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政策热，市场冷：托育的双重困境

独自育儿一年半，生活在青岛的28岁的林晓感到身心俱疲。西西弗斯推巨石般的重复劳动，探索欲和活动边界随年龄增长日渐扩大的幼儿对家长体力精力的考验，都在一点点瓦解她的育儿信心。原以为可以轻松抵达的3岁，如今看起来遥遥无期。

最近，她决定找回“母职”之外的生活——重启事业、社交，以及更长远的自我发展。但丈夫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工作繁忙，双方家庭能够提供的育儿支持也有限。重启之路困难重重，她陷入低迷。直到一位朋友分享了自己将孩子送去托育机构的经历，一种新的可能性向这个年轻的家庭敞开。

在这个春天，她怀着一种混杂着纠结与不忍、希望与试探的复杂心情，踏上了寻找合适托育机构之路。

如今，与林晓遭遇相同境遇的家庭还有很多。但将机构托育纳入家庭育儿方式选项的，仍是少数。根据国务院2024年发布的相关报告，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中，有托育需求的占三成以上，但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

同一时期，“十五五”规划纲要列出了20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在七项民生福祉类指标中，托育位列其中。这是2019年“托育元年”以来，国家层面再一次将托育服务摆在民生保障的突出位置。

一边是部分家庭的迫切需求，一边是机构的经营挑战；一边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一边是市场的冷热不均。国家战略层面的“托育热”背后，托育服务的真实图景是怎样的？记者展开调查。

一家托育机构内，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进行户外活动。

“三座大山”

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是托育中心园长朱艳丽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段之一。护送孩子们离园是她的工作，和等候在门口的家长们做细致交流也是。

这是一所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的托幼一体私立园所。和那些自行乘坐校车回家的幼儿园孩子不同，托育中心的孩子们跨出校门时，常常由老师牵领着、用婴儿车推着、或被家长怀抱着。这些日日离家来“上学”的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4个月。

这家全托定价在4700元～5000元/月的托育中心，已在青岛扎根6年。2025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将其列入热门托育机构案例，提到这里“尽管价格不低，但托位十分紧俏”。对此，朱艳丽证实，在过去的三四年里，中心满员是常态。

然而进入2026年，市场悄然变化：备案65个托位，实际入园仅35人。“我们现在处于低谷期。”朱艳丽坦言。

“行业低谷”不是朱艳丽一人的感受。李沧区一家托育中心的园长蔡巧玉用“寒冬”来形容如今的境况。这家普惠性托育机构，占地1493.3平方米，提供120个托位，目前入园仅45个孩子，托位使用率不足四成。

“45个孩子看着不多，但对整体大环境而言，属于还行的。”蔡巧玉表示。

这样的困境并非个案。近一周，记者根据网络公开信息，随机走访、致电市内各区12家托育机构发现，青岛市卫健委在2021年公布的首批市级托育示范机构名单中，有两家已停业。其余走访的机构中，仅一家普惠性托育园满园，其40个托位需排队等候。工作人员介绍，“排位时间不确定，目前只能确定9月可入园。”

低入托率直接影响了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以托大班（一般指2岁～3岁年龄段）为例，记者走访发现，公立、私立以及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师幼比普遍在1:4至1:7之间，满班不超过20人，配备3至4名老师。一家位于崂山区的定位高端的双语特色私立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托大班满班16人，但实际入园仅8人，老师人数仍按满员配置固定为4人，师幼比达到1:2。

更高的师幼比，对家长而言或许意味着更精细的照护，但对机构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经营压力。

人力成本是托育机构面临的“三座大山”之一，另外两座是房租和日常运营。市北区卫健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殷龙近日发表于《人口与健康》的一篇关于托育机构调研的文章中提到，市北区持证上岗的托育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4200元。记者向相关部门核实，该数据采集时间截至2024年，且“这两年浮动不大”。

这意味着，按目前普遍的1:4的配置计算，一个12人托班的月人力成本就已超过12600元。

托育机构的运营还面临一个特殊挑战：不同于幼儿园有固定的入园季，托育孩子的入园时间呈现“滚动式”特点，人数不确定，生源波动大。蔡巧玉直言，目前的托位使用情况仍属于较好的情况，“下半年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指甲剪得整整齐齐”：顾虑是这样打消的

孩子刚满6个月，赵晴将他送去了托育机构。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

她生于1988年，36岁那年生了孩子。考虑到家中老人无法承担带娃重任，孩子一出生，她便开始雇佣育儿嫂。但很快，这一方案的弊端显现出来：家政市场情况复杂，育儿嫂价格不低，却鱼龙混杂，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契合的人，多少要靠些运气。半年时间里，她换了二十多个阿姨，始终未能找到满意的。

更让她头疼的是，育儿嫂往往无法独立完成育儿工作，家中还需另有一名老人协助。这无疑让本就紧张的育儿人手更加捉襟见肘。

“国外不是基本上都送托育机构吗？”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冒了出来。于是，孩子三四个月时，她调整方向，开始向外寻找托育机构。家住李沧区，除了离家太远的，她几乎跑遍了附近的托育机构，“带着孩子到处体验”。

小月龄宝宝的照护难度更大，家长的顾虑也普遍更高。在托育机构里，乳儿班（指一岁以下）的人数往往是最少的，师幼比甚至能够达到1:1，价格也远高于其他班别。

多家对比之后，赵晴最终选定了一家位于崂山区的私立托育机构。一岁前的乳儿班实行一对一照护，月费近8000元。

老师的亲和力、保育方面的专业度、环境，以及价格，都是她考虑的因素。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这是唯一提供实时监控的托育机构。”她告诉记者。

经历了一两周的适应期，孩子在托育机构顺利度过了一年，“基本上每个工作日都去”。

顾虑是怎样一点点打消的？

孩子对老师的喜爱与依赖——会在家里念叨老师的名字；她自认是个挑剔的家长，却发现孩子每天回家后，手脚指甲都修剪得整整齐齐；关于孩子的任何事，老师都会马上联系家长，“身上长了个小红点也会跟你说，甚至比自己带还仔细。”

而最重要的，是孩子呈现的状态：作息规律，情绪稳定，睡前会提起其他小朋友的名字。“每天很开心，可能比在家还开心。”她说。

回顾这一年，她总结了自己生活状态的变化：送托的成本明显高于雇佣育儿嫂，且育儿嫂在家时还能分担部分家务，送托之后，所有家务都需要自己承担。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孩子白天在机构可能产生的安全感缺失，夫妻二人将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高质量陪伴，每个周末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说实话，你不会再把孩子放在那跟别人玩，你会一直跟他玩。这比请保姆花钱、费劲多了。”她说。

尽管如此，她仍认为，对自己的家庭而言，机构托育优于其他任何模式。有邻居咨询托育，赵晴总会分享。“我挺满意的，可能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我吧，但我不会夸张地推荐给别人。”

托育机构内，孩子们在上手工课。

“要做一个大人”

朱艳丽发现，来机构报名的家长大多源自熟人介绍。这既折射出困境——圈层集中，社会普及面有限；也指明了方向——把托育工作做扎实，打消家长顾虑，他们自会向信任的人分享。

在教育领域积淀多年，6年前，她从北京总部调到青岛，在新成立的托育中心任园长，用较高的招聘标准组建了如今的团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以专业立足”成为同行的共识。

记者走访发现，大多托育机构对从业者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年轻化是普遍特点，且大多为女性。朱艳丽介绍，园内老师有“老中青”三级配置，但年轻老师占比不低，年龄最小的生于2000年后，是国内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毕业生。在上述位于李沧区的这家托育中心，33岁的蔡巧玉已是同事中年龄最大的，园里老师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在其他走访的机构，记者见到的也几乎都是年轻面孔。

学历与资质同样亮眼。从业者多以学前教育本科学历为起点，也不乏音乐、心理学等专业背景。高级育婴师证、保育员证、幼儿教师资格证、营养师证……多位老师持有多项证书，专业资质扎实。

一个看似巧合的现象是：这些年轻老师中，不少已是母亲。这意味着她们除了专业技能，还具备真实的育儿经验。同为妈妈，对孩子的照护也多了一份感同身受的耐心与同理心。

赵晴也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她承认，“老师自己也有孩子”，是她建立信任的影响因素之一。

蔡巧玉自己的孩子也是在托育园长大的。如今，孩子在隔壁幼儿园上中班，而她自己，竟在学前教育行业坚持了这么久——这是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女孩，最初未曾想过的。“每年孩子一毕业都得哭。”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朝夕相处那么久，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啊。”

“我特别能理解家长把孩子送园的那一份焦虑。”她说。她记得自己的孩子初入托时，也经历过分离焦虑期，她也曾为此牵挂。

缓解家长的焦虑，除了保证专业的服务，园长能做的，只有密切地沟通。放学时在园门口与家长一对一交流，日常及时将孩子的动态通过照片、视频分享给家长，为家长保留90天内监控的查看权，这些都是托育机构的基本保障服务。

除此之外，朱艳丽提到，自己还会定期约谈家长，提供关于孩子的细致观察记录。“家长焦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和他们沟通。”

蔡巧玉每天都进班，关注每一位孩子、老师以及实习老师的状态。“如果老师一天到晚脸上连笑都没有，那样的人我们是不要的。”

记者探访时，恰逢孩子们午餐后的活动时间，她正站在一间教室门口和记者说着话，时不时有路过的孩子抱着她的腿喊“园长妈妈”。突然，她眼睛瞥见了什么，立刻中止谈话，呼喊教室内的其他老师去找寻一个男孩。

“我刚才还看见他在那儿，现在怎么看不见了？”她指着教室最后面。主班老师前去查看后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男孩躲在了一扇门后。

“把门关上。”她马上嘱咐老师。随后摸摸男孩的头问：“你是觉得有点热了吗？”

眼睛要时刻盯着所有人——这是这份工作“压力”的来源。孩子们午睡时、老师们轮流吃饭时，目光都落在孩子身上。怕孩子受伤，怕家长不满意，这些担忧如影随形。但在蔡巧玉看来，能否消解压力、开心地工作，才是衡量一名托育老师最重要的标准，“你不开心，孩子能感受到”。

“要做一个大人。”当有老师来反馈问题时，她总会这样回应。

托育老师为不足一岁的婴儿喂辅食。

看不见的“眼睛”

在托育机构的“寒冬”里，有一双眼睛始终在场。

阳英是市北区卫生健康局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四级调研员。2020年，青岛开始大力推进托育工作，她的职责中也增加了托育这一项。六年来，她眼看着托育市场一年年变化，政策也一步步改革、完善。

为解决出生率下降背景下幼儿园的生存困境，同时承接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2025年，他们将“托幼一体化”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如今，辖区内84家备案机构中，已有83家实现了托幼一体。

监管从备案环节就开始了。消防、食品、卫生、场地、人员资质……样样要把控。除此之外，基于对机构情况的充分掌握，他们还设立了“红黑榜”，及时更新，动态调整。一家有问题的幼儿园，至今未能通过托育备案。

“怎么衡量服务质量好坏？其实就是一个口碑。如果家长投诉多，一定是服务有问题。”她说。

“突击暗访”是她的工作特色。不打招呼，直奔现场。不安排接待，不听汇报，带着目的直接看——半天时间，她能跑七八家。

她有自己的暗访心得：专挑上午10点到10点半之间。“这是孩子吃加餐的时间，”她解释，“加餐好不好，直接说明托育的质量。”

处在监管者的视角，她既看到家长的需求，也看到机构的经营压力。对于行业普遍感受到的“寒冬”，她有自己的理解。

“生源减少，竞争加剧，这对机构而言确实是挑战。但从行业发展来看，优胜劣汰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品质好的机构，自然能存活下来；如果服务跟不上，也会被市场淘汰。从长远看，竞争有助于推动行业优化升级，有竞争才有提升的动力。”

从会议室望向窗外，市北区84家备案托育机构散布在街巷楼宇之间。放眼全市，一套更为系统的政策组合拳正在铺开。

2026年1月，青岛市出台托育服务保育费补助方案，对符合条件的普惠托育机构，按照二孩、三孩每月3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真金白银”的投入，意在降低机构运营成本，也让普惠托育的价格更有竞争力。

监管的触角也在延伸。目前，青岛建立了“智慧托育综合服务监管平台”，从机构备案、人员资质到日常运营，全程可追溯。卫健、教育、消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

而在更宏观的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托育服务将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

与此同时，法治的保障也在加速落地——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于2026年正式列入立法计划。

托育服务，一头连着家庭的生育意愿，一头连着行业的生存发展；一头是“带娃难”的现实焦虑，一头是“十五五”的战略布局。它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市场行为；既需要政府的托举，也需要行业的自律。

在政策热与市场冷的张力中，在家长需求与机构供给的匹配中，托育服务正在经历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而蜕变之后，受益的将是每一个年轻的家庭，和每一个坚守的从业者。（文中林晓、赵晴为化名）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