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荐丨《呐喊与彷徨：晚清民国女医者探骊》——聚焦社会巨变，系统剖析女医职业化进程轨迹

《呐喊与彷徨：晚清民国女医者探骊》

黄天骄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晚清至民国）女医群体形成、发展与历史地位的学术专著。作者聚焦社会巨变与女权运动交织的背景，系统剖析了女医职业化进程的独特轨迹。本书综合运用丰富史料（医案、报刊、档案、名录），生动还原了近代女医的奋斗历程与职业成就，深刻阐释了女医职业化作为近代化与性别关系变革的关键环节，在推动女性解放、医学科学化、公共卫生观念普及及构建现代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医学发展、女性地位与健康文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书适合医疗社会史研究者、性别史研究者阅读使用，亦适合中医药经典研习者、医药领域工作者参考学习。

编辑推荐：

1.    中国医学史书写的“男性医者视角”使女性医者一直成为被忽视的群体，未能进入主流视野。医学界对古代女医与近代女医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面貌的现象。

前言：

中国医学史书写的"男性医者视角"使女性医者一直成为被忽视的群体，未能进入主流视野。医学界对古代女医与近代女医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面貌的现象。古代女性医疗从业者，一方面被社会史/性别史学者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史中，更多展现其医学经验来源的社会因素，医事制度，与正统医学的博弈及与患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中医学者因其医学背景，更留意于《女医杂言》等医学著作，重点探讨其中的医学知识，方药理论，尽管也会提及女医个人经历，但大体上不脱离中医学术史的范畴。不过，这两种取径并非没有交集，也渐有融合之势。

中国女性接受西方医学教育始于晚清，而根植于本土的中医学

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要转折，但也承袭了传统的余绪。晚清以前的中国女性并未被排除在医学之外，即便留于史册的女医十分稀少，民间女性的医疗活动也从未断绝。传记性史料揭示了医学知识传递过程中的性别特征，作为医者的"女儿"或"妻子"，她们比一般女性拥有更加便利地阅读医书，参与疾病救治的条件。官署女医及出身医学世家的女性大多具备良好的医学素养，尤其是在妇科，产科等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领域，由女医诊疗并不违背"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而女性自身的"母爱"天性也使得她们在儿科领域大受欢迎。因此，近代女性能够相对顺利地涌入医界固然是"革命"的结果，但并非完全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有与传统接续的一面。

女性的医疗经验不仅出现在史籍与男性医家著作的只言片语中，16世纪到19世纪，一部分女医也留下了医学著述，包括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曾懿的《古欢室集》，顾德华的《花韵楼医案》及孙西台的《昼星楼医案》。将视角从群像转移到个体，探讨四位女医的生命经历，医学知识的来源与运用，行医环境及医案价值，既有助于回到历史现场，具象而生动地反映医学人物与家族，社会及时代的联系，也为女医得以在学术史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提供了切实的佐证。上述四位女医均出身于官宦世家，家族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使她们从童年时代便具有了浓厚的求知欲与阅读基础，文学与医学互不抵触，且她们的医学兴趣在婚后并未受到夫家阻拦，其患者群体大抵以家族女性为中心，有时扩散到家族男性或女性邻里，她们均汲取了当时最新的医学理论，谈允贤对丹溪学说的发挥和运用，曾懿对温病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孙西台受唐宗海影响下的中西汇通思想莫不如此。从阅读受众来讲，《古欢室集》的医理论述带有经典医书的风格，而家庭卫生部分则类似于明清以来的通俗医书，以一般民众为目标读者，有着去除艰涩理论，拓宽知识范围的倾向。

在传统社会，女性能否习医受到"父权"与"母权"的控制，这是区别于现代医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医领域传统的师承和家传方式虽仍有延续，但受卫生政策制约与医界革新意识的双重影响，其教育方式也逐渐倾向于学校模式，从早期的男女分校到男女合校，虽时间较为短暂，但这一过程打破了传统中医教育的性别畛域。女子医学教育的发展除受医疗制度影响，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推进亦关系密切。第一代女西医人数较少，受教会影响颇深，第二代女医更具有"主动性"与"本土性"。在宏观讨论之外，书中也对四所具有代表性的医学院校进行了个案研究，如中西合璧，只招收女学生的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具有教会性质的广东女医学堂(后更名为夏葛医学院)，中医为本，男女兼招的华北国医学院，专门培养产科医生的第一女子产科学校等，采用学校毕业纪念册，媒体报道等一手材料，探讨其办学宗旨，培养方式及教学成效。总体而言，20世纪后，国内开始自主兴办女子医学教育，象征着教育风气由外向内，自上而下地渗透。当然，在新旧交替的动荡年代中开展的女子医学教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经费短缺，基础教育薄弱是近代中西医教育共同面临的窒碍，而政策的倾斜又使中医教育的境况更加严峻，进而呈现出中医在野，西医在朝的局面。

医学是中国近代最先经历体制化的科学分支学科，且被置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中心位置。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与教育体制变化同样重要的是民众医疗行为与健康观念的改变。对女性而言，出于羞愧心理而不愿就医的情形至近代已有所改观，而"讳言隐疾"的情况亦时常发生。女性患者的保守倾向虽然被视为有碍解放的因素，但从另一层面也给予了女性医者施展的空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生物医学技术便不断介入到产妇的分娩过程，女性的分娩行为也从"顺其自然"转变成高度医疗化的事件，场所从家转移到医院。1910年之后，国内相继成立了多所产科医院，产科医生与新式助产士为产妇带来福音，她们也成了旧式稳婆的改造者。近代医学对女性身体的认识是一个"去神秘化"的过程，在分娩医疗，乳房解放，性病防治，戒除烟毒等进程中，国家的监督时刻存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家国同构理论下的"国民之母"从20世纪30年代增添了更多的卫生内容，女性是家庭中的"医士"，担负着调护自身和婴儿健康的重任。有关女性身体的种种变革，几乎都有女医师的"在场"。而社会中"妇女病由女医师诊察"的呼声也为医师的职业选择打上了性别烙印。女医生们在日常诊疗工作之外，也积极参与政府的卫生运动，并通过报刊媒体普及女性医疗知识，以同性理解为基础获取女性同胞的信任，循序渐进地改变其健康观念。

报刊是连接医者与患者的媒介，借助医药广告吸引患者成为近代医疗行业的鲜明特色。从广告宣传策略而言，女中医多强调家学渊源，女西医则倾向于教育经历和医院条件的介绍。除由医生本人或医院发布广告外，一些报刊也会以患者鸣谢形式，透过第三者视角彰显其医术，增强可信度。大量的广告亦反映出女医在妇科，儿科之外，仍有其他擅长领域，且中西有别。近代报刊承载着大量社会发展变化的信息，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包容性使女医者的形象变得立体而丰富，她们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传递知识的教育者，并致力于社会服务和改良活动，积极参与疾病防疫，卫生知识普及，战伤救助，并且在旧俗改造，妇女解放等方面贡献良多，其影响超出医学范畴。与此同时，女医在行医生涯中面临的诉讼纠纷，身体侵犯及自身对婚姻与职业的忧虑则昭示出，在整体文明程度相对有限的环境中，女性职业化和社会解放并不必然给职业女性带来自由，快乐的生活，身处困境，不断抗争的女医者们亦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曲折探索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