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大事丨我家的“飞鸽”自行车

在我家老屋的杂物间里，停着一辆早已锈迹斑斑的“飞鸽”牌自行车。车铃不响了，车胎瘪了，漆皮剥落得只剩下斑驳的底漆，但它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父亲说，这辆车驮着他的青春，也驮着我们家的日子，从一个时代，走进了另一个时代。

这辆车是1982年买的。那年，父亲刚满二十岁，在镇上的一家砖瓦厂做工。从家里到镇上，有十几里的土路，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走到厂里天刚亮。为了能多挣点工分，也为了能早点回家帮母亲干农活，父亲咬了咬牙，把积攒了整整两年的布票、粮票换成钱，又跟亲戚借了二十块，托人从县城买回了这辆“飞鸽”。

在那个年代，自行车在农村是稀罕物。父亲骑着它穿过村子的时候，总能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母亲说，她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父亲的腰，去镇上赶集。父亲骑得飞快，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母亲的长发飘起来，像一面旗帜。那时候，他们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觉得只要骑着这辆车，就能奔向想要的日子。

后来，有了我。我是在这辆自行车后座上长大的。父亲在车后座绑了一个小竹椅，我坐在上面，双手紧紧地抓着椅背，看着两边的庄稼地一点点往后退。父亲去镇上办事，带着我；去县城进货，也带着我。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路泥泞不堪，父亲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雨水和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他把唯一的雨衣披在我身上，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那一年，我六岁，第一次感受到，这辆自行车不仅驮着我，还驮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责任。

这辆自行车见证了我们家从贫穷走向温饱的过程。父亲用这辆车，从镇上驮回化肥、种子，驮回油盐酱醋，驮回我上学用的新书包，也驮回过几次母亲生病时急需的药品。它像一个沉默的伙伴，不声不响地陪着父亲，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1995年，村里通了公路。不久后，父亲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红色的“幸福”牌摩托车。那辆“飞鸽”自行车，就被推到了杂物间，从此再没有骑出来过。父亲说，时代变了，脚蹬的跑不过烧油的了。但我看得出，他每次路过杂物间，总会多看它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摩托车的确比自行车快多了。父亲骑着它，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我们家的日子，也像摩托车的轮子一样，转得越来越快。家里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黑白电视换成了彩电，自来水通到了灶台边。我读初中、高中，再到考上大学，每一次离家，都是父亲骑着摩托车送我。我坐在后座上，风依然在耳边响，但母亲的长发已经不再飘扬，父亲的背也开始微微弯曲。

2016年，我大学毕业，在城里找到了工作。那年国庆节，我开着新买的汽车回村。父亲围着车转了好几圈，用手摸摸车灯，敲敲引擎盖，嘴里念叨着：“好啊，好啊，咱家也有小轿车了。”那天，我拉着父亲和母亲，沿着村里的公路跑了一圈。父亲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风景，突然说：“以前骑自行车去县城，得大半天；后来骑摩托车，一个多小时；现在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这日子啊，真是越来越快了。”

是啊，日子越来越快了。村里的路越修越宽，路灯亮了，公交车通了，快递点也设到了村口。邻居家的大姐开了网店，把村里的土特产卖到了全国各地。村里的年轻人不再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只能守着几亩薄田或者去砖瓦厂卖力气，他们有的学了技术，有的搞起了养殖，有的成了电商达人。老家的房子，也在我工作后的第三年，翻新成了二层小楼。母亲在院子里种上了花，父亲在屋檐下摆上了茶桌。

如今，那辆“飞鸽”自行车依然静静地停在杂物间里。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回老家，孩子好奇地指着那辆车问：“妈妈，这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这是爷爷以前的“宝马”。孩子不懂，歪着头看。我把他抱上车座，推着他走了几步，他开心地笑起来，像极了三十年前坐在车后座上的我。

我知道，这辆车再也不会被骑出去了。但它还在那里，像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刻着我们这个普通家庭走过的路。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小汽车，我们家的交通工具在变，日子在变，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父亲当年在风雨中推车前行的坚韧，母亲坐在后座上对未来的憧憬，还有这个家永远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习近平总书记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是的，我们家的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故事中的一个。当一辆辆“飞鸽”变成了“幸福”，又变成了汽车；当一条条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又变成了高速路；当一个农村娃能从村里走到城里，又从城里回到村里建设家乡——这不就是时代进步最真实的注脚吗？

那辆“飞鸽”自行车，驮着父亲的青春，驮着我的童年，也驮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它告诉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而我们家的车轮，还将继续向前，滚向更加热气腾腾的明天。

（作者：张晓娜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