟，或许想起了什么。火药，本是这片土地献给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我们的祖先用它驱散瘴疠、爆破岩石。然而，日军却任由那黑色粉末演化出的枪炮弹药，在这片发明了它的土地上，疯狂倾泻。

核心技术，从来都是国之命脉，一旦输出，便不再是护国的屏障，而可能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刃。有些东西可以共享，但有些命脉，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范筑先收回思绪，对身边的将士沉声说：“誓与聊城共存亡。”

范筑先是馆陶人，自幼以岳飞为榜样。1936年，他调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一年后，卢沟桥枪声响起，日军入侵山东，向鲁西北进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连连下令，催促范筑先率部南撤。

撤，还是守？范筑先站在光岳楼上，清理一下思绪。家国大义当前，他毅然决然，向全国通电明志：“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

范筑先打响鲁西北抗日第一枪，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以聊城为中心，收编当地民众武装，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走共同抗日的道路，先后收复23个县。

一年间，他率部打了上百场仗。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日军恐慌。1938年11月，日军调集部队进攻聊城。15日，东城门被炮火击毁，敌军蜂拥而入。巷战之中，范筑先腿部中弹，血流如注，城破了。

旁人劝他突围，他却轻轻推开，一步步艰难挪至光岳楼下。他抬首凝望楼上“太平楼阁”四字，随后毅然举枪自尽。

他不能做俘虏，不能给日军任何羞辱自己的机会。他要死在聊城，死在光岳楼下，死在这座用生命守护的城市里。

聊城保卫战，七百余人壮烈牺牲。

今天，光岳楼北侧，范筑先纪念馆里，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周围设计三十五根柱子，代表他在鲁西北建立的三十五支抗日支队；碑高五尺七寸，纪念他五十七年的人生。

范筑先没有守住这座城，但他守住了中国人的骨气，守住了这一脉荣光。

聊城是平的，平原一望无际，天如穹顶，地似棋盘。人在其间，走得远了，回头还能望见那座楼。

孩子们在楼下长大，抬头是楼，低头是脚下的青石板。他们不知道，这座楼会像一位棋手，将他们的命运推向远方。

张自忠年少时来过光岳楼，带着梦想奔赴远方。1940年5月，战场之上炮火连天、寸土皆焦，他身边仅剩数名士兵，衣衫染血，已难分敌我。他令部下先行突围，无一人肯离去。他毅然起身，冲向日军阵地，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倒下那一刻，他面朝东方，那是故土的方向。

他没有回到聊城，但北京有了一条路，叫张自忠路。天津也有，武汉也有。

邓钟岳的后人邓延熙是真真正正在光岳楼下长大的。他从小抬头看祖爷爷题写的“太平楼阁”，一笔一画都刻进了筋骨。他在这座城里读书、办报、演讲。

十八岁那年，他去了延安。193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他随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挺进苏北，后编入新四军，任第三师七旅二十一团三营教导员，兼任盐城县十四区区委书记，化名“白果”。

白果是银杏树的种子，坚实，洁白，能穿越时空。他把自己种进了苏北的泥土里，1941年8月，日伪军扫荡，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当地人把他牺牲的地方叫作白果乡。后来有了白果公社、白果小学。一个外乡人，活成了一片土地的名字。

金方昌也是聊城人。他的家在城里，离光岳楼不远，扶着栏杆往远处看，平原连着平原，天连着天，看不到尽头。

他也走得很远。

山西代县，他在那里打游击。二十岁那年，他被捕了。日本人要他投降，他不肯，用血在监狱墙壁上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诗句后，英勇就义。

晋察冀边区政府把他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改名为方昌村。一个聊城人的名字，落在了太行深山里。

三个聊城人，都走了，可他们的名字却回来了。太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光岳楼像一柄古剑插在平原上，像一支笔蘸着夜色，把那些远行人的名字，刻在大地上。

朱光将军是聊城走出的开国将军。

东昌府区郑家镇的人干活利索，走路带风，朱光从小就这样。十六岁那年，他把一担柴挑到集上去卖，回来的时候，柴没了，手里多了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聊城的冬天冷得出奇，河水冻得结结实实，人能从冰上走到对岸去。朱光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破袄，在光岳楼底下等人接头。

后来，他奔赴东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副团长，在林海雪原中对日作战。他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与政治。也正是在那时，他将原名赵金城深藏心底。

百团大战的硝烟里，他的脸被炮火熏得黝黑，只有眼睛是亮的。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从东北打到华北。

我军由原来的单一作战体系，向合成的步炮协同作战转化，朱光作出了贡献。

1950年10月，朱光以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师长的身份率部入朝，打出国威军威。归国之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兵种参谋长、国家兵器工业管理总局局长等职，执掌国家兵器工业发展重任。

朱光文武双全，才华横溢，能诗、能画，参与鲁艺创建、苏区货币设计、军队条例编写等多个方面的工作。毛主席曾说：“和朱光，是‘相尚以道 文气相投’。”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

有人问朱光这辈子都去过哪儿，他说，“东北、苏联、新疆、太行、延安、朝鲜……这一辈子，净赶路了。”

“和”是万世的太平，是会盟台遗址上的千古盟约，是“太平楼阁”匾额中的世代心愿，是中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基石。

当年的抗美援朝，我们敢打，就为了打出一个生存空间。不战而屈人之兵。今天的中国，家大业大，我们手里攥着的，是十四亿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是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前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底气，我们要用智慧，守住这份国运。

宇宙文衡，是对建筑之巍峨、文脉之绵延的礼赞，连接的是五千年文明的纵深。它告诉世人，一个文明可以不通过扩张、殖民、霸权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通过守住自己、护住斯文、照亮他人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宇宙文衡”，作为一个整体匾额，在中国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第二块。

不是没有能写这四个字的人，而是没有第二座楼，接得住这四个字。

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的笔墨有多精绝，而是因为它把自己活成了一双眼睛，活成了一把尺子，一挂就是六百五十多年。

这份独一无二，属于聊城，也属于中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摄影 田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