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冷静典雅之笔，摹写“大唐双子星”——周文翰新作《无根鸟：李白传》《向海寻鲸：杜甫传》出版

近期，作家、历史学者周文翰的李杜双传《无根鸟：李白传》《向海寻鲸：杜甫传》相继由天喜文化与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周文翰深耕古代文人传记系列的新成果，继《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洞中人：王羲之传》《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等之后，对“大唐双子星”的全新摹写。日前，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周文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心得感悟。

>>>两个关键词

凸显诗人性格与人生差异

记者：李白一生漫游无定、仕途坎坷，您用“无根鸟”定义他，除了地理漂泊，还有哪些层面的“无根”，是您想传递给读者的？

周文翰：其实不仅仅是地理上，李白总是在移动，给人居无定所的感觉，他其实没有家庭观念、故乡观念，给人“无根”的感觉。他很少在诗歌中写到他的父母、儿女，偶尔写到妻子或儿女，但很少；大部分的诗歌其实都是在抒发自己的郁闷、得意、欢快、憋屈，他关注的是自我。这种飘忽不定的状态贯穿了他的一生。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李白诗歌里从来没有提过他母亲，他母亲可能出身卑微，而且早早过世或离家了，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从小没有母爱，和父亲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所以他离开家以后就再没有回过老家。可以想象，家庭的环境决定了他可能没有根系依恋的感觉。

另一方面，李白是商人子弟，在唐代前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他终生都处于向高官显贵上书以寻求他们举荐的状态，需要依赖别人，但他内心又对这种依赖愤怒不满，在这种委曲求全与内心的愤懑之间来回横跳，他内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非常扭曲。我觉得这些都导致了他的飘浮感，那种忽上忽下的感觉特别强烈，他很难跟人维系一个稳定长久的关系，杜甫写过好几首怀念他的诗，但他很少回复，我觉得跟他这个状态有关系。

记者：李白是“无根鸟”，杜甫是“寻鲸人”，您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定义李杜，创作时是如何构思这组意象的？想通过意象对比，凸显两人怎样的性格与人生差异？

周文翰：李白经常提到他是大鹏鸟，他要飞到九天之上、要俯瞰人间、要直上青云，写过很多鸟的意象；而且我觉得他的人生、命运跟鸟是很相像的，他一生都在飘来飘去，他不回家乡也不思念父母亲人，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所以就用了“无根鸟”这个意象，象征李白一生的状态。

而为杜甫取“向海寻鲸”的题目，是因为我注意到，杜甫十八九岁时曾去吴越之地旅游，他可能在南京或江苏某地的江边看见有人出海，他一度也想跟着大船去出海，想看看先贤描述的所谓仙山、海岛、鲸鱼、大鳖。可能他犹豫太冒险了，或是因没有告诉父母，最终取消了这个计划，到了晚年他对这些事念念不忘，在诗里写过。我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没有实现的梦想，记忆非常深刻。

其次，我觉得杜甫生活中是比较忐忑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诗坛或者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诗歌能不能流传下去，最终带着一种惶惑无奈的心情过世。有意思的是，他逝世四五十年之后，韩愈、白居易等把他标举为唐代最重要的诗人，他变成了我们文化史或诗歌史中的一条大鲸，成了万众瞩目的人。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前一个梦想变成了永远的遗憾，后一个是他不知道的结果变成了真实。我就想用“寻鲸”这样的概念，一语双关映射一下。

记者：李杜身处盛唐转衰的关键时期，您在书写两人传记时，如何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结合，让读者读懂盛唐气象与乱世悲凉？

周文翰：乱世悲凉杜甫感知更深。杜甫少年生活在洛阳，世家大族出身，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朝的著名文士。前半生，他生活优裕，无忧无虑，亲眼见证了大唐盛世的样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他生活在长安附近，亲历盛世与乱世的强烈对比，是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他就此写了很多诗，至今还为人们传诵。

李白对盛世和乱世的体验没有杜甫深刻。数次出入长安，李白只是过客，一方面没有杜甫待得那么久，另一方面，李白实际上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老想着建功立业，觉得乱世反而是机会，所以才投入到永王李璘阵营，成了叛臣贼子。李白没有像杜甫那么深刻体会到时代的变化，或者他对时人生活的共情能力没那么强，始终更关注自身的机遇和情绪，他不像杜甫带着关切的温和的眼光看待世人的生存和苦难。

>>>为文人作传

共情悲欢，获得愉悦和启发

记者：您觉得李白的“无根”与杜甫的“寻鲸”，本质上都是古代文人的理想困境，这种困境对当下的读者，有哪些现实启示？

周文翰：我觉得，古人的很多生活困境和当代其实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李白是因为户籍没法参加科考，我最近感触很深的是，我家小孩现在10岁，原来小区里一块玩的小朋友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只能去旁边的天津上学或者回老家读书，其实我们当代人也会被户籍所限制。像杜甫因生活所困要去讨好别人，但是又老说不到位的情态，其实现代人也有相似之处。另外一方面，李白在诗歌里表现的飞到九天之上的境界，或者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欢快清新的诗歌，也会带动我们去感知自然万物。我们现在仍然读李白和杜甫的诗，是因为感情是共通的，我们能由他们的诗歌引发共情，这些共同的感受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也是我写作的意义，它们仍会对当代人产生影响，我们仍然能通过阅读得到知识和情感上的愉悦，或者哲理上的启发，我觉得这是刺激我写作的因素。

记者：您先后创作了苏东坡、李清照、文徵明、李白、杜甫等多位文人传记，选择传主有怎样的标准吗？

周文翰：我原来有个大计划，特别雄心勃勃，想每个朝代写一个人。明代我选了文徵明，元代写了赵孟頫，宋代选了苏东坡。某个朝代选具体的人的时候，实际上有我个人的情感或兴趣趋向，比如明代唐伯虎、董其昌也可以选，大众可能更知道唐伯虎，但我偏偏选了文徵明。我更喜欢文徵明，也对文徵明生活的苏州感兴趣。在写文徵明的过程中，我发现文徵明的书法、绘画受赵孟頫影响特别大，但他很少提这一点，后来发现是因为“政治正确”，赵孟頫出仕元朝算是“贰臣”。我由此对赵孟頫产生了兴趣，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贰臣”，有没有自己的故事……去看他的年谱和诗文集，我发现赵孟頫的一生被出仕问题困扰，他有意掩藏了前半生的经历，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多隐秘，希望把它们写出来，把他掩盖的那些事实挖掘出来，让现代人去认识一下，更好地理解这个远比书画家复杂的人。

记者：在史料考据与文学表达之间，您是如何把握平衡的？如何避免过度虚构，又能让文字不生硬枯燥？

周文翰：我写的是严肃传记，希望用冷静、克制、典雅的语言来写，尽量不虚构。我的书里几乎没有虚构成分，偶尔有虚构嫌疑的，其实是有时写一些内心独白，但我写内心独白有个特点，我不写他在想什么，而是一一罗列他面临的几种选择，把他做某个选择的几种理由平行列出来，让读者去思考和选择。这是我唯一有点虚构嫌疑的，其他都是真实的，我严格按照史料来写。

其次，我希望用典雅的汉语来写，不用流行语。我已经写了十来个人，我的传记里没有用过一句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流行语两三年后就过时了，我希望我的书十年、几十年后仍是有价值的，仍然有人读，不会因为流行语让人觉得轻浮，这是我的追求。

再者，我尽量不在传记的正文里进行评论，我不评论传主的好与坏、他的选择对还是错，或者他的对手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是平静地把他们做了什么用尽量客观的语气陈述出来，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我不夸传主，也不拔高一些选择的价值或意义，只描摹他生活时的真实状态，没必要强行给他赋予意义，或把他的选择合理化。当然，一些观点性的东西，我会放在前言、后记里简单一说，或者发在我的公众号上，但传记正文里我尽量不表露个人喜好、对错评价。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