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称其为“六朝楷书之冠”,“登百峰山诗残碑”如何入藏故宫

大众报业·齐鲁壹点    2026-04-11 12:44:37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块“北魏登百峰山诗残碑”,此碑原在山东青州玲珑山,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对此碑书法推崇备至,称其为“传世元魏楷书第一”“六朝楷书之冠”。那么此碑是如何进入故宫博物院的呢?它又是谁书写的呢?

残碑进京

郑道昭(455年—516年),字僖伯,北魏荥阳开封人。北魏延昌二年至四年(513年—515年)任青州刺史,在任期间与其僚属在青州玲珑山刊刻了“白驹谷题刻”“登百峰山诗碑”“白云堂解易老题刻”“玄寺题刻”“哀子诗题刻”“解衣冠题刻”。其中“白驹谷题刻”、“白云堂解易老题刻”和“玄寺题刻”尚存山中,而“哀子诗题刻”仅见于记载,“解衣冠题刻”不知所踪,“登百峰山诗碑”则仅存上半截,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魏登百峰山诗残碑”。

玲珑山,位于青州城西南约15公里,古称石膏山,又叫百峰山、北峰山,今称玲珑山。玲珑山北魏刻石自刊刻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湮没无闻,少为人知。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1081年—1129年),曾在青州屏居生活十余年,平日悉心搜求、遍访金石,可在其《金石录》中,仅著录了“后魏郑道昭《哀子诗》,延昌四年”题刻一则,既没有说明地点,也没有录其内容,对玲珑山其余题刻更是一字未提。

究其原因,大概北宋时期,玲珑山尚非名山胜迹,山势陡峭、路径荒僻,所以人迹罕至。赵明诚虽久居青州、遍访金石,却可能并未亲身登临此山,故而对山中石刻全貌并不清楚。此后,受扬帖抑碑的影响,玲珑山刻石也未引起后人重视,故又沉寂山林数百年。

直至清代,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仅著录“郑道昭白驹谷题名”;段松苓《益都金石记》亦只收录此篇,但段氏却从“康熙十一年游北峰山记碑”中得知山上尚有“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刻”线索,可惜未能寻访求证。后来青州拔贡丁培基与寿光廪贡隋其昌上山悉心访求,终于寻得,遂将其补录于段氏“白驹谷题名”之后。

清代光绪《益都县图志》为首部全面收录玲珑山刻石的地方志,包括“白驹谷题名”“白云堂题名”“解衣冠处题刻”“登百峰山诗残碑”。其中关于“登百峰山诗残碑”,它是这样记载的:“断碑一,疑即郑僖伯游山诗,石归宗室盛氏。并侧。年月缺,书法似郑道昭。”

《益都县图志》是由前后两任益都知县张承燮和李祖年主修,法伟堂总纂,孙文楷校补的一部地方志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举人张承燮出任益都知县,倡修《益都县图志》,并延请法伟堂任主纂。光绪二十八(1902年)李祖年继任,又聘请孙文楷进行校补,并于三十三年秋刊印。

为什么要讲《益都县图志》的成书背景呢?因为它关系到“登百峰山诗残碑”离开青州的时间。《益都县图志》说“石归宗室盛氏”。又据罗振玉《石交录》:“宗室伯羲祭酒盛昱,藏魏残石,但存上截,前题‘诗五言登百峰山’,书势清劲隽妙,如山东掖县荥阳郑氏诸刻,盖亦道昭书。”由此可知,宗室盛氏,即爱新觉罗·盛昱,他字伯熙,又作伯羲、伯希,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据《清史稿》记载,光绪十四年,盛昱以国子祭酒“典试山东”。同年他与山东巡抚张曜在青州倡捐创建“海岱书院”,并亲题匾额。由此可以推测:益都官方在修纂《益都县图志》过程中访得此石,恰逢盛昱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来山东主持乡试,又到青州与巡抚张曜筹办海岱书院,盛昱见到此碑甚是喜欢,于是益都官员就把它赠予了盛昱。

此推测在史学家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可得印证:“郑道昭有百峰山诗残石,旧在山东益都。盛伯羲典试齐鲁,门下士取以为献。”“门下士”即门生、学生,盛昱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长官,又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凡是科举出身的山东地方官,都可称其“门生”。《益都县图志》为官修方志,志中明确记载石归盛昱,可见此事绝非下层人员私自授受,而是经由地方官认可或亲自赠予盛昱。“登百峰山诗残碑”就这样进京了。

流传过程

盛昱得到此碑后极为珍爱,将其藏于“郁华阁”。他虽交游广阔、友人众多,却从不轻易示人传拓,所以此碑拓本流传甚稀。民国建立,国体变更,王室日渐衰微,宗室家道随之零落。盛昱后人迫于生计,出售旧宅,此碑也随之易主,于1914年秋被临清人徐坊购藏。

徐坊(1864年—1916年),字士言,号梧生,1913年后,他以清室遗老身份在逊帝溥仪小朝廷任毓庆宫行走,担任溥仪的汉文教师,民国五年(1916年)因病去世。卒后藏品逐渐流散,此碑又归于张伯英。

张伯英(1871年—1949年),字勺圃、少溥,号云龙山民、东涯老人,江苏徐州铜山人。早年中举,曾任北洋政府陆军部秘书、国务院秘书长等职。1926年辞官后居京,以鬻字、鉴藏、著述为生。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清末民初,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他还精于碑帖评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著录“登百峰山诗残碑”拓片,碑阳与碑侧拓文间有张伯英题跋考释一款:“光绪间平利张云心承燮知益都,访得此石,为宗室伯羲祭酒购运京师,彼时无铁道,毡包席裹,远行千里致之,之难可知。祭酒珍之,不轻与人拓,故少传本。甲寅(1914年)秋,石归临清徐梧生氏……梧生谓即郑道昭书,予谓非一人,其笔法有异。然可见北朝工书者之多矣”。由此跋文可知,徐坊认为此碑为郑道昭所书,张伯英却认为“笔法有异”,书写者应另有其人。

此后,此碑又入满洲镶蓝旗人荣厚之手,珍藏于“冠斝楼”。荣厚,字叔章,号朴斋,民国及伪满时期历任财政要职,精于金石鉴赏,富藏碑帖彝器,是当时北方知名的收藏家。1945年荣厚去世后,此碑一度下落不明。

据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郭玉海《登百峰山诗残碑》一文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普访传拓北京地区碑刻,于北京市“西城区后泥洼胡同二〇号伊宅”发现此碑并传拓,然未记录伊姓究属何人。1957年该碑入藏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仅为“购入”,没有记录更多信息。

除盛昱、徐坊、张伯英、荣厚先后收藏此碑外,鲁迅等人也有藏拓并著录;而考证最详、推崇最高者当数罗振玉。他在《石交录》《贞松老人外集》中不仅详细记述了此碑的辗转经过,更对其书法推崇备至,称其为“传世元魏楷书第一”“六朝楷书之冠”。他说:“宗室伯羲祭酒盛昱,藏魏残石,但存上截,前题‘诗五言登百峰山’,书势清劲隽妙……祭酒矜惜,不轻拓墨,故流传至少。后祭酒嗣人售宅,此石遂为临清徐氏所有,寻由徐氏归铜山张氏,近又由张氏归长白荣氏。予定为传世元魏楷书第一。”又说:“石存上少半截,字大二寸,劲健浩逸,为六朝楷书之冠。”罗振玉最初认为此碑为郑道昭所书,后据碑侧文字“平东府兼外兵参军”细加考证,修正观点,认为诗为郑道昭所作,书写者则为郑道昭麾下僚属。

书写者是谁

那么此碑真正的书写者究竟是谁呢?

玲珑山刻石自被发现以来,多被认为是郑道昭所书,此说沿袭已久,但张伯英、罗振玉等人也提出过疑问,原因就是玲珑山刻石与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诸刻风格悬殊,差异明显。

刘海粟在《读郑道昭碑记五记》中曾说:一位书法家前后期有变化,包括暮年突然变化,极为自然;一人同时有两种以上面目,也屡见不鲜。但前后期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之间,也会有共性。突然大变,与前作全不衔接,后者又仅一例,不禁令人心生疑惑。其中有一种或为他人代笔。

1983年至1984年,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云峰刻石”(含玲珑山刻石)开展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此次调查不仅确定了由郑道昭亲自手书的石刻,还认为玲珑山“登百峰山诗碑”与“白驹谷题名”书风统一,而与其他三山截然不同,当是郑道昭任青州刺史时的僚属书丹。

金石学家赖非先生撰文称:“这一组刻石(白驹谷刻石),体方笔厚,沉着苍老,结体宽博端正,能于稳健中见到飞逸的神态。行笔轻重和谐,既不显得板滞,也不失之飘浮。这样的方笔书体,与云峰山、大基山和天柱山北魏各组刻石笔意相违,风貌迥异,多无共同之处。试想,一位书家,怎能在从光州到青州任职的短暂时间里,书体竟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不但不是郑道昭手书,也不是他任光州刺史时那些书丹过摩崖的人们的作品,当是郑道昭任青州时的僚属所书。”除了从书法风格上得出上述判断外,支撑这一结论更为有力的实物证据,正是“登百峰山诗残碑”。

此碑原在“白驹谷题名”崖壁的上方,立碑座槽至今尚存。碑仅存上半段,残高78厘米、宽77厘米。正书。存9行61字,其中8行在碑阳,1行在碑左侧。无年月、无撰者、无书丹人,根据郑道昭任职青州刺史的时间,推测刻于北魏延昌二年至延昌四年(513年—515年)间。

此碑虽文字残缺、信息不全,其体例与文风却与郑道昭《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一致。二诗标题之下,均署有郑道昭姓名,如《观海童诗》题作:“诗五言登云峰山观海童郑道昭作”。“登百峰山诗残碑”首题则为“诗五言登百峰山”(下残),依例其下亦应署郑道昭之名。

碑左侧残存文字为:“平东府兼外兵参军”(下缺),下面应该是这位参军的姓名。“平东府”为平东将军府之省称。《魏书·官氏志》: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诸征镇大将军依品开府,以置佐吏”。郑道昭以光州刺史、加平东将军而转任青州,将军如故,故仍置平东府,此“外兵参军”即是他府中僚属。

史载郑道昭“好为诗赋”,云峰诸山郑道昭所作诗文均题署名,“登百峰山诗”与其在光州时所作诗文风格、体例相合。由此可推测,此诗也应为郑道昭所作,那么碑侧这位参军极有可能就是书丹人。“白驹谷题名”与此碑书风一致,也应出自这位参军之手。

“登百峰山诗残碑”自青州深山访得,历经数代名家辗转递藏,最终入藏故宫博物院,这本身就是一段足以称道的金石传奇。它虽残缺不全,却为考证玲珑山刻石的真正作者,提供了最为直接、关键的实物证据。其书写者虽是郑道昭麾下一名普通僚属,书法却被罗振玉等历代金石大家推崇,由此可证张伯英所言“北朝工书者之众”不虚,也可窥北魏书法人才辈出、书风昌盛之面貌。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张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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