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40年校注李攀龙全集，李伯齐：立古开新写春秋

他是德高望重的师者，从教逾甲子，桃李满天下。

他是博古通今的学者，皓首穷经，立古开新。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可以有多长？他的经历证明，如果一个人可以把毕生的兴趣与爱好融入职业，那么，这个期限便是一辈子。

从幼年时期“摸黑”听典籍种下兴趣的种子，到耄耋之年著作等身，在古典文学研究的耕耘之路上，他淡然直言：“未曾偷一日之闲。”

他就是现年86周岁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伯齐。

立古求索四十载

李伯齐一生好古。

“乐陶斋”是李伯齐的书房。春日的午后，阳光洒在李伯齐层层叠放的书法作品上，那些墨迹清新娟秀，是十分规矩的小行草作品。而书桌的玻璃板下，嵌着几幅“二王”手札作品复印件。显然，李伯齐对此颇曾用功。

如《庄子·人间世》言：“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李伯齐一生与古人为师、为友。

李伯齐2025年出版的《李攀龙全集校注》（上、中、下）三册，皇皇139万字，引经据典加以校注，不仅填补了李攀龙诗文全集系统校注的学术空白，而且被认为是抗鼎力作。

事实上，截至该书出版时，李伯齐与李攀龙早已“为师为友”整整40年。

1985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古籍整理项目，其中就有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所著的《沧溟集》。因李攀龙是济南历史上的诗文名家，齐鲁书社慕名约请李伯齐整理此书。

“我一听就不同意。因为我是研究唐代以前的，而李攀龙是明代中后期的。”李伯齐说，自己当时对李攀龙只是通过文学史有粗浅的了解，但在对方执意之下，还是同意先行阅读一番再下定论。

未料，当他阅读了《沧溟集》之后，看法发生了转变。

“首先，他引用的典故基本都是唐以前的，因为他是复古派。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自明代以来，对其诗歌的评价毁誉参半。评论者或执一端，不及其余，或拘于门户，故甚其词，未免都失之偏颇。”李伯齐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系统的研究，为这位本土先贤发声正名。

于是，他决定点校《沧溟集》（后改为《李攀龙集》），以期对李攀龙的诗歌艺术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作出应有的评价。

李攀龙是谁？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他主盟文坛，诗名高于当代，影响及于清初百有余年，是有明一代享有盛誉的诗文大家。济南趵突泉畔的白雪楼，就是为纪念他而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其著作的整理却长期滞后。李伯齐决心改变这一局面。

接受点校任务之后，李伯齐遍寻各类版本，以李攀龙九世孙李献方所藏隆庆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标点。1993年12月，《李攀龙集》点校本由齐鲁书社出版。同年，他还与青年学者合作完成了《李攀龙诗文选》，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出版了《李攀龙诗选》，其间山东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攀龙研究资料汇编》。

而这只是开始。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约请李伯齐校注《李攀龙全集》。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李攀龙向称博学，注释其诗文难度较大。”李伯齐说，李攀龙诗文广泛，涉及先秦之后历代典章制度及诗文典故，文章佶屈聱牙，用语古今错杂，尤难注释。

治学之苦，唯有学人自知。此后经年，李伯齐坚持贯彻“深度整理”原则，对李攀龙诗文，除考订其写作年代及背景之外，对诗文涉及的典章制度、人物生平、诗文典故等史实，均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注释，并为生僻字注音。

2015年，《李攀龙全集校注》被确立为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此后数年，经反复修改定稿，直到2025年，这套139万字的三卷本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成为国内首部《李攀龙全集校注》。

从1985年第一次接受《沧溟集》点校任务，到2025年《李攀龙全集校注》出版，整整40年，李伯齐枯坐板凳，交出了无愧于跨世师友的答卷。

也不单单是李攀龙。自孔孟至陶渊明、何逊、张养浩等，李伯齐更曾遍数自先秦至清以诗文闻名的齐鲁“闻人”，钩织出齐鲁文化源流中尤为重要的文学大观。一个个闪耀齐鲁文化星空的先贤，因为李伯齐的研究而重新被人们认识和铭记，而他们也成为一位当代学人最为亲密的知己。

引入文化地理学研究

清代吴昌硕曾刻“与古为徒”之印，并题：“与古为徒、与古为新”。

真正的与古为徒，从来都是师古而不泥于古，并能够立古开新。访谈过程中，听李伯齐谈及其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心中根植着立古开新的理念。

最为典型的就是从时间到空间的学术转向。作为文学院教授，李伯齐近年曾出席一些地域文学研讨活动。实际上，其关于山东地域文学研究的成果，不仅填补了山东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开启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方向。

李伯齐回忆，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自己开始重点关注地域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于古籍整理和地方文学研究方面着力求索。

他说，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大都注重时间因素，偏重考察发展过程，而常常忽略文学生成的空间因素。研究一个作家，一般注意考察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而较少注意作为“社会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的考察。

“其实，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如果要深入探讨文学生成的环境和发展的原因，就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李伯齐由此将文化地理学概念引入研究之中，并基于这一认识撰写了《山东文学史论》一书。

“《山东文学史论》2003年出版，2022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共计增补文字13万余字。”李伯齐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发现当初研究时的诸多不足。比如《山东文学史论（增订本）》就增加了文化交融、民间神话传说、宗教文学、客籍作家等章节，完善了各个时代有影响的山东作家的论述，补充了宋金元时期的山东小说、罗贯中与明清时期的山东小说等内容。

《山东文学史论》是第一部研究齐鲁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专著，自出版以来备受学界关注，书中不少观点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征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也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李伯齐厘清了很多曾被泛泛而谈的概念。比如齐、鲁今天同属山东省，在古代却为两个文化类型区。清晰溯源，必然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又如，一般自然物事怎样影响人们的精神？李伯齐的答案是：真正给予人们精神影响的，是与自然物事相联系的文化内涵，亦即人文因素，是沉淀在自然环境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由此，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影响路径清晰可见。

诚如李伯齐的自我评价，“喜欢研究新课题，不愿意蹈常袭故。”从先秦经典到明代文学，从古籍校勘到地域文化研究，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尤为重要的是，“开新”不是凭空杜撰，而是从古人留下的材料中读出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

李伯齐的开新实践无疑是多层次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创新性地将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引入古典文学研究，系统地考察了文学生成的空间因素。把视野从普遍的文学发展规律，转向了具体的“文学地理”，从“文学在时间中演进”的传统视角，转向了“文学在空间中生成”的新维度。新的视角，让古籍材料焕发新的价值。

在研究领域方面，他专、博相济。翻读李伯齐的著作可见，其治学领域极广，从先秦诸子研究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从山东作家何逊、李攀龙、张养浩等研究到《聊斋志异》研究，从齐鲁文化与文学研究到中西文化与文学比较，著述甚为丰富。但其着力处还是古代诗歌史领域，尤其是关于中西诗歌比较、中国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独有见解而影响广泛。

更难得的是，他坚持立古与开新的辩证统一。最为典型的就是系统校勘《沧溟集》等所有存世版本，他辑佚补遗、编年考辨、详注典故与交游，纠正旧本讹漏，重估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文学史地位，扭转长期以来对其“模拟复古”的片面评价，可谓立古扎实，开新有力。

乐陶自安传薪火

李伯齐一生仰慕陶渊明，遂以“乐陶”为号。

“颜子陋巷，易于安居。容膝自乐兮，达人渊明。”李伯齐曾经如此自勉。

事实上，他早年的求学之路，并不悠然。

1940年，李伯齐生于旧时的聊城县。兵荒马乱的岁月，让他的幼年时光多颠沛流离。“3岁时家乡遭遇旱灾，全家出外逃荒，居无定所。虽然我从4岁就开始识字，但未能连续入学。直到回老家之后，才开始进入本村和邻村小学就读。”

那个年代，没有课外读物，晚间无事，上过私塾的父亲便会给他讲四书、讲孔孟。舍不得点油灯，父子二人就摸黑谈古。初中时，从曾祖留下的书箱里，李伯齐翻出《百家姓》《三字经》《左传句解》《古文释义》等古籍，开始真正接触古代典籍。

“高中阶段，语文课一度改为古代诗文，使我的文学兴趣得到进一步发展。”李伯齐回忆，1959年春节期间，学校让他和几位同学前往黄河位山工地采访，“回校后写了一篇简短通讯，报道爆破工人事迹，在《大众日报》发表”。

李伯齐与山东师范大学的缘分，在1961年到来。当年，他考入山东师范学院（即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正是在这里，李伯齐遇到了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恩师严薇青先生和庄维石先生。

大学期间，庄维石先生讲授古典文学课，李伯齐是课代表，另外还选修了庄先生的《孟子研究》课程。

“庄先生博学渊通，是难得的通家，教文学，也爱哲学。庄先生上课，虽然只拿着一个简单的提纲，但只要你仔细听、认真记，一堂课从头到尾下来，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文章。”李伯齐坦言，庄先生的治学理念与讲课艺术，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

1976年，李伯齐从当时的费县师专（即临沂师专，今临沂大学）调回母校任教，重回恩师身边并共事数十载。师长的垂范之风更让李伯齐耳濡目染，受益一生。

听说严薇青先生从教50周年时，只是一个人到大明湖走了走，李伯齐心有戚戚然；待先生从教60周年时，他坚持组织活动，为老师祝福。1992年，庄维石先生从教60周年，李伯齐亦组织聚会，省内外的学生们自发而至，深情追忆先生。此情此景，让李伯齐愈加感怀师者风度。

庄维石执教60年纪念会合影

“乐陶”是李伯齐的生活信条，更是其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谈及自己的研究视野时有拓展，他说其实很多都是情之所至、有感而为。

跟对李攀龙的研究一样，张养浩同样本非李伯齐关注的研究对象。听说张养浩墓修缮了，他和老伴儿一起前往观瞻，由是相对全面地了解到张养浩的生平事迹——一个曾经六度拒绝出仕的高官，为了抗灾毅然出仕而客死他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李伯齐被张养浩的“民本”思想震撼了，随即投入研究，撰写《张养浩评传》。

不立古，则新无根基；不开新，则古成死物；不以内心的安宁去书写，则学术只是外在于生命的工具。真正热爱古代文化的人，不会将其当作知识的堆积或职业的工具，而会将它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

2024年，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我心目中的大先生”座谈会，多位学者深情回顾了李伯齐等老师对他们的影响，而他们一致强调的是，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传授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品格力量影响学生。

86周岁的李伯齐，现今的生活淡然而自得。每天上午，他都会走出书斋，在校园和寓所周边散步。中午小憩，午后则会开始新的阅读和笔记，在与古人的对话中，寻找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声音。显然，其乐陶自安断非独善其身的隐士姿态，而是一种内在的充实与安宁。

李伯齐不仅在学问上追随古人，更在人生态度上效法古人。如果说一位学者书写“春秋”的最好方式，不是留下多少头衔，而是留下多少被后人接续的学术薪火，那么，学术的光明之路，就是在这份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吧。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