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香 | 画里清明 ——从风俗图卷到文人情怀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局部

刚刚过去的2026年清明节，开封清明上河园人流量超20万，央视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个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进行复原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在清明时节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原来900多年前，清明的意义就已经不仅仅是祭祀和缅怀，这个日子兼具节气与节日双重使命。翻阅中国书画史，有关清明节的艺术呈现也是“哀乐相济”的，从张择端的市井繁华到苏轼的寒食感怀，再到明清文人的茶会雅集，清明节的多元意蕴在笔墨丹青中得以丰富和延伸。

风俗画卷中的清明市井

谈及清明题材的中国画，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绕不开的巅峰之作。这幅高24.8厘米、横528.7厘米的绢本长卷，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全卷以散点透视的构图方式，将城外郊野的田园风光、汴河两岸的漕运繁忙以及城内街市串联成一幅宏大又精密的市井图景，图中共绘有人物500余人（亦有说法为800余人、1600余人）、牲畜近百匹、房舍百余座、舟船近30只。画中不仅呈现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景象，还暗含着寒食禁火、踏青郊游、插柳辟邪等清明习俗。

仇英 《清明上河图》 局部 

明代画家仇英对《清明上河图》的摹写与再创造，则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江南风韵。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全程以明代苏州城为实景蓝本，定格了400多年前“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地”（出自《红楼梦》第一回）的市井繁华。该卷绢本设色，纵30.5厘米，横987厘米，全图共绘2200余人，牲畜110余匹，房屋楼阁200余幢。画卷从苏州城郊的田园牧歌起笔，沿着运河一路描绘虹桥车马、城内商铺、河道舟船……有学者评价这幅画为“明代苏州城市生活的图像百科全书”。与张择端本的淡设色不同，仇英本以青绿重彩彰显江南春日的明丽，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还增加了琴坊、古玩店等艺术气息浓厚的场景。两卷《清明上河图》，一北一南，一淡彩一青绿，共同构成了中国绘画史上最为珍贵的清明风俗画卷。

文人眼中的雅集与寒食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代表的是清明节的世俗生活图景，那么文人的清明主题书画作品则更多地展现了属于个人的雅致情怀。

文徵明 《惠山茶会图》 局部 

明代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是清明雅集题材的典范之作。该画创作于明正德十三年，时年48岁的文徵明与好友蔡羽、王守、王宠、汤珍、潘和甫、朱朗在无锡惠山二泉亭品茗作诗。文徵明走的是赵孟頫小青绿山水的路子，画中山石用石绿，树叶用花青，构成两种绿的协奏，松树干、茅亭顶及亭井边读书的文士则施以淡赭、藤黄等暖色，画面中饱和度最高的朱色茶桌虽被松树遮挡，仍倔强地点出画作的主题——一场关于茶的盛会。这幅画作的妙处在于显隐藏露和疏密交替之间的流利变换——画面从右侧迅速将视线引向松林下的文士，形成密集中的疏朗，然后通过人物动作让视线过渡至二泉亭。不起眼处，正在生火的童子带来了烟火气，炉上烹泉的器皿似汩汩有声。“等待”是画作隐藏的主题——亭中人在等待好友的到来，品茶人在等待泉水烧开，茶水在等待春天。

苏轼 《黄州寒食帖》 

与雅集之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轼《黄州寒食帖》中流露出的寒食之痛。此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为苏轼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是两首五言诗，素笺本横34.2厘米，高18.9厘米，行书十七行，共129字。此帖在书法史上影响极大，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此书通篇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从诗文内容来看，东坡谪居黄州后生活艰难，“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字里行间流露出低落消沉之情。他在诗中描述自汴京被贬黄州三年来悲苦惨凄的生活境况，诗末写道：“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已然是去国怀乡、欲哭无泪了。这件诗书双璧之作的特殊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笔墨的精妙，更在于其诗情墨韵与作者生命际遇的高度融合。

节令交汇中的游春之乐

清明节的另一重文化底色，来自它与寒食节、上巳节的深度融合。由于寒食节和上巳节皆在清明前后，清明就成为一个悲喜交集的日子。约从唐代，人们便开始在清明时节扫墓祭祖，同时出游踏青——追悼逝者的同时，不忘领略春意与生机，尽享生命乐趣。这种“哀乐相济”的文化特质，正是一系列游春主题画作诞生的源泉。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这一题材中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是展子虔唯一传世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的出现，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学者沈从文曾评价道：“没有这幅画，历史便少了一个环节。”唐代李嗣真评其“天生纵任，无所祖述”，宋代米芾对此作亦十分推崇。《游春图》以青绿重着山水，画面中水天相接，士人策马山径或驻足湖边，仕女泛舟水上，生动呈现了初春时节人们郊游踏青的场景。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看了展子虔的作品后曾有诗云：“人间犹有展生笔，事物苍茫烟景寒，常恐花飞蝴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元代汤垕《画鉴》亦评述其精妙画技，称其“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

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 局部 

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则以人物画的形式记录了清明的游春风尚。画面描绘了杨贵妃的姐妹们盛装出游的场景，杜甫《丽人行》便是此情此景的诗意写照。画面中九人八马，人马分为几组，构图疏密有致，人物体态丰腴、衣饰华美，堪称唐代人物画的典范。五代后梁画家赵嵒的《八达春游图》以八位头戴官帽、身着红紫官服的贵族纵马游春为主线，画家以细劲的线条勾勒人物与马匹。在五代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份从容与闲适显得尤为珍贵。清代画家陈枚《月曼清游图》册页中的“杨柳荡千”，则描绘了宫廷女子在清明时节的婉约之趣——杨柳新绿、红杏初绽，仕女们身着修长轻盈的衣衫，在秋千架上身姿曼妙，仿佛与春风共舞。陈枚以工细流畅的线条与亮丽鲜活的色彩，将嫔妃们描绘得“倚风娇无力”，既承袭了宋代院体画的严谨，又融入了明代唐寅、仇英的秀逸，更以西洋焦点透视法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这些画作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视角出发，共同勾勒出清明时节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动图景。

陈枚 《月曼清游图》 局部 

赵嵒 《八达春游图》 局部

中国书画中的清明节，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符号，它是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文人的雅趣与情怀，是个人命运的悲欢与感怀，更是人与自然在春日里的一场深情相拥。当我们在千年之后重新品读这些作品时，透过笔墨丹青的千姿百态，依然能感受到古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既不忘追思逝者，亦不负眼前春光。这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正是清明文化最深沉的内核。 

（大众新闻·农村大众记者 李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