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郑玄 —— 遍注群经 整齐百家

两汉是经学的昌盛时代，四百年间，今文十四博士之学高居庙堂，古文经学则在民间广为流传，构成了两汉经学波澜壮阔的画面。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发展历程，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解经著作，造就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经学家。在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姓名中，有三个人关系到了两汉经学发展的走向和学风的升降。一是广纳百家之说、创立了以《公羊》学为核心的儒学新体系的董仲舒，他是今文经学的奠基人。二是六艺、经传、诸子无所不究的大博学家刘歆，他创立了古文经学派。第三个人，便是博学多师、对今古文择善而从的综合家郑玄。他遍注群经，特意消弭、调和今古文之间的对立，终结了两汉今古文之争，使得经学史上的小一统时代得以出现。这三人一在汉初，一在两汉之交，一在汉末，巍然屹立于当时学林的巅峰。特别是郑玄，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凭着对两汉经学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以毕生的精力所萃及光辉峻洁的人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两汉经学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的“郑学”，是今文、古文融汇性的合流，是齐文化、鲁文化包容性的结晶，自诞生起便引领潮流，为后世经学家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家顶礼膜拜，影响所及，既深且远。

郑玄像

郑玄读经、注经的一生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山东高密西南），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郑氏从西汉起一直是高密的豪族大姓，但到了郑玄，郑氏已家道中衰，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郑玄自幼聪慧，八九岁时就表现出了较强的数学计算才能，13岁时已能背诵五经，又喜欢学习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大约十八九岁时，郑玄担任了乡啬夫的公职，能够恪尽职守。但郑玄的志趣并不在做官上，而在学术，他21岁时离开了家乡，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求学生涯。

郑玄首先来到京城洛阳，在太学里学习，师事京兆人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较全面地接受了作为官学的今文经学的教育。此后他又师事东郡人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接触到了今文经学之外的大量古文经典。此外，郑玄又出游各地拜师求学，往来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之间，遍访名师，执经问难，向他们虚心请教。其间跟从陈球受业，接受了谶纬、律令之学。经过十几年勤奋刻苦的学习，郑玄学问大进，以至于函谷关以东，再也找不到可以拜师问学的人了。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33岁的郑玄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投到当时最负盛名的经学家马融的门下。马融才高博洽，号称“通儒”，传《费氏易》，作《古文尚书注》《毛诗传》《周官传》，虽然兼习今文经学，但更专注于古文经义的阐释和发挥。他地位尊，名声大，门下弟子常有四百多人，但其中能够登堂入室亲聆教诲者仅有五十余人，其他弟子则由这五十人代师传授。郑玄投在马融门下，最初也只能受学于马融的高足，而见不到马融本人。郑玄在马家附近自筑房屋，昼夜不懈地苦读，不知不觉过了三年。一次，马融召集高业弟子考论图谶，诸弟子都算不出来，有人说郑玄擅长算术，马融便召见他到讲学的楼上。郑玄很容易地解决了疑难，马融的弟子们无不惊骇和佩服。马融对卢植感慨道：“我和你都比不上郑玄。”从此以后，郑玄升为高徒，当面聆听马融授业。就这样又过了四年，郑玄想学到的都学到了，想到需要奉养的双亲，他向马融辞行，准备返回家乡。马融率三百余人为郑玄饯行。话别之后，望着郑玄离去的背影，马融伤感地叹道：“我的学问的精髓随着郑玄东去了！”

郑玄结束二十年的游学生涯回到故乡之时，已是当世著名的大儒。郑玄本来无意仕宦，当时的党锢之祸更是令他心寒，于是再次选择了耕读讲学的人生道路。他在家教授生徒，慕名前来的学习者多达千百人。

灵帝建宁四年（171年），郑玄45岁，由于惨烈的党锢之祸，他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一道被禁锢。遭受党禁后，郑玄闭门不出，潜心经业，著述甚丰，政治上的逆境反而推动了学术上的辉煌。在被禁的十四年里，郑玄注纬书，依次注释《礼记》《周礼》《仪礼》，完成了他经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其间他还与今文经学的大家何休，进行了两汉经学史上的第四次今古文论争。这次论战的意义，在于宣告了今古文之争的结束。此后，以融合今古文于一体的通学，成为学术的主流。郑玄通过论战，也为他学术的推广和普及铺平了道路。在京师，郑玄被尊为“经神”，何休被尊为“学海”。

中平元年（184年），灵帝下诏大赦天下党人，郑玄重获了自由之身。由于名高德重，郑玄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人物，党禁解除之后的几年里，屡被征辟。但他始终不为利禄所动，在板荡战乱的环境里，坚持进行儒家经典的注释研究。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徐州黄巾军攻破北海郡，郑玄与弟子们到不其山躲避战乱。不其山在即墨东南四十里，今属青岛市城阳区。山上有一种野草，叶如韭而细，一尺多长，异常坚韧，可以用来捆书。郑玄和弟子们入山之后，常用这种草捆书，士人因而称呼这种草为“康成书带”。郑玄住在不其山期间，注释了《古文尚书》《毛诗》。一说注经的地点在黉山。孔融时任北海相，对郑玄十分敬重，让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命名为“郑公乡”。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郑玄因青州战乱避难徐州。在徐州，秉持着济世救世之志，郑玄为《孝经》作注，另有一部通论五经的著作《六艺论》，也草创于此时。郑玄还在徐州结识了服虔。一日郑玄在客店中，听见外面车上有人谈论《左传》，并说起注解《左传》的想法。其时郑玄也正着手注《左传》，仔细听来，认为谈论者的意见与自己不谋而合。郑玄十分惊奇，便主动走近车前，对谈论者说：“我很久就想注《左传》，已注了一部分，还没有最后完成。刚才听到您的谈论，与我的观点基本一致，现在我把注完的一部分稿子送给您，愿您早日注完全书。”就这样，郑玄把已做的注释连同自己多年准备的资料一概赠予了谈论者，这个谈论者便是服虔。郑玄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造就了一段学术佳话。

郑玄70岁时，因孔融的屡次敦请，便从徐州回到故乡高密。郑玄在途中遇见数万黄巾军，他们见了郑玄一齐下拜，首领们相互约定不入高密县境，以表达对郑玄的尊重。回乡以后，孔融也告诫手下人，要尊称郑玄为“郑君”。不久后，郑玄病了，写下著名的《诫子书》。在书中，郑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经历，特别强调他祖述圣人、整齐百家的学术志向。

建安五年（200年）春，郑玄梦见孔子告诉他：“起来，起来，今年是辰年，明年是巳年。”醒来后，郑玄以谶言证之，知自己将不久于世。他病倒之时，袁绍与曹操正相拒于官渡。为借重郑玄的名望，袁绍派人胁迫郑玄从军，郑玄不得已带病到元城县，病情愈重，遂羁留城中养病。在元城期间，郑玄不顾病情恶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坚持注完了《周易》。是年六月，郑玄卒于元城，一代大儒撒手人寰。

郑玄的一生，自孩提至古稀，都是在读经、注经中度过的，他以一生的精力，追求并实现了崇高的学术理想。

高密郑公祠

郑玄的经学研究

郑玄遍注群经，在内容上对今古文经学的优点兼收并取，在形式上采用了简明扼要的阐释文体，建立了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经学体系。

（一）郑玄的“三礼”学研究

“三礼”是指《周礼》《仪礼》《礼记》。郑玄生当东汉后期，有感于现实礼制的崩溃，十分重视礼学。“三礼”之名虽已始于马融、卢植，但郑玄集成式地注解《周礼》，创造性地注释《仪礼》《礼记》，又特意把“三礼”打通，才确立了“三礼”之学。两汉儒林，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以《礼》名家者少，郑玄以其礼学著作之富、质量之高，成为汉代礼学研究第一人。

“三礼”学是郑玄学问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郑玄关于“三礼”的著作甚多。除“三礼”注外，郑玄还著有《丧服经传注》《丧服变除注》《丧服谱注》《答临孝存周礼难》《礼议》《鲁礼禘祫志》《三礼目录》《三礼图》《礼纬注》《礼记默房记》。第二，郑玄常以“三礼”作为注解其他经书时的典据，自觉地把他的学术体系建立在礼学的基础之上。第三，在郑玄的学问中，礼学对后世影响最大。郑玄的群经注，只有《毛诗笺》和“三礼”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三礼”注同“三礼”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以下，朝廷的礼制建设主要依据郑注而展开。在王肃之学炙手可热的两晋时期，郑玄“三礼”学依然能立于官学而不可废。南北朝时南、北异学，而对于“三礼”学，则同遵郑玄，南、北学者的义疏之作，皆为疏释郑注而作。唐修《五经正义》，于“三礼”全取郑注，表明了郑玄注的权威性和数百年来学者的一致认可。“三礼”注岿然独存近两千年，因其内容精粹，成为后世考察上古社会和先秦典章制度的桥梁。先秦考古甚至史前考古，也必须与先秦典籍和“三礼”注的记述相互结合和印证。

（二）郑玄的《诗经》学研究

汉代的《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家诗之分。郑玄早年接受了《韩诗》学，到了晚年又接触到《毛诗》。当他见到《毛诗故训传》时，为毛《传》的优点所打动，创立了“笺”体，既解释经文，又解释《小序》和毛《传》。郑《笺》与毛《传》之间的关系是：《传》文隐晦质略，加以引申；《传》文有疑误，以三家之义予以修订，或抒己意；《传》文从一个角度作解，郑《笺》则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补充。郑玄注解《诗经》是以毛为主、兼容三家的，这种解经方式使四家《诗》熔铸一体，难以再分。郑玄以古文统摄今文，使得四家《诗》都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三家《诗》相继亡佚后，毛《传》、郑《笺》如日中天，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人唯一完整的经典。

（三）郑玄的《易》学、《尚书》学、《论语》学研究

除了“三礼”学和《诗经》学以外，郑玄在《易》学、《尚书》学、《论语》学等方面也有着重要成就，只是经注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自宋代开始，学者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加上出土文献的发现，使得郑玄对这些经典的研究成就越来越凸显出来。

郑玄注《易》，其象数理论中关于取象的学说，主要有爻辰说和互体说；关于数的理论，主要有蓍数说和九宫说。这些都是对汉代《易》学的综合和发展。郑玄借助象数，以探索观察天地变化之道，所以他在论象之后，最终多归本于人事，归本于社会政治问题，带有借象明理的色彩，对王弼不无启迪之功。

郑注《古文尚书》的经本，在文字上与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本多有不同，注释更与三家经说歧异，表现出较多的独创性。正由于此，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关注，促进了《古文尚书》广泛的流传。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自称得到了孔子壁中《尚书》的全本，并得到了孔安国的《传》，被立为学官。从此郑本、“孔”本并行流传。但“孔”本的内容包括所谓逸十六篇在内，毕竟优于郑本，所以两家并行的结果是，郑注到了隋代而衰微。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取“孔”本，“孔”本的学术地位得到确立，郑注于是渐渐亡佚了。但“孔”本被宋代至清代的学者证明是假的，就使得郑注的亡佚愈加遗憾。

郑玄之前的《论语》学，有《古文论语》的孔安国、马融注，有包咸、周氏的《张侯论》章句。郑玄以《张侯论》包、周二家的篇章为本，参考《齐论语》《古论语》，重新作了《论语注》。郑玄对于孔、马、包、周四家的解释，凡认为合理正确的，尽量吸取保留，所以郑注有时与四家完全相同。但郑玄志在自成一家之言，因袭继承的同时，又给予了很多创造性的解说。郑玄的创造性，主要在于尽可能具体阐明孔子言行的环境。郑玄运用生动的背景刻画，再现了孔子的形象。郑玄是相信谶纬的，谶纬中孔子的形象是妖妄的，郑玄注《论语》完全没有采用谶纬中的神秘怪说，说明郑玄着力展现的是孔子作为圣人的具体的人物形象，而不是被歪曲了的神的形象。郑玄眼中的孔子是一个人，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圣人，是天下士子的楷模。

自他的《易注》流行，今文经的施、孟、梁丘、京四家《易》随即废止；自他的《古文尚书注》流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即散佚；自他注三《礼》，大、小戴之《礼》遂不行；自他的《论语注》流行，齐、鲁《论》遂不传。一时之间，经学界成了郑玄的一统天下。

《周礼注疏》（明嘉靖福建刻本）

“郑学”的特点与成就

面对各家各派尤其是今古文间的争论，面对学习者茫然不知所从的混乱局势，郑玄以一生的精力，整齐百家，糅合今文古文，创造了一种贯通五经、吸取今古文各自的优点、文风简明、便于初学的新经学。郑玄创立的新经学，被后人称为“郑学”。从内容上说，郑玄解经立足于以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解释为中心；从学风上说，郑玄解经打破了家法的樊篱和学派的界限，对今古文博综众说，择善而从；从体式上说，郑玄注经崇尚简明扼要的文风，做到要言不烦。

注重校勘经本是郑学的特点之一。郑玄注经总是先校勘，后注释。他首先对错简讹文，认真审辨，又取古文经本和今文各家经本，比勘异同，互有采获。两汉杂乱无章、歧义纷呈的经本，在郑玄手里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统一。摄取众本之善而创制的新经本，对郑学的流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郑学的流传又带动了经本的普及。

郑玄十分重视总论。两汉学者把五经作为一个整体，撰写了较多的五经总论性质的著作。至郑玄更加重视总论性的研究，撰写了《六艺论》和《驳许慎五经异义》。由于把群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所以他在注经时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广泛地引经注经，增强经注的权威性；二是消弭诸经之间的矛盾，把群经视为有机的整体。他为每一经作了序论，为《周易》作《易赞》，为《尚书》作《书赞》，为《诗经》作《诗谱》，为“三礼”作《三礼目录》，为《论语》作《篇目弟子注》。这些著作都具有统论一经的性质，是郑玄对本经的纲领性说明，总论与经注互为表里，相互发明，构成了郑玄解经的一个明显特点。

重视破字、改字是郑学在训诂方面的重要特点。破字是指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改字是指纠正典籍流传过程中的误字。古籍中存在很多假借字、讹字，郑玄通过破字、改字的训诂形式，使得经书的含义更为明了。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引纬注经也是郑玄解经的特点之一。

此外，秉持着力矫时弊、针砭现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郑学还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事特色。在《孝经注》中，郑玄强调指出政教不能烦苛。在《周易注》中，他希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天子的权威和地位，反对割据势力，强调地方要以顺道侍奉君主。在《毛诗笺》中，郑玄针对善类荼炭的悲惨现状，疾呼实现贤人政治。

郑学的出现，从总体上建构了今古文融合的归宿，宣告了今文十四博士时代的结束，古文经学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两汉今古文斗争的结晶，就是郑学的诞生；郑学是一种以古文经学为主而包纳今文经学的精华、以《礼》学为主而对群经进行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一体系，影响了中国的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周礼注疏》（明嘉靖福建刻本）

郑玄的影响与“郑学”的海外传播

两汉经学的发展规律决定了郑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两汉时期，经解由简趋繁又由繁趋简，儒者由通一经到多经兼通，今古文经学由对立趋于融通，家法师法由明晰趋于消亡。这些规律的抽绎而出，其起点总在汉初，其终点必在郑玄。郑玄之所以能够集汉代经学之大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于顺应了两汉经学的发展规律。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涉及领域之广、时间之长，与现实政治、学术走向关系之密切，出乎研究者的想象。可以说，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的小事，今古文之间、今文经学内部之间、古文经学内部之间，意见每有分歧。只不过今文经学内部、古文经学内部的分歧较少，而今古文之间的分歧较大。正是今古文之间的分歧较大，才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冲突和争论中，贾逵、许慎等古文学家做了一系列今古文经说间的比较，开始有意地择善而从。到了郑玄，更进了一步，不仅故意调和、消弭今古文之间的对立，更致力于创立经学新体系，宣告了经学史上通学时代的到来。通学时代的特点，就是要摒弃门户之见，把五经、今古文经学、谶纬作为一个整体而贯穿研究，探求最正确的经义。这样的学风和理性，是学术进步的表现，客观上造就了两汉经学集成、创新的良好局面。经由郑玄创立的“郑学”，以它的独特风格和魅力，吸引了众多的信徒，风靡一时，使得两汉经学走出了今古文斗争的泥潭，以崭新的面貌步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郑玄的影响力不仅停留于遍注群经的文本层面，对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制度也影响深远。他通过“三礼”注所构建的礼学体系被后世王朝所采纳，成为国家制定礼制特别是祭祀活动的重要依据。郑玄的注释被唐人编定的《五经正义》吸收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影响了古代中国大批士人。

郑玄提出了“以学为本，化民成俗”的教育社会观，“始生之性皆正直”“教则进之”的人的发展观，还总结了“践履”“渐进”“心解与启发”三条教学原则和重视训诂、善用问答、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唐贞观年间配享孔庙，宋代追封为高密伯。

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郑玄“集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经学”；王鸣盛认为“自汉至唐千余年，天下所共宗仰”；阮元、庄述祖、陈澧、陈乔枞、皮锡瑞、陶方琦、曹元弼等学者尊之为“郑君”，表现了清代及民国学者对郑玄学术的顶礼膜拜。

郑玄的学术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对海外特别是东亚诸国也有着诸多影响。早在公元三世纪，郑玄著作就随着《五经》等书流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待到郑玄著作如《孝经注》等在古代中国亡佚之后，高丽与日本都曾向中国进献该书。而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日本学者极为重视郑玄著述的辑佚工作，太宰纯、山鼎井、冈田挺之等人都曾参与进来，《群书治要》本的《孝经郑氏注》就是重要成果之一。高丽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设立明经等科，对经书的理解要求以郑玄、孔颖达等古注为准，郑玄经注对朝鲜半岛的士人群体影响深远。可以说，在文化交流与互鉴中，郑玄是一面旗帜、一条纽带，把古代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诸国的儒者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