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日记可以为历史作注？

一生倾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宋遂良先生，新近成为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

3月27日，“清气韵如兰——宋遂良文献与研究‘新集两种’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国内一线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济南本土文化学者共聚一堂，就《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宋遂良/著，臧杰/编）和《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臧杰/著）两本新著的文学和文献价值展开深入研讨。

什么样的日记可以为历史作注？透过宋遂良先生的《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或可窥见答案。

真实为本

日记作为一种最私密的文体，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记录心迹、排遣情怀的载体。与官修正史的宏大叙事和回忆录的事后追忆不同，它以“当日当时”的原始记录而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

“我从十四岁起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最初那些日记大多丢失了，到了1950年以后，才郑重地把它们保存起来。”2024年，时年91岁的宋遂良先生曾这样谈起日记。

现年93岁的宋遂良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这部跨越五个年头、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日记，记录了青年宋遂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关键、最复杂的转型时期，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的完整心路历程。

正如宋遂良在序言中所言，“日记是私人的生活记录和心灵倾诉，我没有给别人（包括妻子）看过，更不会想到要公布于世。”之所以弥足珍贵，首要之处就在于这是一份未曾矫饰的原始记录。在整理出版时，除了纠正错别字和用了一些人物代称以外，“没有做任何的增删修改”。对历史原貌的尊重让日记文本保留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信息，包括那些令人心酸的细节。

“在三年级被批斗开除团籍之后，这种检讨反省自我批判几乎天天都有，我还写过血书，真诚悔过。”即时的、未经修饰的原始记录赋予日记天然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当时的诸多遭遇。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时的日记记录，类似“血书”的细节如果只是出现在回忆的阐述中，会不会被有意或无意地规避？

恰如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玉栋所言，“《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最感人之处，在于生命情态的一个‘真’字。这是一位有特殊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心灵史、成长史、隐秘史或者说隐痛史，一位青年人内心的撕裂焦灼，矛盾冲突，以及喜悦忧伤，压抑委屈，忐忑不安，还有不断地自我批评，自我否定，几乎天天都在检讨自责，可以说读得我心惊胆战，这是我读到的最真诚的书写之一。尽管是日记，但它远比好多好多的小说冲击力更强，也更直接，更有分量。”

不回避时代的伤痕，不掩饰个人的迷茫。诚然，唯有如此才能成为信史。

细节为骨

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宫立教授的统计，宋遂良先生的《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不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一部涵盖了诸多复合文献的综合呈现。诸如购物单据、讲义、教材、课堂笔记、贺卡、谈心纸条、收听足球比赛所做球员记录、汇款单、演出照、选民证、月份牌、游泳证、电影票、戏票、入场券、演出说明、介绍信、国庆口号、学术手稿等内容，不一而足。

如果说真实是日记的灵魂，那么细节就是支撑其灵魂的骨骼。与往往宏观走笔的历史教科书相比，这种事无巨细的个体微观记录，恰恰构成了历史的质感。同时，前述物件就像一件件信物，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重返历史现场。

编者臧杰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历史叙事的“织补”。所谓“织补”，就是通过散落在日记中的生活碎片，将宏大历史叙事中缺失的细节重新拼接起来。

例如，日记中记录了一次与老舍先生的通信。1961年，尚为大学生的宋遂良给老舍先生写信请教关于太平天国历史小说的写作问题，信寄出三天后，老舍便回信了，建议他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这封信及相关的日记记录，不仅是两位文人交往的佳话，更折射出当时文艺界前辈对青年无私提携的风气，以及那个时代知识界关注的历史视角。

细节的力量是无穷的。得益于这些细节记录，我们回望那个时代不再只是看到一个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

《清风·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中收录的关于“茅盾文学奖读书班”的日记同样如此。作为第一、二、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的成员，宋遂良先生此间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评选过程中的争论、标准的确立以及不同代际批评家的审美分歧，于官方的评奖简报之外，帮助我们直窥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

历史如何能够不单单停留在抽象名词的平面空间里？大概就是得益于这些看似琐碎实则丰富的细节之中吧。

深度为核

日记名为记事，实则记“心”。

历史浩如烟云，当时间消失，什么样的日记具有沉淀而亟待挖掘的价值？

无他，唯有深度。

深度不是泛泛而谈的逻辑钩织，而是基于真实、立足细节的思辨构建。

翻读《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你心里可能也会禁不住疑惑——如果不是经历如此，作者的一生该会抵达怎样的高度？而尤为令人感叹的是，也恰恰是经由这些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奋斗者、向上者的灵魂，而不是一个自怨自艾、垂头丧气的面孔。

“这本书是一个简版但格外生动的传记。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老师的家庭环境，童年成长所受的教育与影响。这是一个传统色调非常鲜明的家庭，良好的传统造就了他的正直与善良，也必然导致后来的变故与曲折。而这些苦难和重压又给了他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处境和心理症结。这会极大地帮我们读懂作为成长者和奋斗者的宋遂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说。

宋遂良在复旦求学的五年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作为一个父亲被镇压的青年，他当时的处境极为尴尬。日记中充满了大量的自我批评和检讨，甚至到了严苛的地步：“我当时就是极其苛刻地要求自己改造世界观，不能有一点点个人的私心，灵魂要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

在近乎自虐式的自我审查中，他努力试图将“小我”融入“大我”，却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生命，他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生存学习发展，而当时的教育把这叫作“个人主义”。如此撕裂之感或可言之为一种缩影。

不仅记录“发生了什么”，更记录“我是怎么想的”。在晚年整理日记时，他毫不讳言当时教育的弊端，认为教育的本质应是“心灵的接受，情感的认同”。跨越时空的反思使其日记不仅仅是一份历史档案，更成为一份思想史的样本。

互文为鉴

对于《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评价：“当事人用来回忆历史。后来人用来认识历史，将来人用来佐证历史。回忆之美好，在于青春无价；认识之难得，在于有血有肉。佐证之珍贵，在于很可能绝无仅有。”

毫无疑问的是，任何日记都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官方档案、新闻报道、他人回忆录等其他史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甚至相互修正。从这个角度上讲，宋遂良先生《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与臧杰所著的《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两本著作，本身即为互文互鉴。

正如史料学家齐世荣所言，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宋遂良的日记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开放性与可对话性，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历史的不同侧面，邀请读者将其拼合成一个更接近真相的整体。

对于与会现场的专家学者们而言，这种互文更体现在文本格调与作者人格的高度一致上。恰如陈思和先生在给《清风》作者臧杰的信中所言，“宋遂良老师是从那个漫长时代走过来的人，他的天真热情，他的侠骨柔肠，他的坚韧不拔，他的多才多艺，他的勤奋努力……都与这个时代的大悲大爱的历史内涵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不会被时代的风浪所吞没，他总是会在命运打击之后重新拾起高贵的头颅，继续践行人生的崇高理想。”

1986年，与陈思和尚未谋面的宋遂良在参加母校学术会议时，只因曾阅读过陈思和的学术文章，便向当时与会的复旦大学校领导发问：“为什么不给陈思和同志评副教授职称？”

在同事朋友们的陈述中，如今已经93岁的宋遂良先生，一生都是这么仗义执言、成就他人。

会议现场，62岁的张清华在发言之际禁不住哽咽，直言宋遂良先生是“一个用世俗概念无法形容的朋友，精神意义上的同道，跨越年龄的知己，是平等交流、没有爹味儿的长者”。

通过《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熟识已久的同仁朋友们似乎重新认识了他，理解了他的来路。

日记是什么？研讨会现场，文化学者耿成义的发言独具见解，他说，“宋遂良先生用他的一生，用他的日记、用他的文献，给出了一个答案：文学最终的依托，不是形式的新旧，不是体裁的兴衰，而是人是否还愿意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历史。”

什么样的日记可以为历史作注？宋遂良先生的《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当为例证。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