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梦的感慨里，读懂不惑的东坡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39岁的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写下“诗酒趁年华”的词作。在密州的作品里，他一再絮叨自己的梦，对时间与生命终未能释然于怀。

让我们随苏轼在山东前后的人生轨迹，看他如何以“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的智慧，将自我投射在大化流衍之中，与命运中的风浪和平共处。

诗酒趁年华

“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虚掷。四时之变，无如此节者。”1078年重阳节前后，42岁的徐州知州苏轼，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如是说。

清明节前，古有寒食节。《荆楚岁时记》说：“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这个节又称为“百五节”，或又称“冷节”。如今寒食早已不算什么正规节日了，可在宋代时还曾列为三大节之一，与冬至、元日并列。

为何苏东坡会这么珍惜寒食节？这是因为寒食节和重阳节在四季轮回中具有独特的时空节点意义——

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到两天，此时春已深，万物复苏，是生命轮回的转折点；而重阳节在农历九月初九，阳气式微，正是沉潜与收获时。这两个节日恰好位于春、秋之末，承载着天地间季节转换的趣味。

在徐州之前，自称“天涯倦客”的苏轼在密州任职。当时的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如今的诸城是一个普通又充满生机的县城，可说起它的旧时风貌，可谓暗蕴不凡。从琅琊郡首府到宋密州的州城，苏轼的到来，为此地增添了文化滤镜。

公元1074年冬到1077年春，正值壮年、意气风发的苏轼到密州任太守。开局并不顺利，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的“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

问题多多，苏轼却有办法迎刃而解。他注重调研，行事果决，体恤民生，担忧世风，只用了一年左右时间，便把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终于得闲的他，在秋冬之际将北城墙上原有的一座已经颓废的古台修葺好，请在济南为官的弟弟苏辙命名。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取名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

苏轼作《超然台记》详细补充，并贡献了后人玩味不已的名句：“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又是一年清明到。苏轼约请一批好友在超然台游玩，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通过被后世称为“密州四曲”的千古名作——《水调歌头》《望江南·超然台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我们看到如一面多棱镜的苏轼，他的作品中折射出不同的精神光彩，却又统一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之中。这种多面性矛盾又丰富，分裂且和谐。

为文、为官的经历，促使苏轼对人生的感悟，渐渐从量变转向质变。40岁之前的他，无论是叙述日常生活还是抒发情怀的诗中，在传递对时间的感觉时，总有一股如梦一样的潜流，静水深行。

苏轼将人生视为梦幻，时间自然也像梦那样空洞。在密州前后，他对往事如梦的感觉骤然在诗词中多了起来——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送春》里说：“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晖。”

《寄吕穆仲寺丞》：“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觉来身世都是梦。”

《中秋见月和子由》：“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次韵答顿起》其一：“殿庐直宿真如梦，犹记忧时策万言。”

《人日猎城南……》：“青春还一梦，余年真过鸟。”

《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旧事真成一梦过，高谈为洗五年忙。”

尽管苏轼已看透“人间何者非梦幻”，可他无法真正超越时间。他一再絮叨人生如梦这一命题，也可见他对时间与生命终未能释然于怀。

人生看得几清明

四十岁，是个有趣的年纪。不惑之年，每一步没有白走的。

苏东坡便是如此，40岁的他被从密州调到徐州。他写给继任者孔宗翰一首告别诗。“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苏轼一路往南，看到密州大地上，本该五谷丰登的秋季，眼前却是庄稼稀疏、麦种匮乏的荒凉景象。“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这十个字如同一把利刃，剖开了苏轼的内心。这种愧疚不是作秀，而是源于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共情。

到徐州上任之初，黄河泛滥至徐州城下，苏轼带领百姓努力抗洪，“劳苦纷纷”，甚至有“几已为鱼”的生命之虞。但他以出类拔萃的聪明才干、不预不立的执政理念，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取得了卓尔不群的政绩。第二年清明，苏轼继续写诗给孔宗翰。这首《东栏梨花》如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苏轼写梨花，何尝不是写自己。他一生正道直行，坦荡如砥，却屡遭贬谪，身处政治漩涡。这株在东栏边静静开放的洁白梨花，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它不像“颠狂柳絮”那样随风逐流，也不像“轻薄桃花”那样追逐春光，而是在角落里坚守着自己的清白与孤高。

写此诗时，苏轼已历经母亲、妻子、父亲相继离世的打击，又因新旧党争而外放地方。人生的大起大落让他对世事有了更深的体悟，心境也从早年的锋芒毕露转向了淡然与超脱。梨花的“淡白”契合了他此时看淡名利、超然物外的心境。

诗句之末的“清明”，一语双关，既指清澈明朗的春光，也指清醒澄澈的人生境界。苏轼感叹人生短暂，能有多少次机会看清这世间的繁华与虚妄，又能有多少次机会保持内心的清明与通透呢？

这样的明快之下，对人生与梦的思索也深了一层。1078年秋，苏轼夜宿燕子楼，写下“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的诗句。苏东坡在梦里遇到曾在燕子楼盘桓的唐代尚书小妾关盼盼，人生如梦的本质并未改变。谁又能真正从人生大梦中觉醒？人们只是在旧欢新怨中轮回，无法超脱。

打击，总像电影里设置好的情节，接踵而至。在徐州待了不足两年，苏轼经历人生大挫折“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这时，他从儒、道家，转向佛家。他在住所东坡开荒种地，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一蓑烟雨任平生

困居黄州，1082年寒食节来临之际，苏轼写下两首五言诗，并书写出著名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生活环境如此不堪；“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心情更是如同死灰。

若一直如此消沉下去，那便不是苏东坡了。

此时，苏东坡对人生的思索，已更上一层楼。1080年，他被贬去黄州后，曾为蜀僧宝月作《胜相院经藏记》。偈言：“我游多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

苏东坡彻底悟透了。人在梦中自然不知是梦，而既已觉，则梦已幻灭，又何必斤斤于觉梦呢？当他了悟这一点时，就倏然超越了人生如梦的命题，达到一个大自在的境地，诗中不再有对时间的感觉。他在《胜相院经藏记》中发愿要“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诸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这似乎是他后半生的人生宣言。

由此观照，45岁那年清明，在山东曾主张“诗酒趁年华”的苏东坡，一边在《黄州寒食帖》中感慨生活艰难，一边写下《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谁怕？”这两个字最令人击节。这声叩问，系于“如梦”的虚无与“慎不可虚掷”的执着之间，所达成的微妙平衡。四个月后，苏轼举起酒杯，奠祭的不仅是雄姿英发的周瑜，还有亘古永存的江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一楠认为，此时的苏轼，处于了无所待的境界，他从万物同一的角度看待人生，认为得道者应取消分别之见，与物相通、乘物以游心、最终游于物外，如此使有涯之生向无限的宇宙生命敞开。他那“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的书写，试图在心灵中解构变化，与命运中的风浪和平共处，将与虚舟合而为一的自我投射在大化流衍之中、停留在洞箫一曲的片刻永恒中。

而这一切，与密州层层叠叠的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愿我们能和苏东坡一样，在春和景明的日子里，抵达不惑。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实习生 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