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失信限高人员代购高铁票，这两人栽了 济南铁路运输法院判决：犯倒卖车票罪，判刑并处罚金

被法院依法限制高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本应自觉遵守不得乘坐高铁等高消费行为的禁令，却有人铤而走险，试图通过“黄牛”代购高铁票规避监管。一张小小的高铁车票，成了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从事违法勾当的“筹码”。苏某甲和苏某乙帮被法院限制高消费人员买高铁票，从中抽成。近日，济南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此案。

事情得从2023年说起。苏某乙入股一家旅游公司，这家公司压根不做旅游，主业是替失信被执行人订受限车票。操作手法并不复杂，网上打广告、加微信接单、用购票软件漏洞绕过实名验证，再加价卖出。一单可赚几百块手续费，订单源源不断。

2023年8月，苏某甲、苏某乙又分别出资入股，与他人共同成立了另一家旅游有限公司，并由苏某甲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名义上是旅游公司，实则主业也是替失信被执行人订购受限车票。

短短几个月，二人参与倒卖的车票票面金额就达二十多万元，非法获利近十万元。他们以为自己藏得够深，直到一“客户”在进站时被拦下，整条灰色链条才暴露。警方顺藤摸瓜，苏某甲、苏某乙很快落网。

济南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苏某甲、苏某乙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倒卖车票，情节严重，构成倒卖车票罪。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苏某甲犯倒卖车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苏某乙犯倒卖车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代购”还是“倒卖”？法律界限在哪？

“不就是帮忙买张票吗？怎么就被判刑了呢？”这样的疑问，正暴露了违法行为人对法律边界的模糊认知。

承办法官指出，这不是普通代购，而是变相加价倒卖，且情节严重，已触犯刑法。并且，他们帮被法院明令限制高消费的人购买车票，不仅破坏铁路售票秩序，更是对司法权威和信用体系的直接挑战。

大家印象中，“黄牛”多指那些在火车站、演唱会门口加价兜售门票的人。但随着网络平台兴起，这类行为早已转战线上，手段也愈发隐蔽。苏某甲和苏某乙的“业务”，正是披着“代购”外衣的新型倒票。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分子利用12306系统中的漏洞，绕过实名制校验，完成购票。成功出票后，便以高出票面价格数百元的价格转卖给失信被执行人。这种“低买高卖”的模式，本质上与传统“黄牛”无异，只是交易场所从线下搬到微信对话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本案中，二人倒卖车票票面金额超20万元，非法获利近10万元，已远超“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

确有紧急出行需求可向法院申请

有人可能会问：失信限高人员既然不能坐高铁，为什么不坐普速列车？这背后，既有现实需求，也有侥幸心理。

办案人员介绍，一方面，部分失信被执行人确实存在紧急出行需求，比如探望病重亲属、处理突发业务等。但他们往往不愿或不知如何向法院申请临时解除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因生活或经营必需，确需进行高消费活动的，可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批准后可临时解除限制。

然而，现实中不少人嫌程序麻烦，或申请会被拒，便选择走“捷径”。而“黄牛”正是看准了这一心理，打出“包过”“秒出票”“绝对安全”等诱人广告，吸引客户上钩。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失信限高人员纯粹是心存侥幸，认为只要不被当场发现，就能逍遥法外。殊不知，如今铁路系统与法院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已实现数据联动。一旦身份核验触发预警，不仅无法进站，还可能被车站公安直接移交执行法院，面临更严厉的惩戒。

规避限高令可能构成新的违法行为

无论是失信限高人员本人，还是为其提供便利的“黄牛”，都在挑战法律红线。

办案人员介绍，对失信被执行人而言，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规避限制高消费令，不仅可能被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还可能构成新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而对于“黄牛”来说，只要存在加价牟利、批量操作、规避监管等行为，就可能构成倒卖车票罪。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多地已加大对“代购受限车票”行为的打击力度。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铁集团联合发文，明确将“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规避高消费限制服务”纳入重点整治范围。技术层面，12306系统也在持续升级身份核验机制，堵住实名制漏洞。

事实证明，任何试图绕过法律的行为，终将付出代价。对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其花高价找“黄牛”，不如主动配合法院履行义务，或依法申请临时出行许可；对于普通人，则要警惕所谓“特殊渠道”，避免无意中成为违法链条的一环。 

（大众新闻·山东法制报首席记者 宋时刚 通讯员 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