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有声，思接千载——在115件文物里读懂古代中国

近两年来，每年大约有七百万人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心向往之的第一站，几乎都是“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的通史陈列，这个展厅在近一万平方米的空间里，用两千余件文物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恢宏史诗。

如今，这份探寻有了另一种可能。《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一书，将展厅中最受瞩目的珍品“搬”到了纸页之间。正如书中所言，今天的博物馆已不再是历史的静态陈列，每个参观者都带着自己的频率，来与博物馆共振。这部可捧读的“纸上通史展”，让115件珍品不再隔着展柜玻璃，而是以超清大图和三维模型呈现在指尖。于是，我们与历史的对话，便有了新的可能。

零散文物编织历史脉络

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翻开目录，八个章节依次展开，从约两百万年前的石锤、石砧，到清代的《大观园图》横披，115件文物串起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延续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宏大框架，将零散的文物编织成通史的脉络，由物及史、由点及面。

以吴王夫差青铜剑为例。这柄剑剑身修长，剑格处用绿松石镶嵌出饕餮纹，铭文“攻儛（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明确昭示着主人的身份。春秋时期，夫差为报父仇，厉兵秣马，攻伐越国，赢得胜利。失败的越王勾践率领仅存的五千余人退守会稽山，以卑辞厚礼求和，并亲赴吴国充当马夫，侍奉夫差三年，才终获赦免。归国后的勾践卧薪尝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屈辱，终于等来机会对吴国发动战争。最终吴军不战自溃，夫差在绝望中挥剑自刎，吴国就此灭亡。

吴王夫差青铜剑

吴越两国战争频繁，战场多处于水路纵横之地，大型战车难以施展，短兵相接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在列国争霸的实际需求推动下，各国的铸剑师发起了一场“技术竞赛”，将吴越两地的青铜铸剑工艺推向巅峰。工匠们还掌握了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金属氧化保护技术，用以提高金属表面的耐腐蚀性和耐热性，这也是今天一些古剑依旧光亮如新的原因。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剑早已超越了兵器的范畴，成为君子品德的象征。文人墨客常以剑抒发情怀、展现风骨。从《庄子·说剑》中“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的哲学思辨，到李白追忆秦始皇的“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再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栾菊杰为中国夺得首枚击剑奥运金牌，一件兵器串联起战争史、技术史、文学史乃至体育史。文物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从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像一枚多棱镜，折射出历史的多重光谱。

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笛身上钻有七个精心排列的音孔。音孔周围保留着深浅不一的刻痕，是贾湖先民在制作过程中留下的标记。这种七孔骨笛不仅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而且具有相当高的音准。晚期的八孔骨笛，甚至能够吹出一些七声音阶之外的或高或低的变化音，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在生存条件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八千年前中原大地的人们依然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贾湖骨笛的发现，将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前推至八千年前，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这些器物从未真正沉默，每一件都在讲述着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丰富和真实的故事。

贾湖骨笛

时间与空间的文明交汇

全书按照“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的时序展开，并强调了几组关键时间坐标：约200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的开端，约1万年前农业兴起，约5000多年前文明形成。这也恰恰印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刻度上缓慢生长的。

陶罐被认为是原始人划时代的创造。一团毫不起眼的泥，足以牵动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重大命题。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首次通过化学变化，将水和黏土创造性地融合为一种全新的物质形态。泥土塑成陶坯晾干后，在八百至九百摄氏度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物理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变得质地坚硬且防水。这是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物品，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意义重大。

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最早陶片，距今2万至1.9万年，比农业的出现还要早。2009年，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团队对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考证，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由于最早阶段的陶器在烧造技术上的不成熟，陶质较粗，容易破碎，加之岁月久远，保存环境不佳，陶器破碎后也很难对拼复原。这件陶罐的陶片虽然只能拼出一半，但已包括口沿、器底及器身的一部分，符合复原条件，因而成为国博的一级藏品。

仙人洞出土的陶罐

仙人洞出土的陶片颠覆了学界对“新石器时代才有陶器”的传统认知，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是农业的出现催生了陶器，还是陶器的创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却恰恰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陶器的出现改变了古人的饮食方式，采用陶器烹煮，可以让原本粗硬的稻谷变得软糯香甜，更易于消化吸收。这种饮食上的便利，很可能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水稻的“驯化”。在仙人洞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少量栽培稻的植硅体，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之一。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从落后到先进的直线，而是一张由无数因果链交织而成的网。仙人洞的先民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手中捏制的这只陶罐，正在悄然开启一场关于饮食、定居、农业乃至整个文明的连锁反应。而这场反应，至今仍在延续。

在时间的叙事轴线之外，空间是另一条。国博有一条备受瞩目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主人是年仅九岁的李静训，字小孩，也就是火爆全网的“李小孩”。1957年，西安梁家庄出土了她的石椁，上面刻着“开者即死”四字，墓中随葬品极尽奢华。李静训自幼承欢于外祖母杨丽华膝下，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隋炀帝杨广的姐姐。大业四年，李静训随炀帝与外祖母出巡时夭折于汾源宫。杨丽华悲痛万分，厚礼葬之。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这条项链以黄金为主体，镶嵌红宝石、蓝宝石和珍珠，“一眼望去，光彩夺目”。然而，无论材质还是工艺，它都并非中国本土制品，产地可能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这里曾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融汇聚的十字路口。项链两侧的28颗金珠，每颗由12个小金环焊接成空心多面体，又称“多面金珠”，这种设计可追溯到古希腊迈锡尼文明；小金环焊缝处的金粒装饰被称为“金粟”，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就已出现；上端的青金石圆纽上雕刻着一只花角鹿，“鹿角又大又长，分叉展开，是典型的粟特样式”；宝石上的凹雕图案，也是古代西亚、中亚印章的常见形式。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了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隋朝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实现大一统后，更是着力经营丝绸之路，促进与西域的交往。一条项链，浓缩了古希腊、两河流域、中亚粟特、萨珊波斯艺术在欧亚大陆上交汇融合的轨迹。

藏在器物背后的“无名者”

传统的历史书写中，“人”往往是抽象的。民族、国家、文明这些宏大的概念，常常会掩盖个体的存在。那些绚丽多彩的器物背后，有太多无名者被历史遗忘。

唐代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便是其中一例。

唐开元十一年，长安一家明器作坊接到了一批大订单，为刚刚去世的鲜于庭诲将军制作随葬品。工匠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塑出这盛世气象？书中设想了他的心理活动：“一阵驼铃声打断了工匠的思绪……骆驼，听说它来自万里之外的流沙之地，要历经多少艰险才能一步步走到长安……就用它来设计一件不同凡响的作品吧。”“胡人的音乐才能多么出众啊……贞观年间的宫廷宴会上，突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当时的太上皇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百川归海，有容乃大，这才是大唐风范。那么，何妨让胡、汉乐师在骆驼背上合奏一曲？”

唐代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于是，一件旷世杰作诞生了：骆驼背上，一支由胡汉乐师组成的乐队且歌且奏，琵琶、筚篥、拍鼓各具韵味却又彼此和谐，成为代表盛唐气象的“明星文物”。

帝王将相常被史书铭记，而工匠的姓名往往被历史长河冲刷无痕。制作出这件骆驼载乐俑的工匠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得意之作不仅在当时别开生面，更在1200多年后重现世间，令人赞叹。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无数无名者的历史。

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有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意思是说文人的思绪可以跨越时空，与古人相通。用在这里，恰好道出博物馆与文物的意义——它们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媒介。

当下，“文博热”持续升温，公众对文物的热情早已超越了“打卡拍照”的浅层需求。人们渴望真正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我们不再单向地“观看”文物，而是与之对话；不再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而是主动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答案。正如书中所言：“当人们穿越展厅，在甲骨的裂纹间寻找星象，在编钟的铭文里认识礼乐，在钧窑的釉色中邂逅彩虹，他们观看的不仅仅是文物，更是在探寻流淌在血脉中的文明密码。”

相关阅读：

1、杨学涛：《看遍中国博物馆：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2、任疆：《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明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