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中华文化的数字转译及其知识路径

作者：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4期

导 读：

综观当前的数字媒介生态，媒介系统维度的空间转译、媒介规则维度的游戏转译、媒介模态维度的视觉转译、媒介过程维度的仪式转译等知识范式，都是文化转译亟待探索的理论路径与实践方向。

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然需要我们思考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存在境况及其“数字生命”的延伸和拓展问题，而这便涉及“文化转译”这一亟待探索的文化理论与实践命题。文化转译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关涉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转化、接受与认知命题，也关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形式/形态之变化，以实现一种文化形式在不同语境之间的转化和流动。

文化何以转译？这一命题本质上指向文化本身的编码问题。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意义实践，编码不仅发生在文本维度，也发生在文化维度。当文化成为编码的对象时，“文化编码”便上升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编码实践。相较于一般的编码模式，文化编码意为将文化转化或编译为其他的存在形式或对象，并以此为载体或媒介，发挥文化的教化、传承、审美、凝聚认同等功能。

作为一个极具延展性的概念工具，编码不仅有助于认识传播活动中的意义旅行，也有助于理解文化实践的运作过程和机制。文化编码必然体现为一个较为复杂的行为和过程。一方面，文化是编码的发生条件和语言。文化作为一种元语言，铺设了编码行为的意义规则。个体的编码实践中总是或明或暗地潜藏着某些规约性的文化因子，它们限定了文化的底色，也决定了文化的表征与形式。换言之，“文本以何种方式编码”这一问题需要回到文化语境中寻找基础性的意义规则。另一方面，文化也是编码的操作对象和结果。作为一种独特的意义形式，文化实际上是社会程序系统的编码产物，其对应的是一套共享的意义网络。

文化往往以符号的形式出场——或外化为某种器物，或凝缩为某种文本，或显现为某种观念。这些器物、文本和观念不仅浸透在文化之中，发挥着文化的注脚功能，而且作为积极的言说主体，诉说着文化的内容，勾勒出文化的“模样”，并赋予文化一种可能的感知形式和认知对象。当文化以器物、文本、观念的形式出场和传播时，那些承载着文化内涵的符号形式无疑成为文化编码的基本认知和操作对象。

文化编码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场景、过程和环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编码模式和意义实践。一个时代的文化境况不仅取决于文化本身的构成和影响，也取决于文化转译的方式和方法，而媒介维度的文化转译无疑是一个亟待探索的理论命题。唯有立足文化性与媒介性的接合模式，从媒介逻辑中探寻文化的生成和释放方式，才能有效地洞察文化在媒介场域中的意义境况。文化与媒介的“相遇”，必然伴随着对文化的媒介化编码，其结果便是媒介性嵌入文化性之中，文化由此表现出媒介化的存在印迹、认知视角和转译模式。

实际上，媒介逻辑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媒介性特征与内涵，这意味着文化转译需要从数字媒介本身的装置逻辑、生成语言和社会配置模式出发，探讨媒介性之于文化性的传导方式，创新文化转译的知识范式。综观当前的数字媒介生态，媒介系统维度的空间转译、媒介规则维度的游戏转译、媒介模态维度的视觉转译、媒介过程维度的仪式转译等知识范式，都是文化转译亟待探索的理论路径与实践方向。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涛.中华文化的数字转译及其知识路径[J].青年记者，2026(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