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东历史与现实，从读懂波斯湾开始

提到中东，人们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战争、贫困以及保守。殊不知，中东还有繁荣、开放、多元的另一面。美国学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长期从事中东历史研究，他的著作《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并未将海湾地区简单视为当代石油政治的注脚，而是从古代文明入手，系统梳理了这片区域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全球贸易枢纽的角色。该书呈现的这一跨越时空的全球性特质，为理解中东历史与现实提供了参考。

地理造就的贸易舞台

波斯湾坐落于中东腹地，是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地理形态，使这片水域成为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最便捷的海上通道，并成为人类早期贸易活动的发源地之一。

数千年来，诸多强权都曾试图将波斯湾纳入自己的版图，却始终未能像罗马掌控地中海那样，完全主宰这里。即便进入现代，波斯湾狭窄的地形、复杂的航道，以及当地族群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始终让外部强权的控制企图难以得逞。

在《波斯湾五千年》看来，海湾地区能长期保持相对独立自治，独特的地理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沙漠、山脉、沼泽三大区域相互交织，构成了前现代帝国难以突破的天然屏障。阿拉伯半岛一侧的广袤沙漠干旱少水，波斯一侧的高大山脉地势险峻，通往巴比伦途中的大片沼泽泥泞难行，每一处都有着难以治理的天然短板。外来的帝国倾尽人力物力搭建防御工事、保障后勤供给，只能勉强控制其中一个区域。即便有时侥幸控制了沼泽地带的港口，也会不断遭到山地、沙漠族群的袭击，而这些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本土族群，总能与外来势力灵活周旋。

与此同时，地理屏障却为小群体的往来留下了诸多便利。替代水道、隐蔽海湾、沙漠小径和绿洲星罗棋布，让去中心化的贸易随之兴盛。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帝国政权无法掌控全域商业，反而推动了纵横交错的航线与港口网络蓬勃发展，向商人和非帝国势力倾斜。与此同时，波斯湾沿岸大部分地区缺乏适合农耕的肥沃土地，海湾城市和社群只能依靠贸易维持生存，这也让贸易成为该地区发展的基本盘。

此外，气候的多变性，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居民的适应能力。阿拉伯半岛的干燥化，促使东海岸出现杰拉等“商队城市”，沙漠港口与海上港口相互联动，将海湾地区与地中海紧密联结；河流改道、海岸线变迁不断改变贸易路线，让当地居民始终保持灵活的适应性。

贸易催生的世界主义

如果说波斯湾的地理特质，决定了贸易是当地居民的生存必需，那么长途海上贸易的发展，则直接孕育了该地区独特的世界主义精神，让这里成为不同地域、种族、语言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融之地。

为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海湾港口城市的统治者们，往往秉持宽容开放的政策。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征收土地税和收成税的国王，更像是“商业寡头”，主要工作就是鼓励贸易。

这种基于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性宽容，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质，成为海湾地区的鲜明标签。公元9世纪，海湾港口城市尸罗夫迎来繁荣鼎盛期，当地商人充分尊重外来者的习俗，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客商准备专属的饮食器具，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开展国际商业活动。这种包容姿态，成为海湾港口吸引全球商人的法宝。

古代的海湾地区，更像是一个流动的中转空间。人口数量随贸易季节呈现大幅波动，商人、水手、航海者在此短暂停留，不同群体在市场、港口、船舶上密切接触，甚至为了抵御风浪、应对风险而团结协作。这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推动了族群间的通婚，让商人们能在印度洋周边建立起广泛的侨民社群网络。即便到了当代，前往海湾地区务工的外籍人群，也能在此建立非正式的社会福利组织。

正因如此，海湾地区的历史从未被单一群体或单一文化主导，而是由不同族群共同书写。这些群体或沿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自西而来，或经印度洋与霍尔木兹海峡从南方、东方涌入，在港口和市场中互动交流，之后又回到远离海岸的山区、沼泽或沙漠绿洲中的社区，形成了“交融与分隔”并存的双重社会特质。

《波斯湾五千年》认为，这种多元共生的格局，与帝国中心的统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帝国中心往往推行统一的文化与制度，而海湾港口城市则始终以贸易为核心，将利润置于规矩之上。无论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生存必需，这些城市往往不受集权力量的干预，也无须遵循单一的范式，这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港口主导的发展脉络

海湾地区缺少超级政权，其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港口贸易发展史。从古代的迪尔蒙、乌尔，到中世纪的巴士拉、尸罗夫、霍尔木兹，再到近代的马斯喀特，直至现代的迪拜，港口的兴衰交替，构成了该地区的发展主线。

巴林岛上的迪尔蒙与乌尔港紧密相连，乌尔港又通过沼泽地将海湾地区与巴比伦联结，二者形成联合贸易中心，繁荣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体系”贸易网络的核心。这对“双子星”打通了巴比伦与印度河流域的贸易通道，推动了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发展。

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查拉克斯-斯帕西努、杰拉等港口相继兴起，这些港口与陆上商队贸易网络建立起紧密联系，进一步拓展了海湾地区的贸易范围，将沙漠商队、山间隘口与海洋贸易有机联结，形成了更为完善的贸易体系。

巴士拉则是古典贸易港口的典型代表。它依托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水运优势，连接内陆与海洋，逐渐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和文化交融之地，进一步推动了海湾地区与中东、南亚等区域的贸易往来。而波斯海岸的尸罗夫，作为巴士拉的姊妹港口，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世纪闻名遐迩的“全球商贸中心”。

之后，霍尔木兹凭借扼守波斯湾入口的地理优势迅速崛起，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中心。

1650年，马斯喀特的阿曼人击败葡萄牙人，成为海湾地区历史的转折点，马斯喀特凭借高山环绕的地理优势和开放包容的政策，发展为阿曼的贸易中心。当地统治者以公平对待不同族群和商人著称，吸引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欧洲人等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成为近代波斯湾最具活力的港口之一。

随后的英国人在海湾地区并未建立直接统治，只要当地港口和统治者不干扰英国的贸易航线和通往印度的通道，便允许其保持高度自治。20世纪70年代，英国正式撤离后，迪拜成为海湾地区现代港口的代表。当地通过疏浚工程打造深水港口，清理航运路线，打破了沙漠海岸沙洲和浅滩的地理限制；实行低成本商业环境，降低关税，大幅提升对全球商人的吸引力；保持对文化差异的相对宽容，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从业者。

如今，从多哈到迪拜，海湾港口城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重镇，成为开放贸易和交流的自主中心，商场、机场和市场中能听到数百种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在此开展贸易。

《波斯湾五千年》注意到，海湾地区的贸易发展模式，与传统农业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兴起以来，海湾地区就几乎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港口经济高度依赖商业，尤其是长途贸易，无需像农业文明那样投入大量成本维护运河、修建大型公共工程，也无需依靠高额基建税收支撑发展。而在巴比伦、巴格达等帝国中心，农业生产是经济之根，需要足够的粮食养活军队和政府官员，大多数人一生都局限于出生地周边，身份和地域相对固定，甚至部分农业文明曾选择与世界贸易隔绝数百年。

不过，现代的海湾地区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外部强权的持续介入、区域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让海湾地区始终面临着冲突的风险，成为世人眼中的“火药桶”。迪拜、多哈、阿布扎比等现代海湾城市，仍需依靠大型海水淡化厂解决淡水供应问题，依靠人工疏浚打造适宜的航运条件。而贸易模式的变化、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也带来新的发展考验。

但《波斯湾五千年》认为，海湾地区的内核从未改变。贸易、共识与世界主义，早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脉络之中，它的全球化历史，并非始于16世纪的欧洲帝国，而是绵延了五千年。这为当代全球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商业与包容可以绽放出强大的生命力，若这片区域能摒弃霸权思维，维系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延续千年的贸易传统与包容精神，它必将继续扮演世界桥梁的角色。毕竟，这里本就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和文化纽带。

相关阅读：

1.[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从沙漠史诗到现代挑战》，东方出版中心

2.[伊]霍马·卡图赞：《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译林出版社

3.郭建龙：《穿越百年中东》，天地出版社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