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定义孔孚，或许才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4月1日是孔孚先生诞辰101周年。

按照传统经验，“101”这样的数字既非百年的圆满，又非整数的庆典。而隐约之中，它又与孔孚生前推崇的美学若合一契——“减法”，减去一个整数，剩下的那个“1”，才是最本真的存在。

作为当代最为特殊的山水诗人之一，孔孚一向被一部分人推崇备至，又被一部分人于有意无意间忽视。站在其诞辰101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一个疑问始终萦绕心头：回望孔孚，我们该怎样怀念他？

如果说孔孚是一位尚未被当代文学研究完整定义的人，那么，准确定义孔孚，或许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独一无二的诗作

孔孚一生，因诗成名。举凡回望，最为绕不开的，便是他的诗歌。《山水清音》《远龙之扪》等诗集，不仅是他一生为诗的记录，更是他留给我们最为显赫的遗产。

事实上，数十年来，关于孔孚诗作的讨论并不鲜见。公刘说他“填补了白话诗70余年的空白”；钱锺书称其“开门户”；海外华文报刊誉其为“当今中国诗坛新山水诗派的祭酒”。这些赞誉不可谓不高。然而，这些过于概念化的判断，似乎并没有真正帮助孔孚诗作进入当代人的阅读视野、提升研究者的思考热情。

孔孚的诗是独一无二的。

“圆，

寂。”

这是孔孚晚年至为重要的一首诗。在知名诗歌评论家袁忠岳看来，这是孔孚的告别之作。而早在25年前，笔者曾经就这首诗请教知名诗人卞奎，“它好在哪里？”卞奎回答：“孔孚先生可以这么写，别人这么写就俗了。如果不能了解孔孚先生，就不能读懂这首诗。”

孔孚的诗虽是白话，但并不通俗。尽管他早年也有许多通俗易懂的诗作，而研究者们的共识是，真正奠定孔孚诗人地位的作品，恰恰是其始于1979年的“新山水诗”创作。

“孔孚曾言，他诗的人生应自1979年胶东之行始。尽管他之前是写过诗的，旧诗、新诗都写过，也都发表过。但他认为，那些都不能成为他诗的代表，也无法入《孔孚集》。”与孔孚多有交集的袁忠岳曾经回忆并评价说，“只有从1979年起写的诗，才能得到他自身的认可。所以孔孚的诗之路应该以1979年为其发端，这是他新山水诗的起点。”

袁忠岳生前曾经系统梳理孔孚的“新山水诗”之路。他发现，孔孚的“新山水诗”创作，不仅在时间上呈现出清晰的时间轴，那就是从1979年至病逝；而且在空间上的“海拔”跃升同样清晰——从胶东半岛的海平面，一路向西，直到帕米尔高原。

“自古以来，哪一位诗人能在中华大地上写诗，从东一直写到西，从海拔零度，一路写到海拔3650米（拉萨市平均海拔）？如按照诗里写到他并未走到的帕米尔高原的海拔来计算，那就要达到4500米以上了。”袁忠岳曾经这样反问。

“这路的长度应该也是他诗的生命长度。”在袁忠岳看来，“从内容上细察这些从东写到西的诗，似乎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人和诗的生命由幼至老的一个复制过程。这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18年里完成的。”

“这些从东写到西的诗，又恰好印证了他的诗论。能把诗与论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的诗人，在新诗版图上确实不多见。他——孔孚，算一个。”袁忠岳曾经这样评价。

不通俗的人生

诗人之外的孔孚，同样不通俗。

生于1925年的孔孚，早年为大众日报编辑，后调入山东师范大学从事现当代诗歌研究工作，但他的兴趣似乎一直在诗歌创作上。

“文如其人”“以文识人”“因人释文”是影响至深的传统观念。在孔孚生前的同事们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孔孚是孤傲甚至颇有几分狂妄的。

“1983年，袁忠岳教授在《新文学论丛》发表了首篇评论孔孚诗歌的文章。孔孚看了很高兴，便对老袁说：‘你这文章写得很好，你以后就专评我的诗好了。’”现年93岁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遂良曾这样回忆。

类似的情况，在孔孚的日常语境里似乎并不鲜见。有一次，宋遂良看到他挂在墙上的书法新作，称赞：“真是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呵！”结果，孔孚却很生气。因为他反对书画一体。

孔孚的书法作品深受粉丝喜爱，他本人对此也颇为珍视。根据其老同事回忆，他曾明确表示“字是不卖的”。如果卖则只卖一幅，500万元，不还价，然后用这笔钱建一个孔孚书艺馆收藏其书法作品。

这是真实的孔孚吗？

现年94岁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家乡，与孔孚识于1949年。在忆及孔孚的时候，以深刻、直言闻名的吕家乡有过如此判断：“他晚年有一些非常自负的言说，其实就是这种内心痛苦的升华。我读了是很难过的。对于这类自负的言说，如果信以为真，并加以论证，是误解了孔孚。如果因此就说他狂妄，也是误解了孔孚。”

“有的研究者喜欢称道孔孚的超凡脱俗。孔孚确实是超凡脱俗的，不然，他怎么能在承担着新启蒙重任、追求意象的‘朦胧诗’蓬勃兴旺的时候，却去创作空灵的、求隐用减的山水诗，而且取得成功呢？他怎么能够在失去右手的情况下，只用左手却能写出那样天马行空的书法神品呢？但别忘了孔孚毕竟仍然生活在红尘中，他也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和抚育子孙的责任，这些都是无法超脱的。因此，职称、评奖呀，属于名利范畴的种种待遇呀，他不可能毫不计较。”

吕家乡继而表示，“我们不必在这方面为贤者讳，更不必加以美化。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诗歌成就和诗人形象，而是让我们切实地体会到，他是在何等困顿的处境中，坚持超凡脱俗的审美理想并把这种审美理想凝结为诗歌佳作的，从而更能体会到孔孚创作的可贵。”

亟待“破圈”的研究

“我们常用百年之后表述一个人最终的结局。如今孔孚先生已经百年了，但目前看到的结局，孔孚还只是两个小圈子里的孔孚，一个是热爱孔孚的诗人圈，一个是熟悉孔孚的学人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直言，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两个圈子三十多年前就有了，而且起点也不低，诗人圈里有贺敬之、公刘这样的大诗人，学人圈里有像钱钟书这样有影响的大学者，当然也包括很多文化界的饱学之士。遗憾的是，根据我的观察，这两个圈子都是越来越萎缩，而且随着圈子里一些有分量的诗人和学者相继离世，新人增加的又很少，所以圈子越来越小，圈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

魏建曾经对孔孚研究现状进行细致梳理。他发现，关于孔孚的研究，一是数量特别少，自2000年迄今，年均仅有2篇左右的论文发表；二是论调特别一致，那就是正面表扬。二者足以说明研究者的范围之小，以及圈子之单一。

“一旦说过了头，对孔孚的认可适得其反。”在魏建看来，研究一旦不是价值中立，而是拼命说好，不仅失去了价值，而且也不利于其他研究者加入。

“当然，批评也会有问题，甚至会有严重的问题，所以就需要反批评。在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中，就可以让真理越辩越明，更重要的是实现学术研究的深化。”魏建说，当务之急是要突破孔孚研究的“小圈子”，以可行的合理方式容纳更多的研究者进入孔孚研究战线，协同研究孔孚，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孚，呈现一个立体的孔孚。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守森分析，孔孚一向被认为是诗人，而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创新，虽然珍贵，却常常遭人忽视。

“孔孚也许是属于未来的。”宋遂良解释，“孔孚的诗难以普及，它是小众的。需要文化水平、文学修养比较高的读者才能读懂。他的诗和书法难以用现行的主流艺术标准评价，他的诗歌理论也反是传统的，独树一帜。”

愈是如此，便愈加需要研究者们更加努力。

“我们应该尽可能吸引更多人来和我们一起做孔孚研究，从文献史料做起，把诗歌创作、诗学、书法等孔孚先生一生的成果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可能才是对孔孚遗产最好的继承。”魏建说。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