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于人民和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再思考

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应用场景的拓展，使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以青年群体为代表的受众日益依赖移动平台获取信息，多元复杂、良莠并存的海量信息持续冲击着年轻一代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受到“自媒体”和商业平台的冲击，其话语权与影响力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构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遵循当代受众的认知规律，创新舆论引导机制，以适应媒介生态的时代性变迁，已成为媒体亟待回应的重大现实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供了根本指引，也为如何进一步以媒体融合为抓手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指明了方向。

当前，媒体既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中信息发布、民意沟通、舆论引导方面的经验，也要深刻理解新时代媒介生态和舆论环境的新特征，主动作为，推动深度媒体融合，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实现新闻舆论工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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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坚守为人民服务宗旨

(一)主流媒体是传播社会进步的主力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在多项重大战略工程与历史性任务中均展现出卓越的国家动员能力与系统执行力。

以“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与推广为例。该系统从关键技术突破到实现全球服务，不仅是一项重大科技工程，更是一场历时二十余载的社会传播与意义建构实践。在其建设的过程中，国家通过新闻发布会、白皮书、重大成就报道等体制化渠道进行战略叙事，将北斗系统塑造为象征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主权安全的核心符号。

主流媒体与新型传播平台协同发力，以“重大工程”“自主创新”“惠民应用”等为框架，对北斗系统进行多层次报道，系统引导公众理解其战略价值与民生意义，有效构筑了支持科技创新、认同国家成就的社会共识，形成了持续积极、理性自信的舆论氛围。

这一实践也印证了在当代中国，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组织社会、凝聚人心、推动民族复兴的要素之一。

(二)新型主流媒体仍应坚持人民性这一出发点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既是我们党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社会认知与实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认同与自觉行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持续深厚的道德滋养，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广泛精神力量、构筑坚实舆论支撑，既是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天然义务和责任，也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必然要求和目标。

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标准应以一切言论行为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准则。人民性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单向度的“喉舌”论或商业媒体纯粹的流量逻辑，将舆论场的价值锚点置于公共性与公益性之上。

媒体需要从受众出发，在议程设置、事实核查、价值引导等各个环节，自觉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共识的凝聚。全媒体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亦要实现价值引领，成为连接个体诉求与公共福祉、推动社会团结的协商平台。

要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就要充分了解和切实贴近新时代，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媒介生态，广泛动员新时代的网络原住民。这也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三)只有加快融合创新，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创新，首先是理念上的创新。要善于运用融媒体思维、全媒体思维、智媒体思维，更加注重在“融”的广度和深度上做文章。不但要继续推动新闻媒体机构、业务、从业人员融合，还要加快推进人与平台的融合、人与技术的融合、平台与受众的融合，从以媒体功能和内容为中心的融合向以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融合转变。

加快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既要注重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从紧贴合、下沉式、易接触、软传播出发提供解决方案；又要重视发挥技术的引领作用，通过搭建传感器系统、云数据采集系统实现信息的快速易达与舆情的即时监测反应无缝对接。

同时，继续创新信息传播形式，塑造受众开放的信息接触和消费的跨媒体迁移习惯。对社会关切的重要议题也可以采用慢直播、体验式直播、交互式直播等形式整合民情民意，实现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的信息触达效果。

02

强基固本：构建全媒体平台融合新格局

信息保障与反应能力是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包括公共卫生风险在内的现代社会风险是一种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无论是社会加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性因素累积，还是社会个体对于风险的感知水平，都在随着现代化程度和技术应用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完善健全的信息安全体系不仅能够提升社会对于风险的识别、监测、评估能力，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爆发时可以规范有效地处理和应对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会成员的风险焦虑甚至恐慌。对于政府和社会成员而言，精准响应的前提都是快速、全面获取信息。

因此，建设一个宽到边、深到底的大融合、全系统融合的融媒体矩阵，是在风险爆发中识别风险来源、疏解恐慌情绪、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渠道，也是建立现代风险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固本：中央级、省级媒体应发挥引领作用

媒体的大融合、全系统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实现上下联动、相互配合。

央媒和省级媒体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尽快完成平台化建设和全媒体转型，切实提高包括应对现代系统风险的重大议题和民生课题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监测、意见汇聚能力。舆情监测系统尽快实现互联互通，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综合运算能力和快速响应水平，也可以更好实现上下联动和精准回应。

(二)强基：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媒体大融合系统的神经末梢，是反映和沟通社情民意的触角。明确服务性是基层融媒体当下媒体融合建设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全媒体时代向“新闻+服务”自主转型的必然选择。

从信息汇集和新闻分发的角度来看，央媒和省级媒体普遍建设的中央厨房式融合新闻生产机制，以及网络媒体平台广泛存在的OGC和UGC信息输出机制，对县级融媒体的新闻功能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挤压，传统的上传下达的“传声筒”作用越来越弱化。

但因基层融媒体与人民群众距离最近，使其可以在群众最关注、与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民服务、社情沟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形成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型基层融媒体功能定位。简言之，能否服务好基层群众是衡量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效的核心指标。

(三)固本强基的优化路径

省、市、县媒体应立足自身定位强化三项能力：一是向上黏合的能力，二是向下扎根的能力，三是上下贯通的信息整合能力。

首先，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准确把握地方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方面的差异化措施，保证在政策宣传上不跑调、不变道。

其次，要把群众所想、群众所急、群众所盼作为融媒体中心的核心传播工作，推动、配合政府部门破解焦点热点问题。

最后，以媒体融合为抓手积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整合资源流、数据流、意见流，把舆论宣传、新闻资讯、民生服务整合起来，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03

融通舆论：正能量场域的构建机制

媒体融合的主要工作是“融”，但要旨在于“合”。这里的“合”，是指和合、和谐的文化和社会网络。“融”只是起点，一切“融”的手段、方式、技术都要为“合”服务。融而不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融合。中央、地方媒体和“自媒体”应善于利用融合平台和信息端口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构筑舆论空间中的“同心圆”。

(一)融合新技术，重塑正能量场域

主流媒体应通过新的融合媒介形式，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推动从网上到网下的共情共振，为社会和谐稳定积蓄正能量。

例如，在2023年执行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及多家媒体机构，创新运用了多链路天地同步直播、增强现实(AR)轨道与对接可视化、舱内第一视角慢直播等融合传播形式，对发射、交会对接、空间站入驻、在轨工作及返回等全流程进行了全景式、伴随化直播报道。该系列直播不仅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关键动作的高精度、沉浸式实时呈现，更以极具临场感和人文关怀的叙事方式深化了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科技认同与集体自豪感。

这一实践不仅标志着我国重大科技事件融合报道在技术集成与叙事创新上达到新高度，更以其空前的公众参与规模，成为运用主流融媒体手段凝聚社会共识、塑造集体记忆的典型案例。

(二)提升融合本领，更好地与舆论场共情共振

主流媒体的融合本领和能力，不仅包括技术应用的能力，更包括营造理性健康舆论环境的能力以及占领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制高点的能力。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发挥融合功能，在充分尊重传播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组织优势，主动实现基于新技术平台、新媒体传播的再媒介化过程和系统性再造。

应当指出，融通舆论不是取消不同意见和有益的批评，而是要更好地利用融合手段了解民意、汇聚共识、开展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借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存同化异，形成正能量舆论场的共情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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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内外：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共同体建设

在全球传播秩序的深度重构中，中国媒体要实现由“可见”到“可感”的跃迁，首先应完成叙事范式的转换——由单向度的翻译式外宣转向多声部的议题共创。移动互联与算法分发技术为跨文化主体提供了同时接入、即时交互、协同阐释的可能。在此语境下，中国故事不应是被固化的文本，而应成为适应再语境化过程的流动话语。

主流媒体可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依托5G+4K/8K超高清、XR沉浸式演播室、AIGC等融合技术，与全球头部平台共建虚拟编辑部，广泛邀请海内外创作者围绕同一主题同步生产短视频、播客、数据可视化产品，实现一个主题下的协同叙事和全球共创。

特别是要善于从共通情感出发设置议程，使观看和转发转化为参与式仪式，从而在“技术—情感—价值”的耦合中实现跨文化共情的放大效应，并生成新的“全球中国”。

游戏、音乐与体育赛事是去疆域化全球文化实践的生动形式，天然具备消弭“文化折扣”的潜能。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运用“5G+4K/8K+AI”推出“智慧中枢”，通过虚拟演播室、多语种多平台同步直播、数据可视化叙事等手段，实现了对全球受众的立体传播。相关赛事报道在YouTube、Facebook、TikTok等平台同步播出，极大增强了中国声音的触达率与可感性。

这一融合传播实践不仅突破了语言与地域的限制，也彰显了主流媒体在技术支持下进行议题设置与架设共通情感的能力。当然，技术手段的先进性并不等同于传播效果的有效性。在运用新技术开展国际传播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接受习惯和认知特点，避免“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

做好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要求我们既要讲好“大中国”的故事，也要讲好“小中国”的故事；既要展现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也要呈现普通民众的生活变迁，让海外受众在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中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

例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看看新闻Knews以城市治理经验、“人文上海”品牌故事为切口，在YouTube、Facebook等国际社交平台上推出系列短视频，以贴近全球都市人群关注的环境、教育、医疗等话题，引发广泛共鸣。这类基于地方资源的全媒体叙事策略为中国故事“走出去”提供了更多国际传播的表达路径，也让世界更直观地感知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样貌与人文气质。

新型国际传播共同体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内容互换和技术共享的层面，更要在价值理念和发展愿景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跨文化对话深化国际合作，“借船出海”与“造船远航”相结合，构建起基于共通情感的多元行动者网络，诠释中国故事的全球价值，促进全球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深度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李月：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文健：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6年2月号，原标题为《融于人民和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