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与新闻规范——以短视频为例

作者：吴圆圆（上海大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3期

导 读：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框架，剖析技术、媒介与文化的交互机制对新闻价值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自2024年初Sora问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加速嵌入新闻生产与传播，驱动短视频新闻范式的深刻变革，显著提升其生产效率与内容表现力。然而，算法驱动的流量逻辑与情绪化推荐机制在放大信息商品化倾向的同时，也在削弱新闻的真实性、原创性与公共价值，并不断挑战专业规范的边界。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实现效率与伦理的动态平衡，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讨论的议题。

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框架，聚焦短视频新闻的规范挑战，探索技术、媒介与文化的交互机制如何重塑新闻价值的社会关系。

一、技术驱动的短视频新闻生产：范式变革与传播重构

短视频新闻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的一种形态，通过技术驱动的视听创新与算法分发，正在重塑新闻传播生态。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截至2025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68亿，使用率达95.1%，位居网络视听应用之首。主流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构建广泛的社会连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在短视频平台运营超300个百万级粉丝账号，粉丝总量突破亿级，显著拓展了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优化了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效率，在提升新闻生产力的同时重构新闻生产关系，并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

（一）短视频的多模态与意义生成。短视频新闻以多模态叙事为核心，融合视觉、听觉与文字元素，表现为碎片化表达、视觉主导与高交互性的特征，区别于传统新闻的单模态叙事。其时长通常在10秒至3分钟左右，通过动态影像、简洁字幕与音效压缩信息，适应注意力经济下的传播需求。视觉主导的传播机制通过图像与声音的协同作用，增强叙事的情感共鸣与文化穿透力；交互功能如点赞、评论、转发等则使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内容协商的参与者，赋予短视频新闻跨越地域与文化的传播效能。

以克雷斯(Kress)和范·鲁文(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派，构建了一套系统功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强调视觉语法的决定性作用[2]，为短视频的多模态特征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在短视频中，视觉语法通过景别、构图、角度、色彩等与文字、声音动态组合，拓展信息表达的维度。例如人民日报抖音号的高流量视频时长多为30秒至1分钟，常采用快速剪辑和特写镜头，通过视觉节奏引导观众迅速捕捉核心信息。影像再现直观的新闻场景，字幕补充关键事实，音乐与音响强化叙事氛围，三者共同构建紧凑而富有感染力的精炼化叙事结构。

然而，碎片化表达提升了传播效率，也导致了内容浅表化；交互性机制增强了用户参与度，也可能放大情绪化传播，削弱新闻的深度与客观性。以抖音平台虚假短视频为样本的研究显示，暖色调等视觉特征显著增强用户对虚假信息的接受意愿。[3]生成式AI的介入加剧了这一过程，例如2025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山火事件中，AI生成的“好莱坞巨型标志牌被火焰吞没”的图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混淆了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此类案例揭示了多模态传播在技术生产力驱动下的双重效应：优化叙事效果的同时重构符号体系与受众认知，凸显规范重塑的动态性。

（二）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的微观重塑。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分析、算法优化与生成技术，深刻重塑短视频新闻的选题策划、内容制作与分发审核机制，体现为高效化与个性化的生产逻辑。与多模态叙事的宏观范式变革相比，AI技术在微观层面的改造直接作用于新闻生产的操作流程与实践场域。《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使用AI工具进行图片、视频制作的用户占比31%，约三分之一网民参与AI内容生产，技术普惠效应持续释放。[4]主流媒体如总台央视、人民日报通过AI优化短视频生产流程，提升内容表现力与传播效率。然而，在市场化和资本驱动的语境下，算法逻辑悄然重塑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挑战新闻的专业性与社会价值。

在选题策划环节，AI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与热点趋势，生成契合受众偏好的标题与脚本。如字节跳动旗下的“头条号”利用算法预测用户兴趣，自动生成高点击率的新闻选题，缩短策划周期，增强内容的流量吸引力。在内容制作环节，计算机视觉与生成对抗网络等技术识别关键帧、优化视频节奏、生成虚拟场景，突破传统拍摄的时空限制，提升叙事的沉浸感与视觉吸引力。在分发与审核环节，协同过滤算法结合用户画像实现精准推送，自动化审核通过关键词与图像检测提升效率，增强用户黏性。这些技术应用优化了短视频新闻的生产链条，但其背后潜藏着算法逻辑与资本驱动下生产流程的流量倾斜，削弱了新闻的公共话语功能。

AI驱动的微观改造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在日益暴露深刻的伦理风险。首先，数据驱动的选题策划倾向于高情绪化与争议性内容，边缘化深度议题，强化同质化趋势，削弱记者的专业判断力。其次，智能剪辑与虚拟场景生成虽丰富了叙事效果，却可能压缩背景信息或模糊事实边界。在哔哩哔哩平台上，超14万名网友针对“AI生成新闻素材”投票，反对率达67%。[5]用户评论指出，AI生成内容与事实结合的偏差削弱了报道的可信度。最后，算法优化的分发机制放大情绪化内容，强化信息茧房效应，由于自动化审核对复杂语境的误判，又可能导致内容误删或虚假信息漏检。人工智能对短视频新闻生产的微观重塑，既展现了技术赋能的潜力，亦揭示了算法逻辑和资本驱动下记者、受众与平台权利关系的复杂变迁。

二、技术、媒介与文化的交互张力：短视频新闻的伦理挑战

人工智能与算法机制深度嵌入短视频新闻的生产与传播，赋予内容创作前所未有的效率与表现力。然而，这种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变革不仅革新了新闻的物质基础，而且在生产关系层面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困境。短视频作为数字时代催生的新型媒介形态，凭借多模态叙事与算法分发改造了新闻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在技术、媒介与文化的三元交互下，效率驱动与伦理约束、流量逻辑与公共价值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并不断侵蚀新闻规范的根基。

（一）技术逻辑对新闻规范的冲击。人工智能与流量经济的协同作用形塑了以效率优先、流量导向的短视频新闻生产逻辑，深刻改变着新闻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导向。生成式AI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生成对抗网络等技术，实现选题策划、脚本生成与视频剪辑的自动化。短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往往优先推送高情绪化、碎片化内容以最大化流量收益。短视频新闻中，社会新闻明显属于关注热点，娱乐化选题的流量远超严肃议题。这种技术与经济的双重逻辑提高了传播效率，却偏离了新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规范。

生成式AI的虚拟镜头与合成画面因逼真效果易引发真实性争议，模板化生产则导致内容同质化，而记者的个性化表达正被标准化流程取代，算法偏好情绪化和冲突性内容，则进一步弱化新闻的政治价值与社会责任。按照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在现代传播社会中，“共享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感受共同的历史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而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技术联结越来越强，象征性的联结却越来越弱”[6]。在短视频新闻中，算法驱动的流量逻辑将新闻嵌入情绪化叙事与消费文化中，转化为满足即时感官需求的文化产品。优先推送争议性社会新闻虽吸引用户关注，却会压缩深度议题的讨论空间，削弱新闻的理性思辨功能。这种技术逻辑既改变了新闻生产机制，更在文化意义上突破了新闻规范的伦理底线，凸显了技术治理的迫切需求。

（二）三元交互下的媒介与文化重构。短视频新闻的伦理困境根植于技术、媒介与文化的三元交互，这一过程通过重塑新闻实践与文化意义生产挑战传统新闻规范。人工智能通过多模态叙事与算法推荐，融合视听表达与交互性，形成直观、碎片化、高互动性的传播形态，深刻改造新闻的生成与接收方式。新闻文化作为扎根于政治文化土壤的专业实践，“涵盖新闻日常工作所需的各种技能和操作，以及一整套宽泛的假设，既包括国家的政治文化，也包括新闻业的角色”[7]。而在短视频场域，技术驱动的媒介逻辑从理性思辨转向感官刺激，弱化新闻文化的客观公正，改变了新闻生产与文化传承的生态。

AI工具与算法机制推动记者从深度报道转向快速化、碎片化生产，受众通过点赞、评论等交互行为参与意义建构，放大娱乐化与感官刺激趋势。短视频的碎片化叙事打破传统电视新闻的线性结构与时空连续性，消解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整体语境。这种媒介形态将新闻文化从公共理性平台降格为个体化消费场域，侵蚀新闻的公共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短视频的“见证式”叙事虽突破传统媒介的“拟像”再现，但其个体化叙事的表达局限在于“个体经验受到个体思想深度、阅历广度的制约，经验视角的存在消解了主体性、偏离了现实的本源”[8]。

技术、媒介与文化的协同作用使新闻变为一种“快餐式”消费品，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送强化信息浅表化与信息茧房效应。短视频新闻的碎片化与即时性消解传统新闻的时空框架，使其从系统性公共叙事转向感官化、个体化体验，弱化文明传承与社会意义的生产。结果就像德布雷所言，技术联结削弱历史意识与象征性联结，导致“文明传承的危机”[9]。这种文化重构不仅是技术现象，更涉及价值观念的再生产，揭示新闻伦理规范的结构性困境。

（三）技术与资本博弈中的公共性危机。媒介承载着社会知情权与公共性期待，正如汪晖教授所言，“媒介的公共性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10]。然而，在短视频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中，技术逻辑与资本力量盘根错节，正在侵蚀新闻作为公共领域的规范根基，体现效率提升与规范侵蚀的悖论，凸显出技术驱动下公共性危机的结构性特征。

短视频新闻以多模态表达与即时性传播重构信息生产逻辑，在技术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将新闻简化为碎片化、感官化的“短平快”信息片段。梅罗维茨指出，“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某个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11]。在移动互联的媒介环境中，短视频平台以算法为核心驱动力，优先服务于流量变现而非公共性更非人民性。在短视频新闻场域，算法偏向推送感官化和即时性内容，导致深度议题被进一步排挤，强化受众的信息茧房效应，削弱新闻作为社会沟通桥梁的功能。例如，2024年“放弃工作去摆摊月入9万”的热搜新闻，在算法的助推下强化了“快速致富”的叙事，却掩盖了社会结构性问题及其复杂性，引发公众对媒介可信度的质疑。正如顶端新闻评论员所评：“这种伪励志的创业新闻，并不是所谓的‘正能量’，也不能鼓动起百姓创业的激情，相反地却让公众看到了创业宣传的荒唐，并产生信任危机。”[12]

技术与资本的博弈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性危机。技术封建主义理论揭示了技术巨头通过数据垄断与算法控制，形塑“数字领主”与“数字农奴”的权力结构。[13]短视频平台作为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体，通过云端技术集中控制信息流向，强化了资本对新闻生产的渗透。平台经济的垄断性瓦解了市场分散性，本质上是资本通过技术重构实现剥削升级。[14]平台算法偏向推送高流量、低深度的内容，压缩记者的文化资本与专业实践空间，削弱新闻服务公众利益的公共性原则。公共领域的平等性与开放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资本逻辑的排他性替代，新闻的公共价值逐渐让位于商品化叙事。这一危机不仅关乎媒介功能的异化，更折射出社会关系的深层危机。当技术与资本的合流强化新闻信息生产的不平等，边缘群体的话语空间就被进一步挤压，公共领域的沟通功能则被碎片化内容取代，由此，媒介的公共性危机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缩影。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的短视频规范：社会关系与治理路径

短视频新闻在人工智能与流量经济的双重驱动下，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而且引发一系列新闻商品化问题，特别是伦理困境。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辩证视角，剖析技术驱动的社会关系变迁及其引发的新闻真实性与公共性的异化，并通过分析社会关系变迁的转型机制，探索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综合治理路径，为形塑短视频新闻伦理规范提供参考。

（一）社会关系变迁与新闻价值的商品化。短视频新闻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高效生产与精准分发，转变了新闻生产的社会关系，使新闻价值从公共信息服务向流量驱动的商品化发生了结构性偏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商品兼具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当交换价值占据主导地位时，使用价值易被遮蔽，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新闻作为信息产品，其使用价值在于传递真实信息、促进公共理性，而交换价值则通过流量转化为经济收益。在平台经济中，算法作为支配性生产工具，掌控内容生产与分发，形成“平台—创作者—用户”的不对等关系。专业记者为迎合算法推荐的高流量需求，倾向于生产情绪化、碎片化内容，这会削弱新闻的真实性与公共性。

2024年，警方破获一起利用AI软件生成虚假新闻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经营5家MCN机构，运营账号842个，最高峰日产4000至7000篇虚假内容。[15] 2025年4月，上观新闻报道《三人两个月炮制30万垃圾信息，AI造谣绝不能“零成本”》，揭示AI生成虚假短视频通过夸张标题与画面获取流量，严重扭曲新闻真实性。这些案例反映了算法逻辑下新闻价值的商品化趋势，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内容生产，进而强化了资本逻辑对新闻使用价值的挤压：“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6]算法颠覆了传统“记者—编辑—读者”模式，将记者的创造性劳动异化为AI内容的组装性劳动。这一社会关系变迁加剧了信息生产的不平等，凸显了以人民性为导向重塑记者实践的迫切性。

（二）人民性导向的记者实践再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人民为中心，提倡新闻记者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与公共价值。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指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17]在短视频新闻语境中，算法驱动的内容生产常导致新闻价值的商品化倾向，表现为模板化、碎片化的内容偏离人民性。

传统新闻生产以记者的专业技能和事实核查为核心，通过深入现场、核查事实，构建与公众的信任纽带。但是短视频平台的快节奏传播与算法逻辑挤压记者的能动性，内容生产日益受数据驱动的选题与分发机制制约，新闻的公共价值被市场化压力削弱。李彬曾这样评价甘惜分等一代人的思想：“毕生追求真理，相信真理，而马克思主义既是他们心目中救国救民、至高至大的真理，也是人类新闻摆脱异化、走向自由解放的真理，故而他们创立的新闻学看似没有那么雅致，那么从容，那么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但在一派浑厚朴拙中却不掩‘英特纳雄耐尔’的精神光辉。”[18]这一传统也表明，新闻生产的创新依赖于记者对社会结构的洞察、对复杂议题的政治把握以及对人民利益的敏锐感知。由此启示当代记者将基层实践与议题挖掘相结合，传承人民记者追求真理、抵制异化的精神，运用批判性实践对抗算法驱动的浅层化趋势。

实地调研是记者实践的根基，也是选题设计与内容生产的根本环节。在短视频时代，人机协同从传统工具性角色向伙伴性角色模式转变[19]，技术工具为调研注入新动能。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慧敏指出，记者既要“站在天安门上看全国”，拥有政治家办报的视野，又要“站在田埂上找感觉”，践行群众路线。[20]记者通过俯身向下的系统性调研，挖掘公共议题的深层价值，以对抗算法驱动的碎片化倾向。如地理信息系统与大数据分析助力精准识别区域性议题，实时用户反馈分析为选题提供动态依据。在主流媒体的实践中，新华社三农新闻官方抖音号@新华社三农将三农议题的基层调研转化为直观内容；《光明日报》“大调研，我们在行动”栏目通过矩阵式传播将基层群体的诉求融入公共视野，平衡公共性与市场化压力。这种技术赋能的调研实践促使记者转型为公共议题的主导者，运用多模态叙事与数据可视化传播严肃议题，为新闻生产注入真实性与社会价值。

（三）多元主体协同的技术治理路径。短视频新闻的规范需要超越个体伦理自觉，构建政府、平台、记者与公众协同的治理体系。算法与资本逻辑加剧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怀疑，而记者深入实际并与技术结合则有望从根本上重塑新闻生产的公共导向，从而提升算法的透明度，遏制资本的利益驱动。另外，建立审计机制也能有效约束技术偏差，遏制信息商品化的趋势。2025年9月中国出台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定AI生成内容需添加标注；欧盟2024年8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要求高风险AI系统披露算法逻辑，均凸显透明性对信任重建的意义。透明性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一种新闻意识，它“一方面约束了新闻核实行为，一方面显示了对受众的尊重，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养成为公众服务的意识”[21]。短视频平台通过公开推荐算法的核心逻辑与数据处理方式，以透明原则促使记者践行服务公众的职业理念，增强受众的知情权，缓解“黑箱”操作引发的信任危机。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需明确各方角色与机制。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流量补贴及公益性内容扶持机制，激励深度报道与公益价值导向的内容生产，平衡商业化压力对技术应用的制约；平台应开发AI辅助事实核查工具与可解释性算法，优化推荐机制，优先推送公益性内容。人民日报的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23年成立科技伦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实验室科技伦理建设工作[22]；国内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也已试点AI检测虚假信息的事实核查系统，结合人工审核提升内容可信度。记者作为新闻生产的主体，需掌握算法优化与伦理判断技能，在生成式AI重塑“真实”认知的背景下，秉持人民性原则，以批判性实践平衡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设计兼具真实性与公共价值的内容矩阵。同时，需警惕技术滥用风险，避免过度依赖算法削弱职业主体性。公众通过曝光虚假信息等问责机制，推动平台改进算法规则，融入社会监督视角，夯实治理的社会基础。

为优化社会关系，可探索“公共算法”模式，由监管机构与平台合作开发以人民性为导向的推荐系统，优先服务公共价值。同时，建立“短视频新闻伦理评估体系”，定期审查平台内容表现与算法偏向，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社会利益。由于深度报道耗时长、资源需求量大，现有媒体资源配置难以充分支撑，政府引导的资源支持和公益性内容扶持机制可为优质内容生产提供保障，缓解市场化压力，激励记者深入基层挖掘公共议题。这些措施通过多元协同，调整短视频新闻的生产关系，回应技术变革对新闻规范的挑战，维护以人民为本的数字新闻生态。

四、结语

短视频新闻的兴起为技术变革与新闻规范的交互研究提供了鲜活场域，其动态演进折射出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复杂张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社会关系为认识取向，揭示了算法驱动的新闻生产如何在生产力跃升与生产关系变迁中重构价值逻辑与伦理边界。技术与资本的交织使新闻价值在市场化逻辑中发生异化，体现了这一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层矛盾。虽然跨学科视角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多维洞见，如传播学的算法偏向研究揭示了技术对信息筛选的微观影响，社会学的数字劳动批判剖析了生产关系的异化根源，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将这些现象置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加以审视。这种理论视野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的治理框架局限，强调“两个结合”与文化自觉在全球新闻规范研究中的独特意义。技术与规范的斗争不仅是媒介生态的重构，更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再分配，呼唤对新闻实践的批判性审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重塑新闻实践与理论，为短视频新闻的规范治理提供了根本原则与方向指南。全球技术治理实践也表明，算法公开与公众参与可以约束技术偏差。但是，单纯依赖公众能动性可能导致责任转嫁，弱化平台与技术开发者的伦理义务。因此，治理需以人民性为导向，整合政府、平台、记者与公众的协同机制，通过算法审计、事实核查与公益性内容扶持，调整新闻生产的社会关系。这种治理模式超越技术修复的局限，将技术设计嵌入伦理约束，并以制度创新促使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与社会联结功能。

面向未来，短视频新闻的规范研究不仅是技术与伦理的协调，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数字时代的实践延伸。文生视频等技术的兴起持续改造受众对真实性与公共性的认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则可能进一步冲击新闻职业伦理，如机器自主决策对真实性的挑战。如有学者所言，“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暂时停下来，重新定位，或者继续从事我们过去的事情，也可能是转变方向”[23]。未来研究应聚焦算法如何重构新闻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探索人民性原则在全球数字生态中的文化适配性。通过跨学科理论创新与跨文化治理实践，短视频新闻研究可为全球数字新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打造新局面。技术与新闻规范的动态调适在人民性原则的指引下，将推动新闻实践与社会福祉的深度契合，擘画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制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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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吴圆圆.技术变革与新闻规范——以短视频为例[J].青年记者，2026(03):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