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

提到“国学”或者“传统文化”，多数人想到的也许是唐诗宋词，也许是汉服书法。文史学者刘梦溪在新书《六经智慧：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中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

“六经”最初称“六艺”，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现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经典。《乐》这一经没有文本传下来，因此为“五经”，但直到清代，学者习惯上仍然称之为“六经”。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六经”成书时间约在殷周时期，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易经》相传为伏羲画卦，那就要推到四五千年前了。“六经”都经过孔子整理删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本。

刘梦溪曾表示：“于今思之，中国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理。这些价值论理的精神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他认为，所谓学有本末，就中国学问的次第而言，六经就是本；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中国学问的源流来说，“六经”就是初。

为此，刘梦溪从“六经”即“六艺”中，抽绎出爱敬、诚信、忠恕、知耻、和同、狂狷等价值理念，分别进行阐释，以期建构中国文化核心观念的价值系统。

“爱敬”中，“敬”是人事与个人修养的根本。它不仅是礼的精神内核，更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正如《易经》所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意味着，“敬”是向内的自我约束，使内心正直；“义”是向外的行为准则，使处事得当。刘梦溪曾举例，夫妻之间如果光有爱没有敬，爱便不会持久。

“诚信”中，《易经》有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刘梦溪认为，“诚”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对一个人的修为和健全人格的养成而言，“诚”居于核心的位置。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总是内在有诚，外面才有信。诚信品质的建构，诚是先在的精神本体。“诚”而能立，精神的本我就自在自足了。“立诚”是“居业”的前提，“忠信”是“进德”的前提，“诚信”二字，是人的一生成败得失的关键，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人类应该共守的公德。

“忠恕”中，“忠”是内在的道德律令，是“为人谋而忠”；“恕”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是孔子学说的“一以贯之”之处。刘梦溪认为“恕”这个价值理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异量之美”。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思想。

“知耻”直接关乎“修身之本”。将“知耻”和“勇”联系起来，是由于礼义的初萌和饮食有关。食物不是极大丰富的历史条件下，遇有食不果腹的情况，或者有美味降临，不同的人面对食物表现出的各种情态，常常是德行的高下、有修养和没有修养的一个标尺。“勇”这种“达德”，是由于“知耻”而近乎勇。如果将“勇”用于“争饮食”，就不是什么好的品质了。

“和同”中，“和同”也是中华文化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刘梦溪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夸大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在人类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如此，人和人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才可以沟通，不同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

如果对“狂者”和“狷者”试作现代的分疏，则“狂者”体现的更多是意志的自由，“狷者”代表的更多是意志的独立。刘梦溪通过对“狂者精神”的历史考察发现，凡是“狂者精神”得以张扬发抒的历史时刻，大都是中国历史上创造力喷涌、人才辈出、艺术与人文的精神成果集中结晶的时代。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